晚年的启功先生（吴霖摄于1990年代）

与启功先生交游不算多，但也不算很少。自己是不能妄称为启先生学生的，但每次见面，总会顺便请教问题一二。这些问题，多是自己平日在看闲书中所积攒的疑问，属于“有备而来”。于启先生而言，则相当于被“突然袭击”，不可能事先准备。但每一次的请教，总会有比较肯定的答复。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一个词的原意，他马上告诉我，可以到某一本书中某一章节去找出处。启先生平时在外待人接物，多给人以幽默快乐的形象，但在平时交谈中，非常平实，从不倚老卖老，更不故作高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与对方平等交流，加之一口圆润的北京话儿，抑扬顿挫，婉转有致。与之交谈，往往如沐春风。

与他见面算不上多，但我也当面见过他两次发火。一次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门卫打电话进来，说有秘书某某求见，启先生很疑惑，盖与秘书所在单位素无往来。与之通话，秘书云奉领导某某之命前来求字。启先生温言婉拒，但对方似乎不依不饶，正在交谈中，启先生陡然说话声高，当场拒绝。另一次是某名人（恕不点名）未事先联系，擅自带了陌生人到小红楼。启先生在两人走后，也是冒火批评之。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小动物再老实，你老用棍子捅它，它也会龇牙。”

那时我因骑车上下班，每天往返于清华东路学院路的林大与府右街之间，北师大是必经之地，偶尔会兴之所起“突袭”拜访老先生。如，日记载：“下午直奔启功处，在。聊一下午。”（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去启功家，聊了一个多小时。启老赠我《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师大九十年校庆。”（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进出北师大校区，如从府右街向北走，我总是从铁狮子坟的东门（大门）进，从北太平庄的北门（小门）出。

我给启功先生写过多篇稿，最长的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日记：“《启功》一稿抄改完，共二万四千字。”这一篇，后来以“书法大师的悲欢交响曲”为题收入我的第一本书《名人采访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中。

初次见面时，启先生对我称呼他“启老”回以“岂敢”，并非只是礼貌上的客气，一当然是有谐音上的幽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后来彼此熟悉后他才告诉我的：他其实一向不喜欢别人叫他启老，大约是不喜欢那个“老”字。启先生希望别人称呼他的，是“先生”两字，一则普通，少长咸宜；二则他本身是个教了一辈子书的教师。教师者，先生也。记得与启先生住一起照拂他日常生活的景怀大哥对外人称他时也是以“先生”相称的。但我好像一直以“启老”称呼他，在付诸文字时则一贯以“启先生”行文，总以为这样才能更表达我的尊重。叫他“启老”虽然稍稍有违尊意，但时间一长，他似乎也就默然了并无不悦。

回忆曾与启先生的交谈，林林总总，似乎并无局限。我与他曾经“躲”到师大招待所中，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他用数小时比较系统的漫谈了自己的家世和一生。那一次，经启先生同意是有录音的。那次的录音，构成了我写启功长文的骨干。那篇文章，在一九九二年可能是最长的一篇，且因为其中有好些细节是初次披露，故发表后，颇得了一些好评。稿子按照行内的规矩，是经他本人审阅过的。与如今多种启功传记纷纷问世相比，我大约可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曾对启功先生说我第一次听说“启功”大名，还是因为林散之。原由是这样的，在“文革”后期，南京的书法家林散之仿佛横空出世，以草书暴得大名，以至于各种逸事流传纷纷。南京的父执毛治平先生对林字甚为推崇，曾对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讲过一个小故事，云：北京有个大书家叫启功，因病卧床，某一日偶然得见林散之草书真迹，当场坐起，病也霍然而愈，云云。关于此事，我专门求证过启先生，他说林老的草书的确是好。但对其余部分，只是微微一笑，并未给出答案。

启先生跟我仔细谈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兰亭集序》真伪争论的背景，以及与自己相关的始末；也谈过如何欣赏范宽《溪山行旅图》的佳妙。在他的客厅兼书房中，就悬挂着一幅“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作为书法“帖派”的代表人物，他讲过碑、帖两派的争论要点，他自己的观点也毫不含糊。甚至还聊起过如何寻找汉字间架结构中的“黄金分割线”，乃至如何握笔、如何磨墨等等。当然也会偶涉时事、兼及人物。对于古人，他的月旦会很直接，往往一步到位。但对于时人，他还是点到为止的。他对我正在进行为老文化人以文字速写留真的工作很是肯定，并积极支持。他向我推荐过两人，一位是他的邻居钟敬文，另一位是他少年时代的玩伴王世襄。后者，他还当即打了电话过去，说明事项，并让我与王先生直接通话约时间。

我从北京选择返回上海，我跟老先生是说过原由的。后来多次回过北京，只有第一次因有事去找过他，他开口第一句就问我父母还好吗。一个小细节，说明他记性仍然极好，且自己高龄仍会关心他人。对此，我惟有感念情动。启先生的书法，是书家字，但更是文人字，我是很喜欢的。他的书法行情在那些年中日涨夜涨，但我从未开口向他求过字。我有先生大著数种，悉由他主动相赠。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去北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处，先生以《启功韵语》一册见赠。是书竖版繁体，前有铜版纸印墨迹多帧，颇为可观。一九八九年一版一印，精装，印数五千。有一可噱处，该书后有出版社所附铅印勘误表活页一张，数了数，达二十二处。但，此表仍是有误的，因此，启先生又亲自在勘误表上再勘误了一次，并用笔一一改正之。那天，启先生还向我出示了一册未刊诗稿，诵读数首，对其中一首，我表示欢喜，启先生便用我的钢笔，在是书首页给我抄写了此诗：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

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

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

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

落款：“杂诗之一，书奉吴霖同志哂正，启功”。如今，这诗、这字、这书，都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启先生极少出门，而且，除了老朋友的电话，启先生是难得与外界联络的。并非刻意追求修身养性，他实在需要的，是清静。

白天的喧嚣过去之后，夜晚，启先生却仍然时常失眠。大凡读过《启功韵语》的读者，相信都还会记得数年前启先生有关失眠的戏作，多达八首。现在，失眠又开始打扰启老了。

于是，但逢夜阑更深而不能寐时，启先生便或听收音机，或握卷细读，直到实在困了乏了，才能睡上一会儿。就象他曾写到过的:“何须求睡稳，一榻本糊涂。”可是，睡不好觉的滋味，实在是令人烦恼不堪的。

有人曾寄材料至启先生所在的师大，称某处某人在伪造启功作品云云。校方拟沿线索去顺藤摸瓜一番，未想，启先生却莞尔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不值一查。”

又曾经，启先生和谢稚柳先生被邀宴于深圳，席上，主人称自己珍藏一幅启先生书法，想请他看一下。启先生当时笑曰：“不用看了，写得不好的，必是我写的；写得好的，想必是假的。”一番戏谑之语，顿时惊了四座。

启先生接着悠然地说：“倘是真品，无所谓好坏。如是假冒的，必刻意求工求精。”谢稚柳一听，拊掌称妙。其实，赝品再如何模仿，又如何能得启先生手迹之风采万分之一呢？！

还有一事也属奇事：某人周游山东兜售启功书法条幅若干，每幅仅数千金。买者大喜，便宜买到了好货，焉能不喜？！遂派专人赴京，直奔荣宝斋装裱。未想，见多识广的师傅一眼看过，便告之：假的！

买者不信，径奔师大而来。又鉴定之，始知荣宝斋不谬。买者痛心疾首之极。启先生知道后，便送了一幅字与其。买者遂欢天喜地而去，此番所持者，真迹不容置疑耳。

对频频出现的假冒事件，启先生总含蓄地说：“这位（些？）‘朋友’大概是短钱化了。对此事，我不追究。”其实，启先生何曾希望署上自己大名的“假冒伪劣”货色去招摇撞骗。后来，他说了真心话：“要想追究，也追究不过来，化不起那个精力呵。”或许，那些假启功还很盼望真启功能诉诸公堂呢，果如此，他们岂不是皆能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了。

让启先生最为烦恼的，是另一类假冒。某日，一位台湾人对启先生恭敬地说他花了上万美金，求得几幅明清书法精品，上面还有启功的鉴定题跋。在启先生的众多头衔中，其中一个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但凡经他过眼的文物，当是有一言九鼎的分量的。

启先生一听此事，便赶紧声明：“我从未在这几件上题过！”其实，这几幅作品还真曾被启先生过眼过。只是当时启先生一眼便认定是赝品，便拒绝了题跋。他又怎样想到，仅隔数日之后，该作品竟会被另一个“启功”题上了。

对这件事，启先生非常有意见。他说：“造假古画，本来就是错。假冒我的题跋，使我成了假见证，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

对这些已明显侵害了启功的违法行为，启先生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对策。不过，他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古字画上有我的题跋，就轻易相信。至少，可以拍成照片寄给我看一看，以辨真伪，免得吃亏上当。而且，今后我连真的也不再题了。”

与启先生相处，深感他是个外圆内方，谈吐智慧幽默，办事却极有原则的人。他为人非常随和，却绝不随便。他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他说：“小动物再老实，你老用棍子捅它，它也会呲牙。”遇上忍无可忍的事，启先生也会拍案而起，而且是非有个结果不可的。

启功教授不爱看电影，并声称绝不看悲剧。他的理由大概是充分的：人生何必自个儿找不痛快！所以，启功平常只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也不是没有选择的，除去新闻联播，他常看《世界各地》和《祖国各地》，而速战速决的喜剧小品和相声以及《动物世界》则是他最为喜爱的节目。

慢慢，旅游形成热潮，登山攀岭者纷纷争先恐后，启功却不敢追众。有一次，他对我说：“别人登山揽胜，高兴得很，我却老想哭。”

为什么？

因为启功面对大好河山，良辰美景，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已去世多年的老母亲和爱妻。

启功是有名的孝子。一岁丧父后，是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他长成。晚年病中，适逢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成，老母亲想去看看，但终因病得厉害，未能遂愿而殁。对启功来说，这是人生一大憾事。启功夫人章佳氏，长启功两岁，与启功相依为命数十载，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吃过许多的酸甜苦辣，也从未有机会坐上火车去游山玩水一番。一九七五年章佳氏撒手西去，启功痛不欲生。启功有《启功韵语》诗集行世，其中有《痛心篇二十首》，俱言其哀伤之状，举凡读者，无不含泪神黯。许多年后，有人试着为启功做红娘，启功一概拱手谢绝。

一九九零年，启功带了一百多幅自己的字画去了香港，举办了一次辉煌的书画展。此次书画展卖书画所得约二百多万港币，但，这些钱一分也未入启功私囊，他将其全部收入捐献给了国家，用来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这事的缘由是：启功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前些年有意为他建立一个艺术馆，启功坚辞，口称不敢，实则不愿。他倒有心搞一个奖学助学基金，用来鼓励和帮助那些学习优秀而家境困难的学生。他将这个基金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此来纪念他的老师、原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陈垣先生。

励耘书屋是陈垣先生的书房之号。当年，启功以高中学历，任教于辅仁大学，多得益于陈垣先生。今天，启功以自己成功的奉献，报答恩师当年的培育之情，不正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吗？以书画、古典文学和鉴定文物三绝而驰名海内外的启功，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古老的道理，在他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启功先生曾对我认真地说：“初进辅仁，陈先生对我书如何教，文如何改、如何圈、如何点，都一一加以指点。我启功能有今天，是一分都不能离开老恩师的好处的！”

说起来，启功还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后裔，所以，他自然也有爱新觉罗的姓氏。但是大约是没有人叫他为爱新觉罗先生的，因为从清朝起，就没有人把爱新觉罗姓氏作为口头称呼，所以，人们多将他的名字前后拆开，称他为“启老”和“启先生”。启功没有子女，倘若有一子半女，启功说必让他们以启为姓，代代相传下去。启功对某些人不论场合到处将爱新觉罗的姓氏挂在嘴上，是颇有些微词的。

启功是个名人，名人自有名人的烦恼，单是神出鬼没的求字大军，就足以使启功难以招架了。于是，便有一传说，云：启功曾在自家门楣处，贴一字条：“大熊猫冬眠，谢绝参观”，以阻挡不屈不挠的不速之客。某次，我笑问启功，启功亦笑答：此系讹传。

倒是后来，启功为对付不约自请者，而在自家门上贴过这样一个字：“谢绝参观，启功冬眠，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但根本无效，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总鱼贯而来。于是，启功便伺机东“躲”西藏，仿佛地下工作者一般。

“躲”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启功，在四号楼的一间客房里曾对我说：“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篇近四万字的论文《说八股》，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僻静之地，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的。”那里离启功的家只有一箭之遥，且自费住宿，缘何？逃避也。

启功戏称自己的字是十年“文革”中抄大字报练出的功夫，故应称“大字报体”。当年，启功抄写的大字报，很少有能保存多日的，因为总会有喜欢启功书法的人，偷偷揭下藏起，以至于后来一俟有启功所抄的大字报贴出，需让人看守。

医生对上了年纪的启功曾谆谆告诫，戒食此物或那物。但自称不是美食家的他，总是置若罔闻，譬如酒照喝，肉照吃……过去，启功会抽烟，也抽过烟，但后来不知不觉中也不抽了。他的养生之道仿佛就是四个字：顺其自然。学过太极拳的启功，慢慢忘了路数，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遗憾的。

某次，我偕启功先生看一个书展，启功对其中一些以动物为主题的书连连称好，还幽默地以成语加以评点。这是一位天性善良热爱生命的长者。启功曾很遗憾地对我说：“文革”中抄家时曾丢失了一本很有趣的“百狗图”。

还有一个故事：启功出访他国归来，海关的先生们很诧异这位先生一件电器也未带时，启功却变戏法似地掏出一个小兔打鼓的电动玩具。启功不爱陌生人随便给他照相，但如蒙准在他家里可以给他照相者，他必坐在一大堆动物造型玩具中，抱着一个布制大青蛙或大耳兔对着镜头微微而笑。

曾经的钓鱼台国宾馆。窗外，桃红柳绿，灿灿烂烂；窗内，启功在这里安安静静做学问、写字。他临时的邻居，来自江苏的著名中国画家宋文治，正神气荡漾地画他的一丈六尺泼彩大山水……

启功指着宋文治送他的《宋文治山水画集》对我说：“我最喜欢看山水画册了，一翻一大张，一片大好河山。”

我说：“您这是‘坐游’万里山河呵。”

我们相对大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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