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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引入诗人的“工作”意识,《十封信》成诗歌爱好者心中经典之作

2019-09-20 07:51 北京晚报 TF008

里尔克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有赖于1930年代冯至的译介。1926年,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的冯至最早读到了里尔克的《旗手》(即《军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为其文字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着迷,随后梁宗岱、卞之琳都曾翻译过里尔克的作品。

作者 李琬


1938年,冯至翻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最早在中国出版,从此成为现代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之作,里尔克的诗歌也成为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风格之重要来源。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阅读和谈论里尔克的风潮再起于中国大陆,特别是凭借北岛的文字,里尔克的诗行和人生故事重新强劲地回到无数“文艺青年”的视野中,而有赖于话题的普遍、广泛和文字的相对亲切平易,里尔克作品中传播最广的仍然是这部书信集。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尽管《十封信》讨论的范畴十分阔大,涉及写作、命运、爱情、人生的孤独本质等等,但并非散漫而无中心的格言式闲谈,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一个清晰的、有连续性和带着问题意识的自我主体。如茨威格所言,里尔克身上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创作和生活之间的和谐,他在书中反对将二者区分开来,认为作为写作者,首先就应该根据写作的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一种有机整体的生活观念,而这观念隐含着与浪漫派诗人有所不同的前提——写作和创造并非全有赖于天赋、灵感,更多地是依赖对于生活的持续的努力、自觉的安排;诗歌不应该是和日常生活对立的,更应该从日常经验中获得营养。与此同时,里尔克也提供了不同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处世方案和准则:它反对高蹈、傲慢或颓废,主张忍耐、谦恭和情感的节制。里尔克呼吁诗人一方面虚心观看和理解自然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一方面忍受个体命运的寂寞和苦难。

茨威格如此回忆里尔克:“这位诗人在公众中从不出头露面,在人们中间从不提高嗓门,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音。”正如里尔克本人那样,他为诗歌带来了谦恭、谨严的品质。他认为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这一判断后来也成为194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写作圭臬和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技艺基点。如何积累、把握、赋形自己的经验,而非根据青春的冲动在语言中滑行,是里尔克对浪漫主义诗歌抛出的重要问题,它反复被中国现代诗歌吸收、转化,无论在1930年代末还是1980年代,这些诗歌观念都在无形中矫正着虚浮、迷乱、狂放的诗歌风格,也扭转和重塑某种已经形成陈规和偏见的“诗人”形象——里尔克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被许多当代诗人当作内心赞许的生活姿态甚至座右铭。

诺瓦利斯等浪漫派诗人也有一些和里尔克类似的判断——比如走向内心,理解自我才能理解他人等等,而里尔克所说的万物共有的“根”也近似“宇宙灵魂”这样的概念——但里尔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引入了对于琐细事物的强烈关注,他的“物诗”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好的实践:“啊,人们要更谦虚地去接受、更严肃地负担这充满大地一直到极小的物体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觉,它是怎样极度地沉重,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容易!”当代诗歌重视及物性和具体性的写作,也部分地从里尔克这里获得了起源。

里尔克揭示了创作者写作的“动力源”,不在于不断扩张、获得宇宙和天空高度的浪漫主体,而在于不断地走向自我的深处,挖掘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宝藏”。我们在许多卓越的作者那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精神运动轨迹,无论是沈从文、何其芳还是卡佛、帕慕克……他们总是重返同样的记忆和经验材料,而不是无限地扩展和发明自己的经验,他们创作的成长、深化和丰富,在于不断地挖掘和重构这些原料。这种走向自我的历程,在里尔克那里化为一种命运感,而在这样的命运感之下,每一件微小的事物和事件都有其意义,这为诗人书写平凡的、琐碎的事物而非总是萦绕于看似富有崇高感的大词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基础。

诗人的“工作”意识

在里尔克对于诗人形象和品质的重新塑造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或许是“工作”意识的引入。他赞赏罗丹,常常引用罗丹喜欢使用的“工作”一词。在《十封信》里,里尔克多次提醒收信人卡卜斯应当严肃地、隐忍地工作:“你最内心的事物值得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你必须为它多方工作”;写信人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应当以“工作”缔结:“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

里尔克

里尔克所说的工作不只是一种社会职业,更是为永恒价值和真理而艰辛付出的态度,它指向了个体内心与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建基于漫长耐久的自我洞察和对事物的谦卑体察。在他看来,工作能够将人和人、人与物联系起来,它转化着生命最根本的、无法消除的“寂寞”,使之富有意义。

里尔克信中的“神”也不完全等同于宗教意义上先验存在的神。在他笔下,对于离开了神的现代世界和现代人性而言,神代表完满、整全的秩序,它应该是不断地生成于个人的具体工作之中的:“……正如你在儿时已经有一次很辛苦地为他工作过一样。好好地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艰难”也同样是里尔克倾心的词,他认为艰难的事情工作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而艰难意识本身就意味着持久努力而非瞬间倾泻式的写作、言说、工作态度。

与中国诗人相遇

在193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十封信》,也迅速地将“工作”伦理引入了战时中国的社会语境,它不仅对应着一种写作和生活方式,更暗中针对诗人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文化身份想象。随着战事的展开、蔓延,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愈加急迫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尽管疏离于社会物质生产和斗争,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社会文化有机体中有所作为。1938年何其芳在成都办刊物《工作》,用来宣传抗战,号召知识人和写作者在后方承担起自己的工作,实践着他后来宣称的理想自我:“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战时的冯至自己就频频提到“工作”,他鼓励青年像里尔克那样隐伏,“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并回忆二十年前罗素在中国演讲中强调的工作意识。罗素认为,中国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冯至赞同罗素的观点,相信中国的命运建立在真正工作的人身上。

奥登曾在他著名的“战时十四行”组诗中,将里尔克和抗战时期的中国联系在一起:“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里尔克和中国命运间的联系让冯至惊奇,但也令他相信其间蕴含的某种必然:在艰难而漫长的战争时期,里尔克和奥登这样的诗人促使中国诗人们重新发现和遵循为社会整体服务的工作伦理。这种早在1920年代胡适那里就显露出来的文化立场,在战时获得了新的内涵,它并非消极的避世、沉寂,而是意味着采取更质朴的姿态,在不同的地位和职分上更深地进入社会生活,将个体的思考和写作融化在全体民众的呼吸中。

1941年,冯至在蛰伏多年后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这一段小小的爆发与里尔克关系甚大。里尔克为冯至带来了走向现代主义诗风的转捩点,而来自里尔克的十四行诗体裁不仅是形式、风格,更对应着新的世界观。抗战时期,社会上种种事象更加急剧地对立,在这样动荡纷乱的情景之下,冯至发现了十四行诗形式包含的巨大潜能,它能够让“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如里尔克一样,冯至凭借十四行诗的阅读和书写,发现着个体与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的相互关联、转化,这种认知的获得也是他从个体抒情走向集体政治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可以说,尽管里尔克和《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谈论的问题看似抽象、普泛,但它处在里尔克、冯至和中国之间宿命般的相遇点上,联通着具体的历史语境,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激荡人心的活力。里尔克不仅改变了中国新诗的面貌,更凭借他的作品、人生态度特别是《十封信》这部书,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一代诗人乃至众多青年的心灵史。著名的文学研究者贺桂梅就曾回忆道,在她的青春时代,就从冯至翻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理解了怎样对待‘寂寞’,怎样独自‘担当’自己的生命而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阅读体验,还会在当下和未来不断发生、不断到来。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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