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杏珏

不过，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尤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倡“美文”为标志。郁达夫便提出，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这一时期，散文注重个性，其性质多为“抒情性散文”。

杨朔（左）、刘白羽（中）、秦牧（右）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杂文、杂感）。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老舍、丰子恺、叶圣陶、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而杨朔、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香山红叶》《社稷坛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老舍《散文重要》）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散文大讨论”中，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的一段话，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

在“散文复兴”的浪潮中，杨朔、刘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

杨朔：将现实酿成诗意

杨朔散文集《荔枝蜜》

杨朔散文集《亚洲日出》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1961年，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也正式提出了“诗化”散文理论（《东风第一枝·小跋》），激发文学界内外对于散文新样式的讨论与思考，更带动了刘白羽、秦牧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散文创作。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杨朔正处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或许与他所负责的亚非地区外事工作有关。这一时期的杨朔担负着“文化外交”的职责，一边亲历着祖国发展，一边探索着异域风光，这种文化的碰撞或许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体会。这一时期的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既有丰富的见识，亦有蕴藉的诗意，可谓是杨朔散文的典范。

冰心曾如此评价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杨朔的文字内蕴而富有雅趣，体现出古典文学与现代“美文”的气质，这是“杨朔模式”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正所谓“文如其人”，据曾与杨朔共事的资中筠回忆，杨朔“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也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英文也很流利。”杨朔为人之谦和、为文之细腻，几乎让人忽视了他也曾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就辞去了平稳的洋行工作，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并与1942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担任要职，还曾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美援朝战场，写下许多反映战争现实的战地报道，并以此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资中筠曾回忆，“我开始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因此，杨朔最初是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人们所熟知的。

如今我们熟悉的杨朔散文，是一种兼具细腻与平实的“诗化散文”。所谓细腻，是着眼点小，往往从细微处荡开，用“不蔓不枝”的笔触描写事物。比如在《茶花赋》中说：“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对比之下带人进入“花的世界”。《雪浪花》中，借姑娘的疑问，引出老汉“礁石被浪花咬”的趣论，又进一步对世事沧桑的感想和慨叹。所谓平实，是写人物生动可感，如在目前。比如《香山红叶》写“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荔枝蜜》中作者和老梁的一番对话，寥寥数语，蜜蜂的生存状况，便由养蜂员和盘托出，从而引发作者思考。

杨朔散文不仅关注生命，更关注人和万物。他时时刻刻注视着人群，关怀普通人的命运。这一特点在杨朔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便可窥见端倪。像《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等文章，都从百姓真实生活入手，表现对美军的同仇敌忾，及其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的生活。这种真实而细腻的描绘，建立在杨朔多年的记者经历上。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杨朔是一位“在现场”的创作者，正是有了记者的阅历、目光与胸怀，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体现出独到的洞察力。《雪浪花》的老渔民，《蓬莱仙境》的婀娜姐姐，《香山红叶》的老向导，《樱花雨》的君子……所有这些鲜活的人物，是一个人，更是一群人。

写个人，是为了书写一个时代。杨朔散文虽然以诗意著称，却从来不会遗漏时代的宏大命题。他往往通过带有“个体性”的小切口，建立个人与大时代的关联，力求“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从美丽的茶花想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辛勤的蜜蜂联想到劳动者的伟大，从红叶显示出老者的饱经风霜、历久弥坚的风貌……凡此种种，已经将文章的主旨，引向更宏大的方向。如果说优美的语言是杨氏散文的外在特征，那么，始终注视吾土吾民，正是其创作的内核。

“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杨朔正是将那饱含着血与汗、泪与笑的生活，酿成了回味悠长的清甜。

刘白羽：以笔冲锋 战地高歌

刘白羽《红玛瑙集》

刘白羽《红玛瑙集》手稿

“散文三大家”中的刘白羽是北京通州人，大运河赋予了他奔涌的激情与一往无前的气魄，也赋予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年仅15岁的他就在爱国情怀的促使下，毅然投笔从戎。可惜的是，部队驻扎绥远时，他却因染上伤寒被送回家中休养。尽管暂别军旅生涯，刘白羽心中仍有着革命的火种。笔，也是一种武器，他不甘于休憩，而是全心投入到学习中，考入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用文学和思想“武装”自己。

“十九岁那一年，我在北平文津街图书馆系统地研究宋词。由于我有一段旧军队当兵的生活，有一天望着北海碧绿的涟漪，灵感突然而发写了一篇小说，我贴了半分邮票，寄给上海的《文学》。我并没想真正会发表，寄出去便也忘了。谁知有一天在图书馆阅报室看报，从《申报》一则《文学》的广告上，竟发现了我的名字。”1936年，是刘白羽的文学启航之年，他凭借着旺盛的创作力，在《文学》《中流》《作家》《文季》还有《大公报》副刊上都发表了作品。次年，这位文坛新秀受靳以之邀前往上海，结识了巴金先生。据刘白羽回忆，“他们是大作家，但对我这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却视如兄弟。”畅谈之时，巴金提及要将刘白羽的作品编入“文化生活丛刊”，刘白羽喜出望外之余，却意识到自己没有带来作品。巴金听闻此言，只是微微一笑，竟拿出了一个纸包，说书稿已经编好，只消刘白羽过目审定了。这个“意外惊喜”，就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老作家对于新作家的关怀与提携，让刘白羽更有信心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冲锋”。

1938年春，已修得“一身武艺”的刘白羽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到达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曾向刘白羽提出去教书的建议，但是一心从戎的刘白羽却回答道：“我要去敌后打游击！”几天后，毛主席亲自给他下达了去华北敌后的任务。刘白羽开启了战地记者的生涯，冲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线战场——战火纷飞中，他用双眼观察、用双脚探索、用双手记录，见证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此后，他又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份来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一线，亲身经历了解放东北、华北等多次战役，后又随军南下，直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抗美援朝时期，他依旧是那一位拿着笔冲锋的战士，两度奔赴朝鲜前线，以第一手资料写就了战地通讯和小说作品。

多年的战斗生活，不仅磨练了刘白羽的意志，更使他的文字具有金戈铁马、气吞山河之魄力。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刘白羽主要写作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散文尤以激越的情感、壮阔的气势树立了个人风格，以《红玛瑙集》《平明小札》两部散文集为代表的作品，是他“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

什么是“新的美”？是一种带有战斗气息的壮美，是一种见证新中国诞生的激情，是独特的散文之美。在《长江三日》中，刘白羽写道：“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长江，在他笔下是如此激昂，而这大自然的气魄更让他感受到“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 这一次从开阔到狭窄，又复归开阔的旅程，使刘白羽产生“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长江，是大时代的化身，是新中国奔涌向前的象征。

战地经历是刘白羽一生的创作源泉，也让他开辟了与杨朔不一样的散文风格。杨朔的散文内蕴而优雅，刘白羽则外放而激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模式，借助战地意象来宣泄激越的感情。刘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阳〉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做个通讯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诞生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钢铁撞击出来的火花。”

作为一名文学界的“战地通讯员”，刘白羽散文的内核是眼之所见、身之所历、心之所想，外部则是火一样燃烧的革命热情。终其一生，他都在以笔冲锋，为祖国、为人民而高歌。

秦牧：包罗万象的“副刊式”散文

秦牧散文集《花城》

秦牧散文《秋林红果》手稿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

相较于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他擅长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切入，向读者娓娓道来一处景观、一家物什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而文笔优美，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收获知识。

“我以写作散文为主，和我的创作经历有密切关系。”秦牧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许与他多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秦牧居住在广州，曾任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那时，他主要负责一套丛书“中华通俗文库”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的内容涵盖童话、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诸多领域，“以趣味的笔调介绍了各种比较正确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编辑这么一套“趣味百科”，秦牧需要掌握不少知识，这也为他散文写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相较于图书编辑，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报刊编辑。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秦牧就长期在报刊工作，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羊城晚报》的工作经历，更是成就了他散文创作的高峰。秦牧在自述中说道：“报纸的工作，在我生平所干过的一切文化工作中，是最沉重的一种。但是报纸给人以严格的锻炼，我衷心感到获益不浅。”高强度的审稿工作，锻炼了他对文字的感知力，而晚报副刊的办报风格，更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如此慨叹：“写文章，副刊更是包罗万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大千世界的诸般事物，都可以汇诸笔端。”（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在办报和写作中，秦牧都发扬了这种“切实可亲”的文章风格，形成了自己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优秀的散文，应该言之有物，思想健康，文笔优美，富有个性，独具风格，饱含感情。我认为题材丰富和手法多样，文笔潇洒自如，才是较高的境界。” （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这段关于散文的观点，也是秦牧散文风格的写照。秦牧散文往往由眼前景、身边事出发，荡开思绪，一点点带出背后的知识与思考。这种“旁征博引”的写法颇得古代笔记之妙。以《花城》为例，秦牧在书写百花争艳之奇景时，顺带介绍了各类花卉的性格、产地及生活史，更将百花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讲述了各地的插花习俗、特色花卉，语调亲切，文笔流畅，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地写就了一篇花卉民俗史。

秦牧散文不仅注意知识性与趣味性，更强调“言之有物”，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这一点，无疑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土地》中，秦牧从对于土地的感觉谈起，讲述了春秋时期重耳逃亡的故事，由此追溯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的风俗习惯。在《社稷坛抒情》中，秦牧更是借助社稷坛五色土的深远寓意，再次抒发了自己对“泥土”的深情：“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口；有人远从异国归来，俯身亲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

在秦牧的创作生涯里，他总是一边忙碌地工作，一边“偷闲”地写作。散文是他钟情且擅长的体裁，也是他播撒知识的种子、分享思想之光芒的媒介。自然万物，人文历史，民俗生活……秦牧散文恰似一扇又一扇小窗户，不断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风景。

（原标题：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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