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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于非闇徐燕荪不打不相识 轰动一时的“画家讼案”究竟怎么回事

2019-07-23 07:13 北京晚报 TF008

2019年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是著名画家于非闇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是著名画家徐燕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谨以此文共同敬献张、于、徐三位先生。

▌作者 肖伊绯


张大千 新华社资料图

说起张、于、徐三位画家,就不得不提起80余年前那桩轰动平津、惊动南北的“画家讼案”。这三位都是当事人,也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打完了官司,又煮酒论英雄……各自都名重一时,仿佛魏、蜀、吴三分天下,搞得跟“三国演义”似的。巧合的是,在这起讼案中,徐燕荪也确曾指责张、于以“曹操”影射他。

众所周知,张大千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画家,其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张大千游历世界,举办过多次作品巡展,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

不过,在成名之初,50岁之前的张大千,其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在国内画坛引起不少非议与质疑。当时张大千在国内外初具影响力,但在北平还立足未稳,当时的北平画坛对这位外来画家的技法与风格尚不十分了解。加之张大千早年曾以仿作谋生,相当一部分画坛中人对此难以接受。再因同行相轻、地区差异、圈子内外有别的习气等因素,使得本地画家对其并未有太过赞赏。

只有一位与本地同行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就是经常与张大千一道展出作品的于非闇。于氏曾任《北平晨报》编辑,他经常撰文表达对张大千及其作品的由衷赞赏,“南张北溥”之说,即出于其手。非但如此,他还大赞张大千绘画用的一种高档特制宣纸,撰文时用到了“奴视一切”的词句,其本意是称赞张大千所用的宣纸为极品,传着传着就变味了。此文一经发表,即引来北平画坛许多人士的不满,齐白石曾特制一印章,印文为“吾奴视一人”,以示态度。北平本地画家徐燕荪更因“奴视一切”之语激愤,先是撰文讥刺于、张二人,展开“暗战”;后又与于、张二人“明战”,演变为一桩诉诸法律的“画家讼案”。

当然,张大千、于非闇、徐燕荪三人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激化至此,早有苗头。“奴视一切”之语,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一点就着了。关于这场讼案,坊间传闻颇多,至今尚有不少道听途说的通俗文章可读。不过,当年有确切时间的实时报道,有详实内容的“讼案”原文,有明确记述的三方言论,如今已不多见。

“画家讼案”远播“天涯海角”

笔者经年搜求,查获当年“画家讼案”的旧报报道若干,如入画坛与法庭现场,三位著名画家“口诛笔伐”的史实即刻在场显现。在此,逐一列出这些旧报报道,可令读者诸君一篇在手,如重返历史现场,即刻陪审旁听,再不必“隔靴搔痒”,连猜带蒙地去翻看那些七拼八凑的所谓“掌故”了。

据考,至迟在1935年九十月间,张大千、于非闇即向北平地方法院递呈诉状,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至于诉状的内容,至今80余年间鲜有媒体披露。即便当年的北平报刊,恐怕也觉得诉状的内容不雅,难以示众,遂未报道。但此案影响重大,远播南北,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海南岛。于是乎,次年1月11日,海南岛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以“平市文字狱,牵涉画家记者诗人”为题,将张、于、徐三人的“官司”,一度全盘托出。

虽然报道的时间,比之北平的“讼案”起始时间晚了三个月,可北平当地报纸不便刊发、不愿刊发的内容,却在这一张远在“天涯海角”的报纸上刊发了出来,实在是难得。根据《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张、于二人自诉徐燕荪诽谤侮辱部分为:谓徐在《天津商报画报》作打油诗,其第三首原注有“海客与鼓姬狎,某作家为粉饰计,则以《花筵赚》相况”等语,某作家指于,海客指张,因张大千曾纳一鼓姬为妾……

《琼崖民国日报》摘录的诉状内容,的确如报道副标题所称,“双方诉状笑料百出”。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乃“互控”,报道中所列举的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仿佛张、于、徐是事先约好的,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向法庭提交的诉状——而且内容正好相反,你告我侮辱诽谤,我也告你侮辱诽谤。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与北平千里之遥的海南岛报纸之报道,其用语措辞是否完全准确可信?

此三人的讼案,北平的媒体自然不会缺席,概因此三人在画坛的地位非同小可。与张、于二人“发生龃龉”的徐燕荪,无论身世背景,还是专业资历,都非同一般,在当时的北京画坛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徐燕荪,原名徐存昭,又名徐操,字燕荪,又署燕孙,其生于北京商贾之家,家境殷实,自幼痴迷书画,早年拜光绪年间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后又追随清末民初海派人物画家俞涤烦学画,主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画之真髓。曾一度专事“连环画”创作,如今的70后、80后小时候爱看的“小人书”,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大都出自其手。

可想而知,张、于、徐三人,一个工写兼具摹古造新、一个专擅工笔花鸟、一个主攻人物画,俱为享誉一时的国内知名画家,他们卷入的这一场“画家讼案”,自然是当年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件了。北平《世界日报》作为当时与《北平晨报》《实报》“鼎足而三”的一家主流媒体,且作为一直持守严肃认真的新闻报道立场的都市大报,也就此展开了对这一桩“画家讼案”的跟踪报道。

事实上,早在1935年9月19日,《世界日报》就刊发过一条简讯,篇幅很小,文字很少,却可能是这一桩“画家讼案”最早的报道。而作为于非闇曾供职且撰发文章的《北平晨报》,以及徐燕荪等多有刊发文章的《实报》,在“画家讼案”发生前后,这两家主流媒体实际上已经呈“对垒”之势。“讼案”正式成立之后,这两家报刊都基本保持沉默,不愿牵涉其中。处于“第三方”的《世界日报》,以“观察员”身份来报道“画家讼案”,在当时是独具客观优势的。

张大千畅谈“讼案”始末

“画家讼案”开庭九天之后,1935年12月21日,《世界日报》再次刊发跟踪报道。此次报道篇幅尚可,内容较丰,前述报道中“发生龃龉”云云,张、于、徐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龃龉”,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这篇800余字的报道,将张、于二人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复被徐提出反诉,张、于二人再递状反驳徐之反诉的讼案进展这一基本历程勾勒了出来。当然,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了“张、于反驳徐之反诉”这个环节之上。不过,通观张、于二人的反驳状,已然约略知晓了这一桩“画家讼案”的来龙去脉。

据此报道,即可知前述《琼崖民国日报》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之间的所谓“互控”,列举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样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首先是针对徐的公开侮辱与诽谤,张、于二人率先向法院提交控诉,意即不再与徐展开笔墨文字上的“暗战”,而是要诉诸法律、追究责任了。可是,徐拒不承认张、于二人所控告的那些公开侮辱与诽谤之举,却反过来又向法庭申诉,坚称张、于二人侮辱与诽谤在先,并一一罗列证据。接着,张、于二人就徐的“反诉”递状“反驳”,对徐的诉状诸条予以驳斥。

可以看到,张大千所作《扑蝶图》与《花卉》上的题诗,成为双方“反诉”与“反驳”的焦点。徐燕荪坚称《扑蝶图》题诗“若令徐娘见”中的“徐娘”暗指徐操(即徐燕荪);《花卉》题诗云“蜉蝣撼树笑儿曹”,“曹”字与徐操之“操”音相近,亦指徐操;两处题诗均系侮辱。而张、于二人对此的反驳,则引经据典,于法理、文理、情理之中,均说理充分,颇见力度。

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的《扑蝶图》。

应当说,无论张大千题画诗中有无影射讥刺徐燕荪之意,仅就法理而言,恐怕都很难予以定性,更遑论定罪。就此报道内容,不难感受得到,张、于二人在这一桩“画家讼案”中,都明显占据上风,处于主动地位。而徐则相形见绌,渐趋被动。

以张大千直爽快意的性格而言,自然不会回避此案。《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之上,就透露了张大千对徐燕荪“反诉”的看法:

……我画的《扑蝶图》,引用徐娘之典,因为我画的是背面女人,所以我题“若使徐娘见,吹牛两大王”,这是自谦画得不美。另外一时用“儿曹”之典,他也误解到曹孟德身上,真是笑话。我在南边久已闻得北平艺术家甚讲义气,及至读了“艺林打油诗”(徐作),公然的侮辱起人来,我们也就一笑置之。比经众朋友出来调停,而对方反提出了反诉,我原不想久居北平,不过因此事,我已另租了大的住房,拟在此久居,倒要看个水落石出。本来现在的言论太不自由,弄至用起不相干的典故,也会使人家误会,这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经人调停“讼案”终平息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这桩“画家讼案”出现了重大转机,于、徐二人握手言和,这两位北平本地画家先行和解,且要撤销诉讼了。根据1935年12月26日《世界日报》的报道,经管翼贤等再三调处,徐、于双方言归于好,决定撤销诉案,并由管翼贤等调处人邀请徐、于双方欢宴,并邀名流数十人作陪。

为什么此事曾经艺术界多人出面调停均归无效,却在管翼贤再三调处之后,二人又言归于好了呢?管翼贤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了小型报纸《实报》,该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当然,管氏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此乃后话。而管氏之所以要再三调处,一是因徐在《实报》上刊发了攻击张、于的文章,自身本已卷入此案,难脱干系;二是为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实报》声誉计,以调停此案为由头,拉拢众多画坛名士,成就一桩“艺林佳话”。原文如下:

1936年新年伊始,轰动京城的“画家讼案”终于尘埃落定,当事人握手言和,言归于好。此后,张、于、徐三人与北平画坛诸友合影留念,宣告这一场画坛风波彻底平息。

因于非闇“奴视一切”的激赞之语,张大千在北平画坛惹起众怒,所招致的冲突与烦扰,并不仅止于“画家讼案”一桩。就在“画家讼案”开庭后不久,张大千又遭遇了“画家比艺”的风波。这真可谓“官司”与“比艺”齐来,“文斗”与“武斗”皆受。

时为1935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报道称,张大千将与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比艺”,地点拟订为中山公园。这类似于“比武”式的公开“比艺”,对北平公众而言,还是头一回见识,一时大为轰动。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1935年12月16日下午,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孖、于非闇亲自上门拜访吴幻荪,就是为所谓“画家比艺”之事而去的。但这一场“画家比艺”并不是张大千兄弟的主意,且前去拜访之意,本意就是为了解释所谓的“奴视一切”之语,希望消除误会。

《归渔图》,吴幻荪作。1935年底,媒体报道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拟与张大千在中山公园“比艺”,后双方误会消除。

张大千深恐以吴幻荪为代表的北平画坛中人对其误会加深,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于是郑重其事,与其兄长及当事人于非闇登门拜访,期望能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可惜的是,吴当时恰恰未在家中,由其父接待张大千一行。后来吴归家后,得知张大千等曾来访,仍然没有放弃比艺的想法,且拟定了更为具体的比艺办法以作补充。那么,二人最终在中山公园公开比艺了吗?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时至1936年新年伊始,“画家讼案”风波已然平息,而这一场“画家比艺”都还没有进行。遍查当年的旧报刊及相关文献,在此之后也都没有相关报道与记载。基本可以判定,这一场“画家比艺”应当没有进行,或是在同行各方调停之下,或是在更为私密的沟通之下,与前述“画家讼案”的情形相似,二人达成了谅解。

终于,“讼案”与“比艺”风波相继平息,张大千在北平画坛虽毁誉参半,倒也暂可“安居乐业”,根基渐稳。可惜的是,张大千与北平画坛的融洽与互动,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大千困居北地,百无聊赖,暂居颐和园听鹂馆中,其间又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时至1937年11月10日,北京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张大千、吴幻荪、徐燕荪、齐白石、寿石工等四十余位画坛名家出席,并皆有展售各自作品,用于赈济灾民。1938年夏,为避日军纠扰,张大千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经广西桂林,返归蜀中,隐遁于青城山中。

至此,张大千与北平画坛一别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初,张大千才又一次返归北平,当时在颐和园养益轩小住,作画课徒,不久即返上海暂住。同年末,又因患糖尿病,由上海飞抵北平同德医院疗养数日。1948年10月16日,又与谢稚柳一同由上海飞抵北平,据其自称,此行预备一周时间,乃是专程看望北平画界友人的。他对记者说,抵平当天即去了琉璃厂,“那里的名画已经比从前大大减少,并不比上海的多,这大概是因为南方人买得比较多吧。”至于“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他则称,“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试想佛像怎么挖?颜色怎么刮去?对这种所谓控告,他根本不去理会。”

试想十年前,从“画家讼案”中全身而退的张大千,此刻从敦煌临摹古画带着“敦煌艺术”开辟者之誉重返北平,著名学者陈寅恪亦盛赞其“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或许,此刻的北平之行,张大千原本是有一番故友重聚、新艺重振的计划的。孰料刚刚飞抵北平,逛了一圈经营惨淡的琉璃厂之后,又陷入“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的记者提问之中,恐怕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罢。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因为至此之后,张大千环游世界、扬名海外,可谓隐遁江湖、逍遥余生,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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