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伊绯

张大千 新华社资料图

说起张、于、徐三位画家，就不得不提起80余年前那桩轰动平津、惊动南北的“画家讼案”。这三位都是当事人，也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打完了官司，又煮酒论英雄……各自都名重一时，仿佛魏、蜀、吴三分天下，搞得跟“三国演义”似的。巧合的是，在这起讼案中，徐燕荪也确曾指责张、于以“曹操”影射他。

众所周知，张大千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画家，其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张大千游历世界，举办过多次作品巡展，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

不过，在成名之初，50岁之前的张大千，其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在国内画坛引起不少非议与质疑。当时张大千在国内外初具影响力，但在北平还立足未稳，当时的北平画坛对这位外来画家的技法与风格尚不十分了解。加之张大千早年曾以仿作谋生，相当一部分画坛中人对此难以接受。再因同行相轻、地区差异、圈子内外有别的习气等因素，使得本地画家对其并未有太过赞赏。

只有一位与本地同行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就是经常与张大千一道展出作品的于非闇。于氏曾任《北平晨报》编辑，他经常撰文表达对张大千及其作品的由衷赞赏，“南张北溥”之说，即出于其手。非但如此，他还大赞张大千绘画用的一种高档特制宣纸，撰文时用到了“奴视一切”的词句，其本意是称赞张大千所用的宣纸为极品，传着传着就变味了。此文一经发表，即引来北平画坛许多人士的不满，齐白石曾特制一印章，印文为“吾奴视一人”，以示态度。北平本地画家徐燕荪更因“奴视一切”之语激愤，先是撰文讥刺于、张二人，展开“暗战”；后又与于、张二人“明战”，演变为一桩诉诸法律的“画家讼案”。

当然，张大千、于非闇、徐燕荪三人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激化至此，早有苗头。“奴视一切”之语，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一点就着了。关于这场讼案，坊间传闻颇多，至今尚有不少道听途说的通俗文章可读。不过，当年有确切时间的实时报道，有详实内容的“讼案”原文，有明确记述的三方言论，如今已不多见。

“画家讼案”远播“天涯海角”

笔者经年搜求，查获当年“画家讼案”的旧报报道若干，如入画坛与法庭现场，三位著名画家“口诛笔伐”的史实即刻在场显现。在此，逐一列出这些旧报报道，可令读者诸君一篇在手，如重返历史现场，即刻陪审旁听，再不必“隔靴搔痒”，连猜带蒙地去翻看那些七拼八凑的所谓“掌故”了。

据考，至迟在1935年九十月间，张大千、于非闇即向北平地方法院递呈诉状，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至于诉状的内容，至今80余年间鲜有媒体披露。即便当年的北平报刊，恐怕也觉得诉状的内容不雅，难以示众，遂未报道。但此案影响重大，远播南北，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海南岛。于是乎，次年1月11日，海南岛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以“平市文字狱，牵涉画家记者诗人”为题，将张、于、徐三人的“官司”，一度全盘托出。

虽然报道的时间，比之北平的“讼案”起始时间晚了三个月，可北平当地报纸不便刊发、不愿刊发的内容，却在这一张远在“天涯海角”的报纸上刊发了出来，实在是难得。根据《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张、于二人自诉徐燕荪诽谤侮辱部分为：谓徐在《天津商报画报》作打油诗，其第三首原注有“海客与鼓姬狎，某作家为粉饰计，则以《花筵赚》相况”等语，某作家指于，海客指张，因张大千曾纳一鼓姬为妾……

《琼崖民国日报》摘录的诉状内容，的确如报道副标题所称，“双方诉状笑料百出”。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乃“互控”，报道中所列举的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仿佛张、于、徐是事先约好的，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向法庭提交的诉状——而且内容正好相反，你告我侮辱诽谤，我也告你侮辱诽谤。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与北平千里之遥的海南岛报纸之报道，其用语措辞是否完全准确可信？

此三人的讼案，北平的媒体自然不会缺席，概因此三人在画坛的地位非同小可。与张、于二人“发生龃龉”的徐燕荪，无论身世背景，还是专业资历，都非同一般，在当时的北京画坛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徐燕荪，原名徐存昭，又名徐操，字燕荪，又署燕孙，其生于北京商贾之家，家境殷实，自幼痴迷书画，早年拜光绪年间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后又追随清末民初海派人物画家俞涤烦学画，主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画之真髓。曾一度专事“连环画”创作，如今的70后、80后小时候爱看的“小人书”，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大都出自其手。

可想而知，张、于、徐三人，一个工写兼具摹古造新、一个专擅工笔花鸟、一个主攻人物画，俱为享誉一时的国内知名画家，他们卷入的这一场“画家讼案”，自然是当年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件了。北平《世界日报》作为当时与《北平晨报》《实报》“鼎足而三”的一家主流媒体，且作为一直持守严肃认真的新闻报道立场的都市大报，也就此展开了对这一桩“画家讼案”的跟踪报道。

事实上，早在1935年9月19日，《世界日报》就刊发过一条简讯，篇幅很小，文字很少，却可能是这一桩“画家讼案”最早的报道。而作为于非闇曾供职且撰发文章的《北平晨报》，以及徐燕荪等多有刊发文章的《实报》，在“画家讼案”发生前后，这两家主流媒体实际上已经呈“对垒”之势。“讼案”正式成立之后，这两家报刊都基本保持沉默，不愿牵涉其中。处于“第三方”的《世界日报》，以“观察员”身份来报道“画家讼案”，在当时是独具客观优势的。

张大千畅谈“讼案”始末

“画家讼案”开庭九天之后，1935年12月21日，《世界日报》再次刊发跟踪报道。此次报道篇幅尚可，内容较丰，前述报道中“发生龃龉”云云，张、于、徐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龃龉”，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这篇800余字的报道，将张、于二人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复被徐提出反诉，张、于二人再递状反驳徐之反诉的讼案进展这一基本历程勾勒了出来。当然，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了“张、于反驳徐之反诉”这个环节之上。不过，通观张、于二人的反驳状，已然约略知晓了这一桩“画家讼案”的来龙去脉。

据此报道，即可知前述《琼崖民国日报》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之间的所谓“互控”，列举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样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首先是针对徐的公开侮辱与诽谤，张、于二人率先向法院提交控诉，意即不再与徐展开笔墨文字上的“暗战”，而是要诉诸法律、追究责任了。可是，徐拒不承认张、于二人所控告的那些公开侮辱与诽谤之举，却反过来又向法庭申诉，坚称张、于二人侮辱与诽谤在先，并一一罗列证据。接着，张、于二人就徐的“反诉”递状“反驳”，对徐的诉状诸条予以驳斥。

可以看到，张大千所作《扑蝶图》与《花卉》上的题诗，成为双方“反诉”与“反驳”的焦点。徐燕荪坚称《扑蝶图》题诗“若令徐娘见”中的“徐娘”暗指徐操（即徐燕荪）；《花卉》题诗云“蜉蝣撼树笑儿曹”，“曹”字与徐操之“操”音相近，亦指徐操；两处题诗均系侮辱。而张、于二人对此的反驳，则引经据典，于法理、文理、情理之中，均说理充分，颇见力度。

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的《扑蝶图》。

应当说，无论张大千题画诗中有无影射讥刺徐燕荪之意，仅就法理而言，恐怕都很难予以定性，更遑论定罪。就此报道内容，不难感受得到，张、于二人在这一桩“画家讼案”中，都明显占据上风，处于主动地位。而徐则相形见绌，渐趋被动。

以张大千直爽快意的性格而言，自然不会回避此案。《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之上，就透露了张大千对徐燕荪“反诉”的看法：

……我画的《扑蝶图》，引用徐娘之典，因为我画的是背面女人，所以我题“若使徐娘见，吹牛两大王”，这是自谦画得不美。另外一时用“儿曹”之典，他也误解到曹孟德身上，真是笑话。我在南边久已闻得北平艺术家甚讲义气，及至读了“艺林打油诗”（徐作），公然的侮辱起人来，我们也就一笑置之。比经众朋友出来调停，而对方反提出了反诉，我原不想久居北平，不过因此事，我已另租了大的住房，拟在此久居，倒要看个水落石出。本来现在的言论太不自由，弄至用起不相干的典故，也会使人家误会，这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经人调停“讼案”终平息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这桩“画家讼案”出现了重大转机，于、徐二人握手言和，这两位北平本地画家先行和解，且要撤销诉讼了。根据1935年12月26日《世界日报》的报道，经管翼贤等再三调处，徐、于双方言归于好，决定撤销诉案，并由管翼贤等调处人邀请徐、于双方欢宴，并邀名流数十人作陪。

为什么此事曾经艺术界多人出面调停均归无效，却在管翼贤再三调处之后，二人又言归于好了呢？管翼贤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了小型报纸《实报》，该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当然，管氏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此乃后话。而管氏之所以要再三调处，一是因徐在《实报》上刊发了攻击张、于的文章，自身本已卷入此案，难脱干系；二是为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实报》声誉计，以调停此案为由头，拉拢众多画坛名士，成就一桩“艺林佳话”。原文如下：

1936年新年伊始，轰动京城的“画家讼案”终于尘埃落定，当事人握手言和，言归于好。此后，张、于、徐三人与北平画坛诸友合影留念，宣告这一场画坛风波彻底平息。

因于非闇“奴视一切”的激赞之语，张大千在北平画坛惹起众怒，所招致的冲突与烦扰，并不仅止于“画家讼案”一桩。就在“画家讼案”开庭后不久，张大千又遭遇了“画家比艺”的风波。这真可谓“官司”与“比艺”齐来，“文斗”与“武斗”皆受。

时为1935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报道称，张大千将与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比艺”，地点拟订为中山公园。这类似于“比武”式的公开“比艺”，对北平公众而言，还是头一回见识，一时大为轰动。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1935年12月16日下午，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孖、于非闇亲自上门拜访吴幻荪，就是为所谓“画家比艺”之事而去的。但这一场“画家比艺”并不是张大千兄弟的主意，且前去拜访之意，本意就是为了解释所谓的“奴视一切”之语，希望消除误会。

《归渔图》，吴幻荪作。1935年底，媒体报道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拟与张大千在中山公园“比艺”，后双方误会消除。

张大千深恐以吴幻荪为代表的北平画坛中人对其误会加深，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于是郑重其事，与其兄长及当事人于非闇登门拜访，期望能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可惜的是，吴当时恰恰未在家中，由其父接待张大千一行。后来吴归家后，得知张大千等曾来访，仍然没有放弃比艺的想法，且拟定了更为具体的比艺办法以作补充。那么，二人最终在中山公园公开比艺了吗？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时至1936年新年伊始，“画家讼案”风波已然平息，而这一场“画家比艺”都还没有进行。遍查当年的旧报刊及相关文献，在此之后也都没有相关报道与记载。基本可以判定，这一场“画家比艺”应当没有进行，或是在同行各方调停之下，或是在更为私密的沟通之下，与前述“画家讼案”的情形相似，二人达成了谅解。

终于，“讼案”与“比艺”风波相继平息，张大千在北平画坛虽毁誉参半，倒也暂可“安居乐业”，根基渐稳。可惜的是，张大千与北平画坛的融洽与互动，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大千困居北地，百无聊赖，暂居颐和园听鹂馆中，其间又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时至1937年11月10日，北京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张大千、吴幻荪、徐燕荪、齐白石、寿石工等四十余位画坛名家出席，并皆有展售各自作品，用于赈济灾民。1938年夏，为避日军纠扰，张大千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经广西桂林，返归蜀中，隐遁于青城山中。

至此，张大千与北平画坛一别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初，张大千才又一次返归北平，当时在颐和园养益轩小住，作画课徒，不久即返上海暂住。同年末，又因患糖尿病，由上海飞抵北平同德医院疗养数日。1948年10月16日，又与谢稚柳一同由上海飞抵北平，据其自称，此行预备一周时间，乃是专程看望北平画界友人的。他对记者说，抵平当天即去了琉璃厂，“那里的名画已经比从前大大减少，并不比上海的多，这大概是因为南方人买得比较多吧。”至于“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他则称，“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试想佛像怎么挖？颜色怎么刮去？对这种所谓控告，他根本不去理会。”

试想十年前，从“画家讼案”中全身而退的张大千，此刻从敦煌临摹古画带着“敦煌艺术”开辟者之誉重返北平，著名学者陈寅恪亦盛赞其“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或许，此刻的北平之行，张大千原本是有一番故友重聚、新艺重振的计划的。孰料刚刚飞抵北平，逛了一圈经营惨淡的琉璃厂之后，又陷入“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的记者提问之中，恐怕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罢。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因为至此之后，张大千环游世界、扬名海外，可谓隐遁江湖、逍遥余生，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