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北京晚报》创刊号

作者 人大附中翠微学校高中部高级教师，曾任北京晚报通讯员

1958年的一天，上高中的姐姐放学回家，书包一放，说：“新出了一张报纸叫《北京晚报》，我们今天的义务劳动就是上街卖《北京晚报》。”我这个小学生听了也感到兴奋新鲜，小跑着紧跟在姐姐后边，来到大街上。卖报的学生两三人结伴，有的捧着一摞报纸，有的吆喝，有的宣传报纸内容，过往很多行人关注购买，很是热闹。

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参与了一项多么有意义的重要活动：那是刚出版的《北京晚报》的宣传售卖，如果当时留下一份《北京晚报》创刊号则是不得了的文物了！但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呀！再说报纸很快就卖完了。但也不遗憾，六十年来我与晚报结缘，如同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晚报已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光是留下的剪报已快占了半个书柜。

处女作登上《北京晚报》

1991年夏末秋初，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重要活动——拜访著名作家杨沫。事先我给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介绍分析《青春之歌》的写作、影响意义，教导主任组织，校长亲自参加，一群师生来到了香山脚下一个幽静的小院。离院门还有好几十米，已见到年逾七十岁的杨沫先生出来迎接我们了。当时杨沫先生正在忙着写《青春之歌》的续集——《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不顾劳累，热情接待了我们，学生请教，老人应答，给我们这么多人带来的书签名，合影留念，还为我校题词：“翠竹青青，祖国荣荣。”老人说：“现在的青少年对《青春之歌》这样的书有什么看法，这样的书在今天还能不能起作用，这是我很关心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话仍令人深思。

拜访回来后，我感慨万千，于是写了《青春永驻——访杨沫》，投给了《北京晚报》。我这无名小卒不认识编辑，不知稿件能否被用。谁知过了几天就接到了晚报编辑王晓阳的电话，通知我稿子已选用，就这样，我的处女作登在了1991年9月7日《北京晚报》头版重要位置。如果说后来我时不时给晚报投稿，应该说王晓阳编辑是我的启蒙老师。

育德专版关注孩子成长

2004年2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北京晚报》及时响应号召，开辟了《育德》专版，开通了“育德专家热线”和“家望信箱”，以解决“成长的问题”。

我毕竟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了36年，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于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了《育德五法试解成长的问题》和《五大误区困扰家庭教育》，登在了2004年5月24日和6月4日的《北京晚报》上。

这次由周家望编辑的专刊，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形成众多家长、学生、教师共同关注参与的一场大讨论。从5月14日至6月19日一个来月，读者电话1000余个，电子邮件、信件300余封，1500余名孩子和家长与专家进行了思想交流。

在周家望和栗晨编辑鼓励下，我又写了3万字的育德专家每问必答。自己觉得真不敢称是专家，但那交流是真诚的恳切的。

这次育德大讨论得到团中央领导及孙云晓等著名教育专家的支持，最后全部资料由周家望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成长的问题》，畅销一时。

周家望编辑的言谈笑语，栗晨与我联系时的情影，那段忙碌并快乐着的时日，真是难忘。关注孩子的未来，关注青少年教育，可以说《北京晚报》的编辑们做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和蔼的编辑们

除了写刊发重大新闻，《北京晚报》是很“接地气”的报纸。“接地气”就是大众化，接近北京地方特色，接近普通百姓。也正因如此，《北京晚报》成了读者量最大的报纸，编辑们也既坚守办报原则又质朴近人。王晓阳编辑在晚报主办的抗癌联谊会上遇到我，几句话便鼓励了我，使我乐观地正常工作生活至今。

读者从未忘记《北京晚报》，晚报也没忘了热爱她的读者。10年前，《北京晚报》举办了隆重的晚报创刊5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接到了漂亮的请柬。展览上，晚报为辛勤工作过的通讯员设了一面通讯员人名墙，那上面是所有为晚报工作过的通讯员名单。其实从通讯员的角度说，我没做太多工作。但看到那上面清清楚楚的有我的名字，内心用两个字形容：感动。于是感动而自豪地在展览版面前照了相，照片与请柬一起珍藏至今。

《北京晚报》走过一甲子，我由衷地祝贺，相信晚报会越办越好！我也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北京晚报》再写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

来源：北京晚报  汪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