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时过境迁 民谣的乡愁
2017年1月31日讯,去年,许巍演唱了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唱红了那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上个世纪90年代,高晓松和他的校园民谣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民谣再兴,“诗与远方”仍是不变的主题。
近30年,当代中国民谣创作不知不觉经历了三代人,10年一个跨度。先是高晓松、老狼、小柯、沈庆等为代表的一代,他们是学院派和唱片工业的精英;再是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为代表的一代,他们是来寻梦的都市异乡客;三是以宋冬野、马頔、程璧等为代表的一代,他们在互联网时代自由成长因缘际会。
当年崔健唱《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却成如今当红一批民谣歌手的人生写照。马頔唱着“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赵雷唱着“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北上南下勾画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城市民谣是个很好的定义。从早期的野孩子乐队到后来的麻油叶,这批民谣歌手漂泊到北京,只有一把吉他做舟做桨,如鲍勃·迪伦从希宾小镇带着外乡口音走进纽约。这种城市漂泊的心态和民谣的碰撞,是彼此之间的自然选择。他们在音乐中反反复复地,甚至怪声怪调地,弹唱着个人在大都会的“苟且”和对“远方”的思念。即便如万晓利在《走过来走过去》中只是简单到反复吟唱着“蓝靛厂、板井、团结湖、安定门”这几个北京公交车站上的地名,大都市的客居滋味也扑面而来。
15年前,北京的河酒吧还有树村,堪比鲍勃·迪伦的崛起之地——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那里的民谣酒吧。来自天南地北的民谣歌手们在这里抱团取暖。
1995年,来自黄河边的张佺和小索(索文俊)成立了一支民谣乐队,取名“野孩子”。随后他们来到北京,在酒吧驻唱。2001年他们在三里屯南街开了家“河”酒吧。20平方米的地方,成了北京民谣复兴的地标。对那里,有一个诗意的描述,“很多乐手喝醉,很多诗人醒来”。
两年后,他们转让了酒吧,解散了乐队,不久小索因胃癌去世,张佺决定南下云南。“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我们是从西北出来的人,还是喜欢高原上的天高地阔,人也没那么多,生活状态也没那么焦虑。北京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想要的,也给了我们不想要的。”
同样是在1995年,周云蓬来到北京,在树村租了间80块钱的小房子,街头卖唱为生。
“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蓬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周云蓬在《绿皮火车》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北漂生活。他来自沈阳铁西区,9岁失明,后来写出的歌却五彩斑斓。童年最深的记忆,是对绿皮火车的记忆。于是他给韩寒的杂志《独唱团》写了这一篇散文。那时他来到北京,以卖唱为生,赚了钱就开始周游全国,文章里讲述了许多他在旅途中听到的故事。如今他也开始候鸟的生活,会去大理过冬。
张玮玮和郭龙是发小。1998年他们来到北京。鲍勃·迪伦来自美国明尼苏达的一个矿业小镇希宾,而他们来自甘肃的一个矿业小城白银。在北京五年的日子里,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白银饭店》,专辑的题记中,张玮玮写道:“五年过去了,我也从北京搬到了南方。时过境迁,当我听着这些歌的时候,我明白了它的意义:它记录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我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如今我迫不及待地想拿出这张专辑,因为这样我才能和它告别。下一步,山长水远。”他们一样去了大理。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位置,你会发现,乡土乡音让你能保持特性,有别他人。在北京的民谣圈里,乡音最嘹亮。比如来自广东的五条人用海丰话演唱《县城记》,来自西安的马飞用陕西话创作《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
2012年尧十三写了一首歌《北方女王》——“管他时光流逝,管他四季变换,只要有你在我的北方”。写完这首歌不久他从贵州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三年时间。对他而言,“南方是家乡的象征,北方是外面的世界”。
尧十三最终还是选择回家。“人在到处跑,心思也在到处跑。可能前半辈子就是这个命了,暂时在哪个城市都谈不上安定!在贵阳挺开心的,和在北京是不同的生活状态。贵阳也不是我长大的城市,所以也是有些陌生的地方。混几年就换一种日子,我觉得挺好!”
北京,总有人来,总有人留下,也总有人离开。走出大凉山的莫西子诗,2007年来到北京,做过导游、家教,也练过摊。他常去野孩子乐队的乐手马雪松在鼓楼开的杂货铺。有一次,大家围坐唱歌,轮到莫西子诗,他接过吉他,即兴弹唱一曲彝语歌谣,满座皆惊。这首歌,就是《不要怕》,后来在《中国好声音》中被唱红。“如果不离开家乡,我完全不可能写出今天的这些音乐。”
像宋冬野、赵雷、马頔这样出生于北京的歌手,北京虽是故乡,却也会把寻乡之思具体到城市的变迁之上。宋冬野不仅唱红了《董小姐》,也唱红了北京西北五环如今的安河桥。小时候他在那里长大,长大了偶然一次路过,看到曾经的家已面目全非,“在我找到那棵枣树的时候,我深刻的知道,我的家永远都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小村庄……”
今天国内民谣再次听众云集。只是,不知他们面对商业化的裹挟,是否还能保持当初的流浪心态,是否还能坚守在拥挤的绿皮火车上对远方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