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藜

送春归三月，尽日日暮时。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何处送春西江西。……五任炎凉凡十变，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在一千二百年前的今天，整整二十个甲子之前，时年44岁的诗人白居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一年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而这一天，是三月晦日，也就是春尽日。

晦日的说法，在古代是与朔日、望日对应的。在阴历里，朔日是每月初一，望日是每月十五，晦日则是每月的最后一天（大月是三十日，小月则是二十九日）。其中，正月晦日作为每年的“初晦”，更被古人视作重要节日加以重视。

尽管“晦日”这个词和这一天在今天都已泯然，公历上赫赫然地说昨天（5月5日）就“立夏”了，但我总觉得，人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送走一年之计所在的“春”，未免也太匆忙了。清人张潮说“春者，天之本怀”，也就是说，造化自然本来的样子，都该像春天这样——从早春隐然的、几乎要掩饰不住的生机，到仲春新芽初发、百花乍现的惊艳，再到暮春时节开到荼蘼百花的零落，因为一直在变化着，而且这变化还那样明显，所以会让人觉出它的短促，短促得仿佛只是寒与暑之间的一个过渡，尔后不得不珍惜，然后庄重告别。

只是这告别，总是透出一种寂寥。“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白居易《送春归》里的惆怅，从皇庭帝阙一直延伸到天涯海角。春不仅是新的开始，也是美好事物新一轮流逝的开始。中国古人普遍觉得，人在时间上占的位置，远比在空间上更为沉重。说是‘永垂不朽’，但实际上，中国古人时刻都将自己放在赴死的洪流中。所以，《送春归》中的感伤，并不单是因为美好春天的流逝，而是这种流逝让人们一年比一年更清晰地意识到时间一去不复返的事实。时间和生命一样具有一度性，朝着一个方向走，再也不会回来。

这种认知无疑会让人们惶惑，而且这种惶惑还会在每一轮春夏秋冬的循环中被一次次加深。在与春许下“明年未死还相见”之约的24年后，即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晦日，年近七旬的白居易在参加完一场热闹的宴会后，于这一天又写了首诗《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金带缒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

古人寿短，此时的白居易已是暮年。他无力再猜测来年此身健不健了，年过半百后，他“随年减欢笑，逐日添衰疾”（《三月三十日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之故人又一一去世，愁病孤单已和他形影不离。悲伤怀旧是人之常情，但巧合的是，白居易的愁苦总偏偏在这一日汇聚。在他的《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酬元院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忆见寄》、《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澧上》、《和微之三月三十日四十韵》、《三月晦日日晚闻鸟声》《春尽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中，随处可见像“惆怅春归留不得”、“尽在愁人鬓发间”、“醉悲洒泪春杯里”、“最恨十年春”、“寂寞春日毕”这样消极的句子。

或许是人老便容易伤怀，但在一天之隔的立夏日（古时立夏是在春尽日后），白居易就又写出了“四月一日天，花稀叶阴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声乐”（《和微之四月一日作》）的繁忙景象。仿佛仅用一日，他就已经从春尽日的消极中转出来，有了“春华信为美，夏景亦未恶”的乐观。而到了《池上早夏》里，就是一派“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的安闲景象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并不全是因为诗人情绪敏感变化多端，而也是因为当一个个体的情感处在漫长时间所积淀成的传统中时，势必要接受它的塑造与成全。在中国关于“岁时”的作品中，变化明显的春秋两季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夏冬则相对较少，只有一些重要节日风物，情感上也显得不那么分明。

但也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作品都是这样。尽管和中国一衣带水，日本就不一样，在他们的“季语”文学传统中，对四季都是一视同仁的。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随笔作家清少纳言就曾在文中写道：“四季的时节里，有什么有情味的，和有意思的事，听了记住在心里。无论是草木虫鸟，也觉得一点都不能看轻的。”这和“春女思，秋士悲”的中国文学传统很不同。

伤春之情，古今该有一样的成分。所幸“一岁唯残一日春”，将所有的愁思都留在这一天里，待到明天，朱明盛长、万物繁茂的夏天就真正来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