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他者的眼光”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他者”难免误会、偏见，甚至还有恶意，但唯有通过这条荆棘路，方能走向成熟。这，或者就是“鲤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价值所在。

“鲤译丛”目前面世的是5种入门级历史读物，即：《永乐帝》（檀上宽著）、《西太后》（加藤徹著）、《倭寇》（田中健夫著）、《中国通史》（堀敏一著）和《蒙古帝国的兴亡》（杉山正明著）。5位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泰斗，书写虽浅近，视角却极具颠覆性。

《永乐帝》以东亚史的视角重读燕王朱棣，以探寻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思。众所周知，朱元璋与朱棣建立了中国后来500年高度专制制度的基础框架，故明代只有他们二人分别称“祖”而不称“宗”，檀上宽认为，其中包含了两方面思想资源，一是唐代的华夷秩序，另一是忽必烈“万邦来仪”的帝国辉煌。朱棣远征大漠、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最终都是为了完成他心中盛世拼图，而足利义满的妥协，又恰好为朱棣提供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幻景。

《西太后》则试图从人的角度重新解读慈禧太后，书中东西太后的暗斗、慈禧太后父亲死亡原因等方面的介绍，都是较新学术成果，加藤徹倾向于认为，慈禧太后作为女性统治者，其人生成功的定义与时代需求相乖，视野与智慧决定，她只能稳定局面，不足以突破历史局限，最终致家国皆走上没落之路，她站在错误的时代，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再一次证明了，个体的挣扎往往难以战胜命运。

《倭寇》对纷繁的史料加以梳理，作者认为，“倭寇”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日本人为主，后期则多是中国沿海商人，甚至还有荷兰人。“倭寇”泛滥，体现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变化间的矛盾，随着东亚国际贸易圈的逐步稳定，问题迎刃而解，但由此带来的向内化视角，以为通过剿抚便能平息外部挑战，这种僵化思维给后来中国造成巨大的危害。

《中国通史》则以唐宋变革为枢轴，展现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的历程，从而看清其中的延续性与变革性。

《蒙古帝国的兴亡》则继续发挥作者所主张的“内亚传统”视角，以挣脱传统解释体系，最大化挖掘出蒙古帝国与传统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一面。

虽部分史料处理存争议，如将谭嗣同去法华寺见袁世凯说成是在天津，称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很可能是翁同龢的泼污），用基层士兵人数来界定倭寇主体，但通读下来，不能不感到惊讶，日本作者对中国史了解之深、兴趣之广，而这般有见地的、专业气息浓厚的书，又有多少中国读者会关注？ 国人读史，常常沉浸于臧否的浅层快感中，忽略了深挖真相的乐趣，“鲤译丛”呈现出了不同滋味，或者有助于补足我们的短板。（唐山）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