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方先生是民国北京一家旧书店老板的后人，他讲述了自己父亲开旧书店时的许多细节以及老北京旧书行业中，店员与顾客之间超越金钱，甚至超越生与死的不平凡故事。

讲述者：袁家方，74岁，京城老字号研究专家。

旧书店老板资助“落难”大学生

年过古稀的袁家方，对阅读与写作依然充满热情。如今他著作等身，是研究北京商文化以及老字号的专家。袁家方每天上午睡觉，下午埋头苦读，或奋笔疾书，一直忙到次日凌晨。这份对书的喜爱，源于小时候——他父亲曾开有一家旧书店。

他父亲袁俊是1912年生人，13岁在琉璃厂书店学徒，出师后，在东安市场摆书摊，专卖外文书籍。在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王府井》一书里，提到东安市场的外文书摊，创办最早的有3家，袁俊的书店就是其中之一。

袁家方家中收藏的部分旧书

不久，他父亲在西单商场开办了自己的书店。“当时西单有五个商场，书业都在第二商场，我家的书店叫大众书社，同样也是专营外文书，面积80至100平方米。”

抗日战争临近胜利，袁俊敏锐地感觉到战后，北京城里大学会复课，他就收集了很多医学类的教材。果不其然，当时，很多人都在找医学类教材，而整个北京城就他这里最齐全，由此挣得了“第一桶金”。

袁家方说，尽管他父亲不懂外文，但是只要顾客来问某本外文书，他就能像卖中文书籍的店员一样，立刻指出那本书在哪里。不懂外文，为何能做到这样？原来，袁俊非常用心，在顾客买书时，他会打听书的译名和内容。他也向顾客学习，不断翻检书籍，积少成多，他便懂得了多国文字和不同门类的外文书籍知识。

当时，他父亲会根据一些顾客的特点，做一些不同的处理。比如有些书，有可能是某位常来的顾客需要的书，他就不摆在外面，然后写信问那位顾客哪天来看看，如果没有时间来，他就会派人给送过去。

袁家方的父亲曾经历过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位大学生经常到书店里看书，父亲见他好学，有时会让他把书带回去看，看完再拿过来。一天，这个学生来书店找他父亲，悄悄对他父亲说：“我要去延安。”他父亲立即安排那学生到安全地点，给他买了火车票，还给了他一些盘缠。

1949年，那位学生穿着军装，特意到书店里找他父亲。学生说，他现在是叶剑英军调小组的一员。虽然曾经救助过这位学生，但此次见面后，两人再没有了联系。袁俊帮助过好几位类似情况的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大学生来他家书店看书，他们一站就是一天。袁家方对此印象颇深：“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些大学生掏出一个火烧，一边吃一边看。那会儿火烧3分钱一个，比烧饼还便宜两分钱。”每逢这时，父亲也会让袁家方沏上茶，给大学生送过去。有时，还会请他们一起吃午饭。当时不少书店会让学生把书拿走，看完了再送回来。袁家方说，“早年间，旧书店的老板，虽然自己也要养家糊口，但对于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他们还是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袁家方多年的书友兼“球友”、北京城历史及文化著名学者朱祖希，对于当时的苦日子，深有体会。朱祖希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学生，1955年，朱祖希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时他每个月只有12.5元的助学金加2元的生活补助，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旧书摊，成为他最爱去的地方。那会儿，他一般是坐公交车到西直门，然后再去逛城里的旧书摊，从中关村或者北大西门坐公交车到西直门，坐车要1毛5，而从海淀黄庄坐车只要1毛钱，为了省下这五分钱，朱祖希每次都是走到海淀黄庄去坐车。

一份书单跨越四十年

袁家方说，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北京城里的旧书店与主顾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金钱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基础就是信任。”

多年前，袁家方去拜访中国书店的顾问郭继森老先生。“郭老先生一见面就问我，‘你是老几？过去我常去你们家。’”在交谈中，他得知了郭继森与历史学者洪业的一段故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老师洪业，常去中国书店买书，渐渐就和郭继森熟识了。郭继森后来常给洪业送书，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这交情还扩展到洪先生的学生，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洪业也被捕入狱。郭继森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去监狱探望洪业，而且还给洪业带信，甚至还帮洪业把信带出来。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洪业去美国讲学，临走前，洪业请郭继森购买一批古籍。没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杳无音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恢复邦交后，洪先生派了一位学生到北京，寻访当年的老友，当然包括郭继森。与那位学生寒暄三两句后，郭继森在一个抽屉底下的牛皮纸中抽出了几页纸，这正是当年的书单。郭继森告诉那个学生：“洪先生去美国之前，委托我买的书，一直保存到现在，一本不落。请你转告先生。”经过40年风风雨雨，无法想象郭继森老先生是如何把这批古书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的。

不久，洪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老哥俩见面，洪业把一个大信封交给郭继森，说：“我在北京的房子送给你吧，这是全部的手续。咱们年纪都大了，我此次回美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否回来（1980年洪业在美国去世），留个念想。”

袁家方听了郭老的讲述，赶紧问：“那您现在住的是洪先生的故居？”郭老摇摇头：“当天下午，我就把它上交了。”见袁家方不解，郭老淡淡地说道：“非卖书所得，情义领了就是。”

袁家方说，这就是当年北京旧书店里那些店员们对于旧书这行的独特理解。袁家方告诉记者，如今灯市口中国书店还有几位老店员，还有当年的做派。“与你见两三次面，他就能记住你，你一去，他老远就点头冲你乐。”

前几年，习惯了在网上购书的袁家方，又去了一趟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那些老店员见他来，远远的就用很低的声音说：“来了啊？”“这个声音很讲究，既要让你听见，又不能惊扰其他人。”

旧书堆里宝藏多

袁家方珍藏的《旧都文物略》

对于袁家方来说，父亲留给他最大的财产在精神层面。 年少的时候，父亲的一次“特殊训练”，让袁家方印象深刻。那是一个三九天，天寒地冻，父亲让袁家方在书摊边上，要求站得笔管条直，不管多冷，两手都不许揣兜里。一天下来，袁家方的脚和手被冻伤了，“三年后冻疮才痊愈。”从那个时候起，袁家方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他父亲不懂外文，却把外文书店开得有声有色，离不开“用心”二字，这也深深影响了袁家方。袁家方戏称自己读书做学问是“爱抬杠”，总要问“是真的吗”或者“为什么”，不懂或者有疑惑的地方，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如今，袁家方正在撰写关于北京会馆方面的文章，凭着爱钻研的劲，他发掘出很多人并不关注的细节。

不过，父亲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份“传家宝”：那就是一本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这是他父亲的至爱，父亲去世前，专门留给袁家方，并对他说“这本书你有用。”袁家方也对这本书珍爱有加，给它做了专门的布书衣。他开玩笑说，“这本书平时秘不示人。”200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套古籍，他毫不犹豫又买了一本，用于平时查阅。

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对书的热爱。袁家方自己常逛旧书摊，碰见喜欢的书，就会买下。袁家方最为“自豪”的一本书，是著名书法家大康先生选辑的一本字帖：《金文书法精华》。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袁家方花11元买的。让他颇有意外的是，如今，这本薄薄的字帖，在网上居然卖到了四五百元。

从学生时代就爱逛旧书店的朱祖希，同样在旧书堆里发现了很多宝藏。他在灯市口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一本《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这本书对他论述古都北京规划的文化渊源有很大的启示。他最后成书的《营国匠意》（2008年该书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两位多年的老友，在弥漫着书香的午后，追昔抚今，不无感慨。正如袁家方所说，“北京城应该多关注旧书市场，旧书是书籍宝库中的重要资源。”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姜宝君 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