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朱棣虽有意迁都北京，但迫于舆论压力，只能打着效仿太祖“中都之制”的名义，施行南京、北京的两京体制。

“中都之制”中的“中都”，在朱元璋老家凤阳，是明早期的三都之一。中都皇城是南京和北京的紫禁城蓝本，还比北京紫禁城大12万平方米。可惜的是，明中都建设6年即遭罢建，逐渐湮灭无闻，连正史中也鲜有痕迹。

幸亏有精通明史和历史地理的学者王剑英，在“文革”下放时发现此城，为北京找到了“前世”。随着考古推进，这座被重新发现的中都，正成为研究明代北京城的一个重要参照。

　　明中都宫城航拍图

　　1975年底，国家文物局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

　　王剑英在明中都遗址调查

　　凤阳建设局帮助王剑英测绘明中都遗址

　　凤阳鼓楼

　　明中都遗址出土的巨型蟠龙石础

　　明中都皇陵前的石像生

　　明中都遗址发掘现场制作砖文拓片

穷县有个阔皇城

1969年，安徽省凤阳县黄泥铺村，来了一位奇人。荒凉的乡村公路上，他光着膀子，顶着寒风或烈日，常常跑上十几公里。当地的老乡大概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也没听说过马拉松，常问：“这人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

这位跑者叫王剑英，是江苏太仓一名门望族的后裔，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曾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历史地图组组长，可见其学识渊博。

48岁是做学问的黄金年龄，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却被下放到了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

干校学员每天写检讨，作交代，接受批判，还要干养猪等脏累的活儿。别人有此境遇，难免颓唐，王剑英却仍旧跑步、打拳、寻古探幽。他是明史专家，自然知道这里是朱元璋的老家，于是一有机会就到处探访。

盛夏的一天，干校学员到总部集中。王剑英听说离县政府不远，还有一座“老县城”，是清朝的凤阳县治所所在地。一个凤阳竟然有两座县城，王剑英觉得蹊跷，便趁午后的空闲时间前去查看。

走近“老县城”，他立即被雄伟的城墙震惊了。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内巨大的蟠龙石础，更让他目瞪口呆。凤阳是个远近闻名的穷县，怎么会有这样一座雄壮威严，华美精致的“老县城”呢？

登上南门的断壁残垣，他遇到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农，便打听此城的来历。老农告诉他，明代开国，要在此建都，军师刘伯温反对，建了都城而未定都，就留下了这座空城。

老人的话，王剑英并未当真。研究生三年，他师从邓之诚教授专修明史，如果在南京、北京之外，还有个都城，他岂能不知道？

其后，他又常常来到这里，不过不是来寻古，而是来拆城墙的。1969年是扒拆墙砖的高潮，“老县城”内外，人山人海，砖垛从墙根一直码到河边，一角五分一块的墙砖不仅在当地很抢手，而且还远销上海。当时凤阳新盖的公私建筑，几乎清一色用的都是那种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11厘米，每块三四十斤重的砖，“五七”干校也不例外。

1972年元旦刚过，干校遣散学员，仅留下小部分有“历史问题”的人，转移至凤阳城内的干校总部，王剑英也在其列。

设在安徽省第四监狱内的干校总部，砖墙高耸，阴气逼人，王剑英却被周围的墙砖给迷住了。每当检查交代的空隙，他就在监狱墙砖上寻找文字，并一一记录。

他发现，这些砖上刻有江西、湖广等明初数十个府县的地名，有的还有官员名和工匠名。这些地名砖、人名砖，大概是当时为了保证质量，溯源问责，而进行的标注。如此高等级的明砖，在北京都不多见，难道老百姓口中的废都真有其事？带着疑问，王剑英迈出了考察明中都的第一步。

这一年，恰逢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他被暂时调回北京，再次主持开馆前的地图设计、绘图、修复工作。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仅咫尺之遥，工作之余，王剑英常到故宫溜达，他发现故宫午门竟与“老县城”的南门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再仔细对比，发现更是惊人：

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致、最豪华的，是无与伦比的。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观的想法相反：“老县城”南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十分精致生动活泼的浮雕，有飞龙、翔凤、麒麟、奔鹿、双狮耍绣球，各种花卉和图案，而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上点程式化了的图案装饰，其余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

“老县城”的石栏板两侧都是精致的浮雕，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光板，没有浮雕；“老县城”的石础是270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而北京太和殿石础只有160厘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凤阳的建筑构件竟然比北京的精致，标准高。

1973年初，他作为专家参加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审图会，并借机在复旦大学查到了乾隆时期编纂的《凤阳县志》，这部书勾勒出了明中都的兴衰。

原来，凤阳那座“老县城”，只是明中都的宫城部分。洪武二年（1369年），42岁的朱元璋下诏，以临濠（凤阳）为中都，按京师之制，加紧营建。“功将完成”时，他却突然下令罢建。以举国之力，耗时6年营建的城市，从此成了一座废都。

此后历经天灾人祸，明中都逐渐湮没。清代，凤阳县衙曾经驻在中都皇城里，这里就被当作县城了。600年后，不仅凤阳人不知“中都”称谓，就连分管全县文化、文物的部门，也对明中都一无所知。

通过文献研究，王剑英发现，明中都曾经宏大奢丽，不仅有皇城，还有与北京相仿的三重城；不仅有宫殿，而且还有太庙、社稷坛、圜丘、方丘、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等坛庙建筑；不仅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中央官署，还有国子学、会同馆、观星台等文化外交机构；不仅有金水河、百万仓，还有许多开国功臣的宅第、坟墓等。

一人重现一座城

遥想当年宫宇重重，再看如今荒草萋萋，王剑英不禁悲从中来。他意识到，这些国之瑰宝，若不抓紧考察研究，让它重见天日，过不了多久，连遗迹也将被毁灭。

为了揭开中都面纱，他向干校负责人张健（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做了汇报。张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少了三米的大卷尺。此后多年，王剑英仍对此善举念念不忘，他常对女儿王红说：“如果没有张健同志的支持，《明中都》这本书就写不成。”

从1973年4月起，一位年过50的外地人，操着浓浓的吴音，到处翻砖头，搞测量，逢人就打听凤阳的历史传说，成了当地一景。

回忆起对王剑英的第一印象，凤阳县人大原副主任陈怀仁曾说：“只见满身灰尘的王先生身背相机、水壶，正用皮尺丈量明中都承天门遗址。不远处是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旁边置一个化肥塑料袋，盛满了破砖碎瓦。当地干部背后嘲弄他，这个人是高教部‘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神经有点问题。”

虽然看起来像捡破烂的，但王剑英做的研究是高水准的。他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传统规划思想，以及从明中都到南京、北京，明朝先后三个都城建筑格局的承袭规律，以“小心求证”的研究态度，实地勘察、考证，印证明中都城墙、宫殿和皇陵的位置、长度、间距。

缺乏测绘工具，他就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通过步数来测算距离。如果是较大距离，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以数车轮转动圈数的办法测距。后来发现，他用“计步测距”和“自行车测距”土办法测出的距离，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完全吻合。

1973年国庆节期间，“五七”干校组织留守学员在安徽境内参观旅游。王剑英则利用这段时间，自费去全国各地查寻史料，以便与半年来的实地考察相互印证。

当时没有检索复印设备，许多重要古籍也没有整理出版，为了在海量文献中寻找有用的材料，他泡在图书馆善本室，抄录了20余本资料，“垒起来得有一米多高”。

王剑英的夫人陈毓秀在回忆这段时写道：

一度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南京还是在上海？住在南大招待所还是投宿哪个小旅社？或者已经回到了凤阳干校，白天骑着自行车啃着干粮咸菜走访社员，晚上开夜车赶写他的考察报告？

临近春节，“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大多回到北京过年了，仍不见到剑英的踪影。搬家不见人，过年不见人，他似乎把我和孩子们完全忘记了。

知夫莫若妻，陈毓秀知道，“他是把他自己忘记了”，在那种忘我的境界中，不幸和非议，与发现带来的震撼和喜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干部，他对“老王”早有耳闻，见面却是偶遇。

当时，王剑英正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皇陵碑上的字一一对照。皇陵碑高达7米，碑文是竖排的，他每看一行，便从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几个来回下来，50多岁的人，已满身是汗，短裤背心全湿透了。

这一幕打动了刘建桥，几经波折，他把王剑英借调至文化馆，专职考察、研究明中都。研究凤阳花鼓的夏玉润就是这时在文化馆与王剑英相识的：

“那天，室外39度，屋内一无电扇、二无蚊香，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插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他在右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地图，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的情景，这一画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恍如昨日。”夏玉润说。

从炎夏到隆冬，王剑英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为的是与扒拆遗址者赛跑：从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眼看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他忧心如焚，“担心材料还没写完，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

即使是在撰写书稿最紧张的日子，凡是有单位请他介绍明中都的，不管路途远近，时间早晚，天气好坏，他都一律接受。只要听说城西公社水利工地开工，他必拍照绘图，拿出政策制止，讲述历史感化。

他的执着，看似无用，却让当地人逐渐改变了对“破砖烂瓦”的态度。一些机关干部得知遗址的新发现后，立即通知他，并陪同他一起赶往发现地；社员在遗址上挖掘出的龙瓦、凤滴水，也主动地送给他。

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终于完稿。凤阳县有打字机、打字员的单位，都愿意免费替他录入。由于经费问题，书稿最初仅油印了150本，一部分送至省、地、县有关部门及领导，一部分由王剑英带到北京，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

很多专家熬夜读完了这本小册子，兴奋不已，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评价说：“《明中都城考》实实在在比箫洵《故宫遗录》叙述元代宫室的贡献还要大，使一座已经湮没无闻的明代中都重新复活了。过去我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现在才弄清楚原来连南京明故宫也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

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同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1982年3月10日，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而言，发现和研究一座城市遗址，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发现、勘察、宣传、摄像、考证、绘图、撰写研究报告，直至争取国家认证，往往需要一个团队，数年功夫。而王剑英却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在没有研究经费，没有测绘工具和仪器，没有合作伙伴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冥冥之中,父亲之前积累的历史学、考古学、考据学、地理学、地图学等多学科学养，似乎都是为了寻找、发现、研究明中都而积淀、准备的。”回想父亲当年与明中都的相遇，王红感慨道，“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中都错失帝都位

很多人都知道明代有北京、南京两座都城，但明中都却鲜为人知，连泰斗级专家单士元也对它“到底建成了没有，一直模模糊糊，很不清楚”。这是何故呢？

原来，古代帝王实录“多书美而不书刺”，明代的实录、会典、纪传、碑铭等宫廷典籍，似乎是有意隐讳，很少记载中都宫殿。景泰年间修《寰宇通志》，虽有“中都宫殿在(凤阳)府城万岁山南”的记载，但英宗复辟，《寰宇通志》亦废。

虽然史料少而分散，但《明中都城考》却旁征博引，将各种史料一网打尽。近年参与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故宫学者宁霄说，“很难想象，在没有电脑检索技术的年代，王先生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找到这些资料的。近年虽然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明中都，但几乎没发现新史料。”

通过王剑英的《明中都城考》，这座被遗忘的城市找回了它的记忆：

1367年9月，吴王新宫在金陵落成。第二年，朱元璋在新宫即皇帝位，国号大明。

此时天下已定，都城却悬而未决。朱元璋先给自己理想的定都地——开封（汴梁）一个“北京”的虚衔，并亲自勘察，准备建都。然而，那曾经繁华的汴梁城，久经战火，已是“人烟断绝、积骸骨成丘”。

开封被定为“北京”的第二天，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元朝灭亡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中、洛阳、开封、北平、南京等地，都成了首都的可选项。朱元璋表面上与群臣商议，内心却主意已定：抛弃已经建设得有模有样的南京，定都老家临濠（今凤阳）。

他的理由是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但究其根本，还是“圣心思故乡，欲久居凤阳”。朱元璋和他的乡党小伙伴们，大都是苦出身，现在有了富贵荣华，自然想要衣锦还乡。

中都是按照京师，也就首都的规格建造的，规划起点自然非同一般：外郭城范围达到50平方公里，与元大都相当，而宫城达84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大12万平方米。全城设104坊，各类衙署、坛庙、宅第一应俱全，布局建构可说是后来北京城的高配版。

众臣中排名第一的李善长是建设凤阳中都的总负责。主持明中都考古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志说：“朱元璋常把李善长比作自己的萧何，李善长自然知道萧何建造未央宫的典故，在中都建造中一定会竭尽所能来讨好朱元璋，这可能是明中都皇城穷奢极丽的重要原因。”

在中都营建中，木材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附属国“求大木”；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上面再垒砌大城砖；砌筑时则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甚至“用生铁溶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

营建中都的劳工，由全国征调而来。据王剑英考证，工匠近9万、军士7万、移民近20万、罪犯几万人、民夫45万，参与者总计近百万。

洪武八年，中都工程开工六年后，朱元璋第二次到工地视察，其间发表了祭告天地的祝文。祝文先是一大段忆往昔峥嵘岁月，然后又把自己的家乡夸了一顿，最后也感慨了一下工程“实劳民力”，好在“功将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鉴”，迁都意向已经非常明显了。

奇怪的是，就在朱元璋返回南京后不久，他突然下令“诏罢中都役作”。倾尽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在即将建成之际，戛然而止，这到底是为什么？史籍记载非常含混。

官方说法是，中都花费太多，不符合勤俭节约的治国方针。的确，朱元璋立国后，一直标榜节俭，每天早饭，只是青菜加一碗豆腐，所睡的床铺，也和中等人家无异。可此时中都城已经修得差不多了，要花的钱差不多都花出去了，这时候说停建，不等于更大浪费吗？

王剑英从各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认为，“压镇事件”是中都停工的导火索。

为了赶工期，民夫军士“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作为反抗，他们在朱元璋视察时，用纸人木偶之类的东西，置于宫殿屋脊上进行诅咒。

此事让朱元璋蒙上一层厚厚的心理阴影，甚至两年之后，还“因工匠压镇，百端于心弗宁”。他在祭告天地时，特地忏悔：“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不可免者。”

还有一些明史学者认为，对淮西集团的防范，才是中都停工的真正原因。

刘伯温是当初唯一反对建都凤阳的，他说“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原因是“地势曼衍”。用现在的眼光看，凤阳紧临淮河，容易发生洪涝灾害，长期的水灾又导致土地盐碱化，粮食产量低，且地处丘陵，非交通要道，确实不宜建都。

朱元璋起初听不进去忠言，但洪武八年，就在他从中都回南京后的第三天，退休老谋士刘伯温的死讯传到了京城。他原来只是身有小恙，但吃了宰相胡惟庸的药后病情加重，撑了几个月就驾鹤西去了。刘的死，让朱元璋对淮西集团越发忌惮，要是到了老家，到处都是这些功臣们的亲朋好友，那还不彻底反了天？

罢建后，中都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萧条，被朱元璋迁徙来的大量人口，缺粮少食，只得唱着花鼓，逃荒求生。

关于“中都罢建”，王志认为，“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或许能提供新的视角。很多细节显示，中都皇城的完成度并没有想象的高，史料上对工程的记载，不排除是李善长虚报了进度。按照当时的工程标准和营建速度，要使中都成为成熟的都城，恐怕再用六年也无法完成。从这方面看，‘以劳费罢之’并非完全是托辞”。

迁都北京曲折多

还乡建都失败后，朱元璋耗时两年完成了对南京宫殿的改建。改建时，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中都规制，虽然较为朴素，仍颇有帝都气象。

本该安心当皇上的他，仍觉不称心。金陵虽虎踞龙盘，但国运不昌；吴王新宫“前昂后洼，形势不称”；填湖而建的宫殿容易积水，这些缺点都令老年的朱元璋不胜其烦。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意在考察迁都西安的可能性，但又因朱标早逝终于作罢。痛失爱子之后，朱元璋最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至此，明朝建立已31年，首都在南京和凤阳间摇摆，汴梁和西安也是种子选手。但曾经繁盛的元大都、远在北方的北平，却从未纳入皇帝的视野，还成了民间传说里的“苦海幽州”。

朱棣迁都北京之前，这里尽管是金元两朝的都城，但对于明朝廷来说，却并不是理想的建都之所。

谁愿意把都城放在离强悍的蒙古部落很近的地方？谁愿意把都城放在一个已经被异族统治了四百多年，刚刚收回的城市？谁愿意把都城放在一个胡风文化深厚的城市？能做出这种选择的，除了朱棣，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

朱棣想迁都，原因很多。有人说他的江山是抢来的，在南京做皇帝，内心难安。这恐怕有点小看永乐大帝了，多次北征蒙古，“天子守国门”对他而言，可不是一句漂亮话。也许，大元帝国缔造者忽必烈，才是他真正想要超越的目标。

他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从靖难之日起，就有了清晰的规划。登上皇位后，他知道迁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反抗，就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让反抗的力量渐渐平息。这种“只做不说”的做法，使得迁都北京和宫城改建问题，自明清以来就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甚至相互冲突的说法。

作为建都的标志，紫禁城的营建始于何年？《明史》等史书都说是“永乐四年”，300多年来，治史者对此深信不疑。王剑英却在研究明中都的过程中，追根寻底，得出了“始于永乐十五年”的结论，并指出“永乐四年”只是“诏建北京”而未动工。他的《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令群儒折服，如今，这个结论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皇位还没坐稳，就把北平改为北京，称“行在”。同年，迁直隶、浙江等地的富户到北京，派工部尚书宋礼到南方准备大木，命工匠次年集结到北京。永乐四年，准备工作已就绪，为什么此时下了诏书，却未动工，反而又等了十年呢？

永乐五年，徐达之女、也就是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坚守北京城的徐皇后去世。借这个由头，朱棣巡狩北京，不到50岁的皇帝，出人意料的将陵寝选在北京昌平。

准备好的工匠和木料都投入到长陵的建设中，与此同时，北京增加了十个卫所，治理了大运河，修了城墙。这些，都是在为迁都做准备。

到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朱棣正式宣布迁都时，大臣们想反对，已经是有心无力了。朱棣这才开始修建紫禁城，很多记录表明，元大内可能一直保存到这一年，才“撤而新之”，彻底拆除。

永乐十五年，北京西宫建成。朱棣离开南京，坐镇西宫，亲自督建。十八年，紫禁城落成。十九年，各种礼制建筑也悉数竣工。

北京宫殿比南京更加轩敞、壮丽，虽然达不到中都标准，但也堪称建筑奇观。永乐朝紫禁城的奉天殿，在今天太和殿位置，但比现在的太和殿大1.5倍，面阔达95米，如果保存至今，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殿堂。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62岁的朱棣，在刚建成的奉天殿接受百官祝贺，北京由“行在”改为“京师”，进行了快二十年的迁都事宜，终告完成。

从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到1420年北京紫禁城落成，53年间，明帝国相继建设了中都、南京、北京三座都城，新建、改建了包含北京西宫在内的4座宫殿。近乎疯狂的都城建设，将微薄的社会财富耗尽，整个社会的怨气一触即发。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场神秘的大火点燃了建成不足百日的紫禁城，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大殿化为灰烬。一向自信的朱棣也十分惊惧，不得不像朱元璋一样为建都问题发布了罪己诏。

三年后，朱棣死在北征蒙古的归途上，他的儿子朱高炽又把北京变成了“行在”，并筹划“还都南京”。仅仅过了一个月，朱高炽就病逝了，他儿子、从小生长在北京的朱瞻基，碍于父亲的遗言，并没有恢复北京的京师之名。

朱棣的重孙子朱祁镇即位时，北京作为首都的基础已很牢固了。于是朱祁镇顺水推舟，进一步完善了北京的各项设施，重修了“三殿二宫”。1441年九月，北京的各种公文去掉“行在”二字，正式成为首都。至此，困扰明初统治者70多年的都城问题，才彻底解决。

我国历史上，迁都的事不少，但像明代这么能折腾的，仅此一例。明中都作为大明第一座体现帝王意志的都城，其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对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北京与中都互为参照

提起明代北京城的修建，有无数民间传说，无论哪个版本，开头都要来一句“苦海幽州”。可见，元灭之后，这座曾经的国际化大都市遭受了重创。

相传，朱棣派军师刘伯温和姚广孝去建北京城，镇压恶龙。他俩暗自较劲，却不约而同地听到“照着我画，照着我画”的童稚声音。两个人一想，这不是八臂哪吒么？结果，背靠背地画出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图，都是“八臂哪吒城”。

这个传说虽然流传很广，但北京城既不是刘伯温造的，也不是姚广孝造的，而是以元大都为雏形，在明代不断改造而成的。哪吒的三头八臂两脚，指的就是元大都的11座城门。

元大都的规划师是忽必烈手下的“和尚宰相”刘秉忠。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式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刘伯温、姚广孝的合体，民间传说大概由此而来。由他缔造的元大都，遵循《周礼·考工记》的王城制度，给北京留下了中轴线、胡同、大运河等宝贵财富。

攻克大都后，朱元璋立即派工部尚书张允测绘了大都宫殿，编绘了《北平宫室图》。显然，这是在为兴建中都做准备。

“考古发现，朱元璋虽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表示要复汉官之威仪，但明中都的城垣格局、皇城外T形广场、外金水河的布局、宫殿形制等，均与元大都有继承关系。”王志说，明中都承前启后，是介于宋元和明清之间，都城变迁中的过渡形态。

中都宫殿虽参照元大内，又存在大量创新。前朝部分除了主殿外，在东西两侧还设置了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院落，分别作为太子东宫和皇帝的便殿，以适应明朝的行政模式。

最杰出的是，明中都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三朝五门”制度，转化为前导区，安排在宫殿之南。相比元大都，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距离长了两倍，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摆下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同时，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移到了阙门之左；象征疆域版图的社稷坛，移到了阙门之右。这种布局，用一重重的墙与门，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推向顶峰。

城市考古专家徐苹芳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在这条轴线的大明门位置，还出现了一条宽阔的东西向大街，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称为“云霁街”。这条街串联了中都城的钟楼、鼓楼、祭祀坛庙，俨然是今天北京长安街的雏形。

王剑英分析，朱棣在少年时代，曾两次去凤阳祭祀皇陵，看到了营建中都的过程。青年时代，他又与兄弟一起到凤阳讲武练兵，在那里住了4年。因此，北京吸收了不少明中都规划上的精华。

由朱棣亲自督建的紫禁城，叠合在元代的中轴线上，但向南移动，既避开了元故宫不大吉利的“地气”，也更趋近于改造后的北京城市中心。在单士元看来，紫禁城的布局和明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

永乐十七年，北京的南城墙自长安街的位置向南拓展到今前三门大街，这大大扩展了宫殿前的空间，中都宏伟的前导区也被移植过来，连洪武门、承天门这些名称都原样照搬。

中都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无山，则筑一土山，也名万岁山。这座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平面上城市对角线的中心点。中都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左右，虽无山岭可命名，而宫殿之中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

元朝宫殿的南面，并无东西向的大道，中都的“云霁街”搬到北京后，改称“长安街”，这条路两端虽无钟鼓楼，但在相应的位置建了东单、西单牌楼，由此创造了城市的东西轴线。

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明初天地分祀礼，建了天坛和地坛，其制度和方位都与凤阳明中都的圜丘、方丘相同。帝王庙虽然是在永乐营建北京之后100多年建的，但是从中仍能看到明初营建中都的影响。

安徽与故宫联合考古

北京和明中都，是相互借鉴的两座城。在今日的凤阳城，还能找到北京城的源头。

凤阳城中，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洪武门、左右千步廊、大明门、承天门、端门等位置依稀可辨，有些建筑已经复建。东西轴向的云霁街两端，钟楼、鼓楼相对而立。凤阳鼓楼建成600多年来，几经沧桑，屡废屡建，台基一直保存完好，基上柱础排列整齐，门洞上“万世根本”四个楷书大字，据说是朱元璋手书的。这座鼓楼基座长72米，宽34米多，是后来北京鼓楼规模的1.5倍，南京鼓楼的2.5倍，雄壮得令人震惊。

明中都午门左右，厚重的砖砌城墙尚余1100余米左右；午门基台的白玉石须弥座上，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浮雕，总长达四五百米。这些浮雕高32厘米，深度达到3-5厘米。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的午门须弥座上只嵌有少量花饰，深度约1厘米，其余全是光面石块；北京的午门石雕，只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几乎与明中都一样。

明中都的其余地上建筑虽然都不复存在了，但留存的遗址格局基本保存完整，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宫殿、金水河、建筑、道路、水利设施等。现在，为了保护这些遗址，凤阳城内建了十多处城市公园，随处是景、处处飘香。

在明中都禁垣（相当于北京的皇城）地下，目前已勘探发现的夯土基址有137处，河道、水井、灰坑、道路、窑址等重要遗迹，勾勒出了建筑的基本布局。

随着明中都越来越有名，北京的一些地理历史爱好者，把去凤阳寻找北京的“前世”，作为一种小众的玩法。长安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角楼等诸多称谓，让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不过，就在几年前，明中都皇城遗址,还是一片“脏乱的旧城”。21世纪初，在房地产大潮的冲击下，明中都又到了湮灭的危急关头：

太庙遗址、中都城隍庙遗址、开国功臣庙遗址、历代帝王庙遗址陆续被卖给开发商；长春门遗址被铲平，建起了公路；洪武门遗址被铲除一半，建起了公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观星台遗址所在的独山、明中都的主山凤凰山在数十年开山取石中，已是千疮百孔……

2013年是转机之年，那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国家文物局立项，凤阳县政府也及时调整了《2010-2030年凤阳城市总体规划》，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投入13.8亿元，将中都禁垣内的1308户居民、20个工厂、10个养殖场、4所学校全部迁出。

随着明中都的历史在城市建设中被展示出来，仅几年间，凤阳人对遗址的保护意识迅速提高：为了保护明中都的天际线，政府调低了建筑的限制高度；一些已经卖给开发商的遗址土地又被赎了回来；各种遗址公园相继建立；从法律上保护明中都遗址的条例今年也将出台……这个城市正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更可告慰王剑英的是，现存的明中都皇故城城墙，包括西墙、南墙的西半部，及较完好的午门和西华门墩台，全长1350米，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经专家现场考察，初审通过，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明中都的全面保护和研究，正逐渐实现着先生遗愿。”王志介绍，王剑英在《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中曾16次提到，需要勘探发掘来进行求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5年启动考古发掘，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2017年，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

最早的奉天殿什么样？明中都外金水桥到底有几座？天安门的雏形是几座门？很多问题都在发掘中得到了解答。

发掘确定，外金水河上为七座桥基，桥的宽度均大于南京、北京相应的金水桥，桥址的分布体现出井然的等级秩序。另外，桥基券石的卯榫结合部还发现多处有塞铁片或灌注铁水，证明史料所言非虚。无独有偶，北京故宫的外金水桥也是7座，除了天安门5个门洞对应5座之外，太庙和社稷坛还各对应一座桥。

承天门的城门布局非常独特，“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城台两侧与禁垣墙连接，在城台两侧各开一偏门”。今天的北京天安门是5个门洞，王志认为，承天门“3+2”式门洞布局是唐代以后首次将5个门洞布置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门位置，或许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雏形。

在遗址公园内，前朝宫殿的发掘正在进行中。宫殿基址连续做了多年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复杂”，现已证明，宫殿台基绝非表面所见的“中”字形，而是更接近元大都的“工”字形。不过，“要完全厘清宫殿及其附属建筑的形制，仍需进一步工作”。

从故宫到凤阳，宁霄觉得“这里更能施展得开”。北京故宫考古慎之又慎，只能进行“微创”发掘，一般都是见“面”即停，也就是发现了重要的砖面、地面、活动面后就不再向下清理了。而且，考古发掘面积极为狭小且难有余地，一直有“管中窥豹”“盲人摸象”的困窘 。而明中都考古，可以大开挖，这对于北京宫殿变迁、营建时序以及施工工艺、甚至哲学思想等都有启发。

对于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就评价道：“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原标题：永乐归京——从中都到北京，明初73年定都路）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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