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吉敏

董毎戡在戏剧学术研究领域独秀于林外，创作题材还涉及诗词、小说、散文、时评、翻译等。其中诗词在董每戡波澜壮阔的一生里是一树花开。读董每戡的诗词，也是看一位南方文人立于时代风云下的格致。在董每戡众多的称谓里，“诗人”，或许是他最心仪的。

1933年1月11日，《温州新报》副刊，刊登了永嘉长短句《忆 江南》，同时还刊登了《与柳亚子论词书》。

一

会文学社的少年诗人

董每戡的诗心萌芽于故乡温州。1922年6月18日，温州市郊会昌河畔，当地的几位教师和学者发起成立“会文学社”，这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飞溅到东海一隅的一粒火星子。学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学行、改良社会”，首批十四位社员，董每戡是其中一位。

三年后，也就是1925年的1月，《会文学社刊》“创刊号”发行。其“研究”栏目里有董每戡的《丝竹源流考》，“小说”栏目里有《柳下》，“文苑”栏目里有传统诗歌《贵妃沐浴》《黛玉葬花》，和新诗《骤雨》《凄风》《海坦山上的桃花》《可爱的弦琴》，均署名董华。董每戡原名董国清，读书时叫董华。这位董家少年的传统文化修养，对新文化的稚嫩拥抱，以及对不同文学题材的操持能力，在此已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诗歌《海坦山上的桃花》后半节写道——“啊！桃花哟！/你明年春天能够还你这副妖艳的脸孔，/桃花啊！/请不要悲伤笑嘻嘻地，/同我们做一个挚好的朋友？/桃花啊！/你不要悲伤罢”，少年敏感、细腻、真挚、热情的内心世界在诗行里清晰可感。如果说，《丝竹源流考》为董每戡日后戏剧学术研究埋下伏笔，而诗歌则是他对这个世界表达真善美的宣言。

创刊号已然可睹这位少年诗人之风采了。

会文学社刊

二

二十四岁专于词

1925年的秋天，董每戡赴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1928年6月，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期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董每戡诗词研究论文《龚定庵的词》，跟着发表的还有他的七首词。20岁的董，诗词造诣已受学界重视。

这七首词中《绮罗香·禅心》《浪淘沙·飘零》《忆江南·野寺秋暮》，标记地点都是“于极乐寺”；《蝶恋花·夜酌》是“于山中”，《浪淘沙·秋怀》二首是“于横屿乡”，《望秦川·重阳夜》是“于上海滩”。七首诗其实记录了董每戡一次生死逃亡的经历。1927年，董每戡受党组织指派回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遭当局追捕，躲在城中姑母家的粮仓逃脱，而后避入深山古寺，回到横屿家中后，于1928年春，化名董每戡潜赴上海。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青年，身处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深山，那是“愁心难诉”——“韶华休在辜负，还仗浇愁借酒，消磨羁旅”“琴剑飘零人未老，独听悲笳”“两度蟾圆空独对，思家忍洒疏疏泪！”，长长短短都是董每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搏击的惆怅，人之常情中，更见其矢志不渝的信念。

董每戡1977年4月5日给堂侄任世评信中说到，“我二十四岁专于词，曾有《永嘉长短句》，柳亚子先生为我作序，郁达夫先生为我写跋，后不拟印，日久就失去；可是三表弟爱我词，代抄下来，解放后拿来抄了一份，66年又失去，终于不留一阙。”

《永嘉长短句》是1932年董每戡在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宋词时所著的词集，里面的词章应是为教学所需而作。董每戡在课上教授自己创作的诗词是他一贯的师者风范。十年后，也就是1943年，董每戡到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据他的学生王廷润回忆，董每戡课上讲授自己创作的诗词时，社会人士来旁听者如墙堵，其诗词的社会认可度可见一斑。

《永嘉长短句》并不是董每戡所写的那样“终不留一阙”，还是有踪可寻。1933年1月至2月之间，《温州新报·副刊》专门开辟了“永嘉长短句选”栏目，连载了董每戡的十一阙词。摘录《忆江南》于此：

回首中原泪满巾，别离心绪若为情！一番海角凄凉梦，愁损辞乡去国人！怀旧事，梦中寻，醒来不记有何因？如今远客休惆怅，搂着虚空睡到明。

董每戡年少离家，又于1928年6月流亡日本，攻读戏剧。此时，只有二十五岁的他，已尝尽了去国离乡的无奈和理想追求之路上的彷徨。

1933年1月10日的《温州新报·副刊》选登的是董每戡的《浣溪纱·廿四初度作》，同时还转载了郁达夫的《永嘉长短句读后附注》。这篇郁达夫1932年6月写于上海的“跋”，对董每戡的词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自半塘蕙风诸人逝后，长短句就少有人做了。胡适之氏选词，侧重在苏辛豪放一派，未为公允。最近且有以语体诗入词，将平仄句读完全推翻者。“自作新词”，亦未始不佳，不过既写了词，则呆板的死律，也还需守着一二才好……所以我觉得学问，总该在不粗不细之间，以能唱出自己的情绪为大道，《永嘉长短句》，庶几乎近是了……永嘉原是风流的渊蔽，浦江佳处，有“碧嶂青池，幽花瘦竹”，再加上以“啼春细雨，笼愁澹月”，词人的材料，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足了。卢祖皋殁后八百余年，先生其努力追随，好“传得西林一派情”也。

1933年1月11日和12日的《温州新报·副刊》在刊发“永嘉长短句”的同时还连载了董每戡的《与柳亚子论词书》，文中对“篇什”的“什”作了解释，可见其词学修养已相当丰厚。后又写道：“我也以为唐五代词比北宋的好些，象李后主那样悱恻缠绵的词，南宋人连梦不会梦到的，北宋只是沿袭了唐五代的路径，稍稍掉转过来罢了。迄南宋，词的范围虽广大起来，却已失去自然，况词在渡江之后便成为羔雁之具，酬酢与咏物的作品日多，这就使词受了致命伤。”年轻的董每戡对词已有独到的见解。

柳亚子为《永嘉长短句》写的序中是劝董每戡转变方向的，说，“董每戡兄，和我大概是‘同病者’吧！他对于词，用过深刻的功夫。天才和学力，都非我所能企及。他并且是一位思想能够进步的人。在词的中间，不知不觉都会很流露着……董君在过去，一方面致力于戏剧，一方面又从事于词学，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希望他对后者断念，而对前者努力，这也是时代必然的进展吧。”

1951年11月武汉中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湖南代表。

三

苦中作乐爱“打油”

其实，时局的动荡也不允许董每戡继续低吟浅唱，时代的使命也不允许董每戡在诗词中多费思量。内忧外患之际，国恨家仇当头，董每戡选择了戏剧抗战。1934年，董每戡再次去往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即回国，奔赴长沙，站在抗战剧运的第一线。

在抗战剧运的烽火中，在天涯羁旅的颠沛流离中，董每戡的“诗人”本色并未褪去，诗歌反而成为董每戡及时表达情和境的最好方式。在长沙与田汉、郭沫若等志同道合者诗词唱和，相互鼓励坚持剧运。辗转各地开展剧运，诗记行踪，奔波中诗兴盎然，苦中有乐。散文《贵阳行》是写去贵阳戏剧拓荒途中的所见所感，风景与诗相映成文，诗人性灵跃然纸上——“诗情随着峰回云涌”，“脑海里蹦出这么四句”，“我这位老酸决不肯放过机会，又酸他一下”，“奇景涌现在眼前，乃以写实的手法吟四句纪云”，“车转上了山顶，不知从那里来的灵感，摸出纸笔放在小箱子上颤抖着写下四句给他”。这一路灵感频发，即兴创作了四首诗，惊得同行的乘客“瞪着我，半晌，说了一句：‘先生，你的诗才很捷’”。

在中山大学教学期间，董每戡与陈寅恪、詹安泰、夏承焘、俞平伯酬唱友情。同乡夏承焘是他最为推许的词人。曾在写于1933年的《与曾今可论词书》中说，“我的友人夏癯禅君曾做了许多不依旧谱的词，他径称自己的词为‘自由词’……在近人的词中，使我佩服的确只有夏君的词。”1957年，夏承焘到中山大学参加第三次科学论文报告会，董每戡作《减字木兰花》二首相赠，其中一首：

流花一瞥，回首卅年湖上别。岭表相逢，满苑花开忘却冬。壮志未老，握手言和今日好。各有心期，报国还凭笔一枝。

这阙词写得朗爽，豪情壮志溢于字里行间。末句“各有心期，报国还凭笔一枝”，成为董每戡一生最好的自我写照。

董每戡被错划“右派”，长沙二十一年闭门诂戏。病手写就的百余万字文稿在抄家中失去时，他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诗坚定志向，诗中毫无哀怨之气，还诙谐地谓之“打油”。这些“打油诗”大都附在给亲友的信中，自己并不保存。1973年写给堂侄任世评的信中也抄了两首，其一：

八亿人中一戏迷，独尊小道志难移。

穷原索委通今古，究底寻根辩是非。

日食三餐甘粝藿，身衣百结胜轻肥。

偷生为国存元气，菩萨低眉我亦低。

在困厄的环境下，董每戡仍是一贯的乐观积极做派，仍是满腔的学术报国情怀。

董每戡对故乡温州一直念念不忘。1976年6月14日写下三首《乡思》，其中一首摘录于此：

谢池春草年年绿，月夜花朝入梦频。

我亦有家归未得，痛心追悔负慈亲。

1956年7月，董每戡在北京结束《琵琶记》讨论会后返温探亲，他已三十年未做故乡行。至1976年，又已二十年未归。最终未能成行，一树繁花，零落岭南。遗下百余首诗词任人品读，其风骨也让人感佩至今。

（原标题：诗人 董每戡的另一个称谓）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