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介甫

发生在上海的两场战事中，淞沪会战规模庞大，是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而淞沪抗战的规模相对小些，中方参战军队5万余人，而日方先后数次增兵，最后兵力达9万人。不过，就战争结果来看，反而是淞沪抗战的中方军队打得较为出色，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也恢复了战前原状，既无领土被占，又无赔款条款，极大地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架起了防空高射机枪。（资料照片）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作为北伐的主力军队，粤军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888年出生于广东省，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3年参加江西讨袁“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时，蒋光鼐是“铁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当时的师长是陈铭枢，他们率军打了不少硬仗。后来10师扩充为第11军，又成为后来的第十九路军。可以说，在当时中日双方都想控制战争规模，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以及各方踊跃支援下，淞沪抗战提振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总指挥蒋光鼐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淞沪抗战后，蒋光鼐于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值得我们纪念。

率部打响正规军抗日第一枪

“一·二八事变”可以说是日军蓄意挑起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了彻底占领东北地区，决定制造“思考间歇”期，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于是，女间谍川岛芳子于1932年1月18日下午，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用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方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日军据此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此外，日军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进行战争准备。

1932年1月6日的时候，蒋光鼐已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面对日军挑衅的严峻局面，他命令十九路军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参加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举行的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会上大家一致表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会议结束时，蒋光鼐作了简短讲话：“日人图占上海的情形，极其严重，大家都很清楚，蔡军长戴司令更为愤恨，曾同我研究应敌决死、保国守土的计划。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

当晚7时，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鉴于情况日益严重，老上司陈铭枢约蒋光鼐到南京面谈。1月26日下午4时15分，蒋光鼐复电明确表态说：“万一外侮来侵，弟必站在前线，以尽军人天职，此时实无来京必要。”

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3次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冲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下午，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张君篙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愤，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请示蒋光鼐，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以接防兵力不足为由，决定推迟交防！就在当夜，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攻势受阻日军增兵易帅

战斗打响后，蒋光鼐与蔡廷锴、戴戟等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天刚亮，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地面部队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冲破闸北防线。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击之下，日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

十九路军抵抗的枪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慰劳和赞扬的函电如雪片似地飞来，赞扬他们“为世界求公理，为弱小求生存，丹心碧血，壮烈可歌”。东北沦陷后流落关内的民众在电文中说：“贵部捍御外侮，杀敌致果，为民族争光荣，为山河壮气色，挽国运于颠危，苏人心之槁死，精忠益世，溥海同钦。”在上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义勇军，其中包括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退职军人义勇军、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土木业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南京中央大学铁血军团、复旦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等。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十九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因战局不利，日军不断增兵。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下午4时，巡洋舰3艘及水雷舰4艘抵沪，并载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两万五千余人。

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掎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

当天，日军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10日，蒋光鼐向政府报告战况：“敌连日轰炸，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

战场出现咄咄怪事

战争中，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军队为敌。”

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十九路军接防前，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当日军进攻要塞时便临阵脱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向中国海军进攻，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十九路军撤退。第二天，蒋光鼐回电拒绝撤退：“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制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一决……”

但何应钦坚持撤退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面对这一纸命令，蒋光鼐十分为难。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发来电报：“近日颇有人发表议论，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12日，陈再次来电，重申原地抵抗的主张：“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动为要”。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不顾军政部命令，原线抗战的决心。

鉴于日军久攻闸北、吴淞不下，蒋光鼐料定敌军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尽管何应钦当晚还打来电报，让他去租界参加谈判，但他仍然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展开兵力准备决战。13日清晨，果然不出所料，野村向十九路军发起了新的总攻。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军长蔡廷锴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光鼐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电文犹如冷水灌顶，但他仍委婉回电陈情：“指示各条，谨遵办理，但敌方狡诈百出，未审能达到否?谨复。”

蒋光鼐力图维护出击方案。但电报刚刚发出，就收到了何、陈来电：“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老上司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令。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慨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当晚七时许，在何应钦再三来电催促下，蒋光鼐前往英租界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

日军再次易帅增兵

2月14日，连遭失败的日军再次易帅增兵。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接替野村指挥，兵力增至三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南京政府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2月16日，张治中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全部到达。此时，蒋光鼐决定实行分区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一部为右翼军，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蒋光鼐想到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而痛失良机，然而时至今日，政府的全盘计划仍然无着，这使他不得不连连发电敦促上峰。16日深夜，他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应钦、陈铭枢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

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蔡廷锴气愤地把通牒呈交蒋光鼐。蒋光鼐面对这一通牒，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来势凶猛。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受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在十九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五军于杨家行、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1日，日军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江湾、庙行两处重点冲击。延至绍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经多次组织对敌冲锋，敌不支溃退。中国军队俘敌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支，江湾阵地始终确保。

庙行方面，敌从22日起，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中国守军奋力抗御，正危急时，得到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并给敌以重创。此后一连几天，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向守军阵地轰击。到22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猛攻，古团几乎支持不住，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死守。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经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至此，植田精心布置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

在蒋光鼐的统一指挥下，第十九军与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们同仇敌忾，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淞沪战后蒋光鼐赋闲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国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决定三易主帅，并再次增兵，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路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

为了求援，蒋光鼐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但所有这些急切的求援呼声都如泥牛入海，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蒋光鼐十分明白，这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仅以这久战的四万之师抗敌七万余众，其结果不言而喻。

2月27日，蒋光鼐回绝一切会见，独自在总指挥部里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决断。撤退？一个月来的浴血奋战将前功尽弃，以一万多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就要付诸东流，现在上官云相和戴岳所部近在咫尺，只要他们能火速驰援，阵线就可能坚持到3月3日国联开会讨论沪战问题的时候。这样就能在不失一寸土地的有利情况下和日方谈判。当时，他对当局仍存一线希望！为民族荣誉，为国家利益，他终于决定，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日军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后，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人正面战线。下午，中央阵线被突破。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云相部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部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8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3月2日，十九路军在昆山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次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

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四万群众到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人，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副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字字泣血，掷地有声。

没过几天，他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同家人悄然离沪赴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虎门。6月，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获青天白日奖章，调升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蒋光鼐对新的任命不加理会，闲住在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里，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兴办吉云小学，还筹备在故乡创立虎门医院。闲时读书，习字，更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红荔黄蕉是吾乡”和一方藏书印“荔荫园藏书画”，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不问政事的心愿。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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