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在进行缩微拍摄

缩微技术保存寿命长达500年

“缩微技术最早应用于‘谍战’，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人达格朗成功地利用缩微技术传递了11.5万封信件情报。而如今，含有缩微影像的感光胶片通常用来记录书刊、报纸、照片、图纸、单据等。广泛地应用于图书档案、军政研学等领域。”

缩微中心副主任王浩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缩微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曾有一段时间，业内对缩微技术较为冷淡，“大家把精力和资金重点投入到文献的数字化上。”为什么近几年，缩微技术在业内又热门起来了呢？王浩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保存介质的稳定性，“在恒温恒湿的库房内，缩微文献的保存寿命长达500年。”

王浩介绍，目前，在业界专家的不懈努力下，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载体问题依然很难解决，以普通CD光盘为例保存时间也不过20年，“大部分情况下，数字资源几年内就要做一次载体的迁移，如果涉及海量数据，这个迁移难度是非常大的，会消耗很高的成本，也很有可能造成数据的损失。另外，随着计算机系统的不断升级，在未来，有些格式的数字文件存在无法读取和识别的风险。缩微影像的保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王浩举例：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东方汽轮机厂的厂房整个倒塌了。“此前，东汽已对工程图进行了纸本、数字化和缩微胶片等途径的保存。”在重建过程中，工程人员发现所有被抢救回的纸本文献被水淹过，且杂乱无章，查找非常不方便，而数字服务器也暂时无法恢复。“此时，缩微胶片由于介质稳定，具有很好的完整性，没有丢失任何一张图样，在东汽厂自救重建、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数千卷《赵城金藏》收进抽屉

除此之外，缩微品还具有高度还原、节省空间、等效原件等优势。

工作人员完成数字化前期的组卷流程

“您看，这件《敦煌遗书》缩微胶片头一拍的某些部分，颜色比周围浅，说明这部分古籍有残损，真实地还原在胶片上。”中心工作人员张超亚说，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古籍都存在虫蛀、鼠咬、水泡、絮化等问题，在历朝历代的保存过程中，又容易多出许多修补、批注、钤印等痕迹。“某些数字修复技术突出美学特征，追求整齐划一，这些痕迹就很容易丢失，而它们恰恰在学术研究方面能揭示出更完整的文献信息，缩微的原貌复现优势就很明显。”

又如国图“镇馆之宝”之一——《赵城金藏》，由于在历史上曾面临种种危机，许多纸本部分已经损毁非常严重了。“出于文献保护的需要，原本一般情况下不提供公众阅览。读者想要一睹真容或进行学术研究，都有赖于这些缩微胶片。”目前，国图藏有《赵城金藏》4813卷册，而通过缩微技术，它变成了小小的249卷胶片，大大节省了存储空间。

“我们国图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藏有一套原函原架的《四库全书》。”但也正是因为“原函原架”，国图文津阁《四库全书》存藏起来占地面积十分庞大，共有36304册，分装于6144个木质书函，摆放在128个书架上。“而如果未来我们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小小的抽屉就能解决存储问题。”

缩微人一天拍完2000页文献

记者随缩微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缩微工作车间。在这里，一代代缩微人经年累月地与古籍、民国图书上的灰尘、螨虫“作战”；不分寒暑地在恒温恒湿的缩微胶片库房中穿梭；不论阴晴地长时间呆在密不透风的拍照暗室中，日复一日地与各种药液、数据 “过招”……

“在狭小的密闭空间内，我们一天内要一拍一拍完成1000拍，也就是2000页左右书刊、善本的拍摄工作”，缩微中心摄制与服务组副组长马玉峰告诉记者，翻书、按书、踩快门，这一套动作在完成得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一分钟可以完成两拍。算下来1000拍就需要34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位工作者每天需要不间断工作超过6小时，可谓是个“体力活儿”。

“战争年代的纸张都比较粗糙，保存环境也较为恶劣，因此民国文献的破损程度往往比古籍善本要严重得多。”马玉峰说，比较难拍摄的是民国的文献，“保存情况最‘惨’的要数民国时期的报纸，有的甚至一翻就会断裂，所以我们在拍摄时会尽量减少对它的二次破坏。”首先，工作人员的动作一定要轻柔；此外，褶皱、破损特别严重的纸品则需要进行修复后才能完成拍摄。

缩微拍摄工作分为黑白和彩色两种。缩微中心以黑白缩微拍摄为基础进行技术改造，成功搭建了彩色缩微拍照、冲洗生产线，并在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正式开展彩色缩微拍摄工作并量产彩色缩微品的单位。马玉峰说，他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彩色缩微拍摄工作，主要针对比较珍贵的古籍善本。

马玉峰告诉记者，彩色缩微的拍摄工作不需要调光，照度的调整是固定的，但机器要求工作人员站着拍摄，“一天下来也是十分疲惫的。”并且，拍摄工作不允许失误的发生，“因为机器是高端的，而胶片是昂贵的。”马玉峰介绍，彩色缩微胶片都是进口的，仅今年拍摄成本就上涨了25%以上，“拍坏了对不起这么贵的胶片。”

数字资源也能转化为缩微胶片

在缩微车间里，一台数字存档机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它在完成将数字资源转化为缩微胶片的工作。“缩微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相互融合，可以让读者们更方便地查阅到他们需要的资料。缩微胶片数字化将已抢救的古旧文献完整地展现给读者，既提升了已抢救文献的利用率，又避免了对原始古籍文献的再次数字扫描；而数字资源转缩微胶片是利用缩微胶片长期保存的可靠性优势，将数字资源以影像的方式固化在缩微胶片上，这一技术行内称为‘数转模’。”

技术专家刘小露告诉记者，这台“数转模”的机器有一个分辨率非常高的显示屏，可把电子图像曝光到胶片上，通过调节曝光次数和屏幕亮度，使拍摄出来的影像密度，也就是读者肉眼可见的影像颜色深度达到符合质检的要求。

“由于技术的优越性，这项工作十分简单、便捷，基本不用人工进行拍摄，而通过设备自动设置就能完成。拍摄一卷600拍的胶片，需用一个半小时，其间不需人工进行干预”，刘小露指出，由于机器拍摄相对稳定，数转模工作对人工成本的耗费很低，“不过也会遇到些许问题。如，由于不是每一幅画面都经过人工调整参数，所以一卷胶片会存在个别拍数影像密度有问题，这时就需要跟冲洗部门和质检部门协调进行处理。”

抢救文献胶片长度达4000公里

“乔木同志：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阅有关档案，收获不少。根据见闻，提出了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四条。”在国家图书馆，一份旧档诉说着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成立的渊源。张超亚告诉记者，198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到山东曲阜查阅孔府档案，面对日益损毁的档案忧心忡忡。返京后，就上书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建议采用缩微摄影技术抢救珍贵历史文献，得到大力支持。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从此掀开了在全国图书馆范围内利用缩微技术对文献进行再生性保护的序幕。

自成立至今，缩微中心及各成员馆利用缩微技术，共抢救拍摄各类珍贵文献总计189478种，共计7650万拍。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文献补缺工作，提供缩微阅览服务，建立国家缩微品母片库和拷底片库，对文献继续深入开发和利用，并实现书目的数据转换。“抢救文献胶片累计长度超过4000公里，是从北京到吉隆坡的距离。”张超亚笑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抢救文献缩微品就将“抵达”南半球，“我们不会就此止步。随着一代代缩微人的努力和科技的进步，缩微品从南半球再绕回北半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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