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普查工作现场

逾十年的古籍普查取得了哪些成果？艰辛的普查历程中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将每一本古籍“记录在案”

“这是第一次对全国古籍的全面普查，除了摸清中国古籍的‘家底儿’，还将为此后在古籍保护方面的社会资金投入起到引导作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截至目前，古籍普查完成总量260余万部14360函，其中包含部分少数民族古籍数据、个别省份上报数据含民国数据，占预计总量的80%以上。2315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总量的78％以上。全国20余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古籍的普查工作。

张志清介绍，古籍普查的一大成果就是《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出版。“我们把每一个收藏单位的古籍整理成目录形式集结成书，最多的国图藏古籍目录多达10本；古籍藏量较少的地区如重庆，33家收藏单位的古籍目录合编为一本。《目录》直接指向每一本古籍，读者通过查阅《目录》能够准确地知道每一本古籍的具体信息，管理者也可以据此对古籍进行精确地管理。”截至目前，共出版211家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61部104册，收录74余万条款目。 张志清预计，这项工作全部完成后，大约要出版400册左右《目录》。

而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基础上，还将整理《中华古籍总目》，以“分省卷”的形式整合全国的古籍资源信息，“以体现各省市、区域的古籍文化遗产面貌。”在“分省卷”的基础上，还要编辑提纲挈领的“统编卷”，“至此，古籍普查的工作才基本算是全部落定。”张志清指出，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将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工作。

除此之外，目前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致力于另一个数据库——“中华历代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靠书籍和文字记录和延续的，这其中，许多古籍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它在历代的书籍、目录中被记载着。‘中华历代古籍书目数据库’正是为了记录它们的出现和消逝而存在。”张志清透露，这个数据库正在建设中，预计收录120万个古籍条目。

另外，“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与数字化回归”项目目前也在稳步推进中。“待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中华历代古籍书目数据库和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三项工程全部完工，中国古籍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曾经出现的，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都登记在案了，古籍的‘家底儿’才算是探明了。”

西藏发现《蒙古秘史》散叶

在古籍普查的过程中，已探明的古籍收藏单位从原来的全国900家，增长到了目前完成登记普查工作的2315家。这样的大幅度增长无疑凝结着古籍普查工作者极大的心血和付出。而在各地区的普查工作中，开展起来最艰难的要数地形险峻、条件艰苦的西藏地区。“过去，我们以为西藏阿里地区根本没有古籍收藏。事实上，在普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90多家单位和个人收藏古籍。”张志清说，西藏地区大量藏文古籍在高山上的寺庙里。古籍普查工作者常常是牵着马带着锅碗瓢盆上路，在野地里吃饭，在山洞中休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次地震之后，山石发生滚落。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尼夏坚持完成普查工作，一个人背着氧气瓶爬上了山顶的寺庙。虽然那里只藏有一部古籍，他仍克服困难，对古籍详细登录之后才下山。”

工作人员在西藏地区普查古籍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也曾亲自奔赴西藏，三年中，与西藏古籍普查工作者一路同行。2011年3月，阿里地区成立古籍普查保护领导小组，全面安排部署阿里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萨仁高娃回忆，这里的古籍普查之路艰辛异常。车陷在泥泞的山路里、打滑几近坠崖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山路不通的地方，普查队员只得骑马、徒步，艰难跋涉。在普查队员的艰辛努力下，历时6个月，完成了全地区7个县73座寺庙和地区档案馆、藏医院共计75个古籍收藏单位和20位私人收藏者的古籍普查工作，共出动83车次，行程上万公里，普查登记2000余函古籍，拍照8万多幅书影。

2012年10月，萨仁高娃与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对托林寺所藏古籍进行查漏补缺。在那里，她亲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散叶。“说明来意后，住持从佛殿深处取出仍用旧报纸包装的散叶交给我。手捧散叶，我激动不已。略微发黄的梵夹式纸上书写的古朴蒙古文赫然呈现在眼前，散发着《蒙古秘史》的千年气息。”

萨仁高娃介绍，这批散叶目前仅存11叶，藏纸正背竹笔抄，每页23行，四面单框。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13世纪问世的《蒙古秘史》蒙古文原本未能留存。我所得到的散叶图片，可视作西藏自治区古籍普查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尽管仅存11叶，却是近年所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

“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当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历程。而在古籍普查当中，被身为蒙古族人的我发现，并进行研究，也可称是一段因缘，”萨仁高娃说。

海外流散《永乐大典》回归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组长洪琰告诉记者，在古籍普查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中，还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在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就曾意外发现一位加拿大籍华人手中藏有一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最终认定其为明嘉靖间《永乐大典》写本的零本。原本尚保存明代包背装形式，前后书衣完整，品相良好。此册为《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分列单字，用字统词，将出现该词的文献记载抄录，人事、名物、诗文尽在其中。令人惊讶的是，国图恰好还存有两册“湖”字单册，分别是这册《永乐大典》前、后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能够前后相缀，得以完善。

普查中回归祖国的《永乐大典》

后来，在当时财政部门和文化部领导协调下，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购得该书。而本册《永乐大典》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作为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对其后海外藏中华典籍以各种形式回归并加以保护，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另一件在古籍普查过程中“失而复得”的《六组坛经》也颇具传奇色彩。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逐渐引起世人关注。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纷纷涌入，掠走大批珍贵文物文献。旅顺博物馆本《坛经》，正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掠获品之一。

1916年大谷移居旅顺，大部分藏品随他带到了旅顺博物馆的前身——“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51年，中国政府从前苏联手中接收旅顺博物馆，博物馆组织人员清点整理馆藏大谷收集品，发现有些敦煌遗书找不到了。缺失的敦煌遗书中，就有此件《坛经》，当时都认为这件遗书已经亡佚。

而在这次古籍普查中，旅顺博物馆对馆藏文物再次进行清点摸底，离开敦煌学界视野半个多世纪的《坛经》，被馆长王振芬在书画库中再次发现，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此后，这本《坛经》被收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可以说是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最有价值的古籍之一。

旅博本《坛经》共有52页，105折。从校勘价值上说，与此前学界倚重的敦博本相比，文字更优，弥补了许多缺失，是5个敦煌本《坛经》中文字脱漏最少、错误最少的文本。旅博本《坛经》书末有“显德五年乙未岁”的纪年题记，保留了完整的缝缋装装帧形式，经文中有朱笔划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对于研究写本时期的中国书籍史，具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孙乐琪 文并图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