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新雨

随园湖楼请业图卷（局部） 清代 尤诏

文人书斋、宅邸的名字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与寓意？名字之外，还有故事。

袁枚辞官为随园

袁枚望着自己新修缮完成的园子叹道：“继续做官的话，每个月可以来这里一次，如果直接住在园子里的话，就可以天天在此了。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之后，袁枚以病辞官，带着自己的弟弟、外甥和藏书家当搬进了眼前的园子。

这座园子就是袁枚后来的居所随园，百年之后仍能让读者垂涎三尺的《随园食单》便是这里的菜谱，袁枚专论诗文的《随园诗话》亦是在此写成。

这座园子之前并非袁氏产业。

从南京城北门桥向西走二里，有一小仓山，在山上自有一番清凉之意。这里曾经有河，此前还曾是南唐避暑之所，其景色怡人可以想象。一般来讲，南京的名胜无外乎南面的雨花台，西南方向的莫愁湖，北方的钟山，东面的冶城，东北的孝陵、鸡鸣寺。从小仓山上望去，这些景色仿若浮在眼前，山上水汽氤氲，云烟变化，正可谓是“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年间，颇为富有的织造隋公在此兴建宅邸，他在小仓山北麓修建房间，砌墙开窗。种上了千株荻草，千畦桂花，使得此地景色更为别致，吸引城中人都来此游览，一时之间颇为繁盛。那时人们按照园子主人的姓氏称其为“隋园”。

三十年之后，袁枚知江宁（今属南京）一县，发现曾经的园子屋墙坍圮，原来的屋子成了酒馆，亭台喧嚣，连禽鸟都不愿在此栖息了。草木凋零，春风袭来亦不能冲淡其间的衰败。袁枚有感于这一佳所的昔胜今衰，便以一月之俸三百两银子购得园子，进行修葺。

袁枚在隋园旧址基础上重垒墙垣，整饬草木，修缮屋宇，高处有了望江之楼，低处便有溪水亭台应和。有水之处，架设小桥，水中置舟。因不同地势而造景观，险处有气势，缓处种草木，高低上下，就势取景。改造完成，原名改“隋”为“随”，延用其音，但改其意义。

“随”为何意？私以为，一是有随地势地貌而设置景色之意，二则与袁枚之后的选择有关。袁枚曾引苏轼“君子不一定非要做官，也不必非不做官”之言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如果两件事物可以交换，必然其中之一更有价值，而他竟然以一枚官印来换这座园子，可见这座园子有多么“引人入胜”。

入住随园之后，袁枚随心而动，与朋友们往来唱和频繁，兼有著书立说，好不快哉。流传于后世的《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就是在这时写成。时至今日，也许《随园诗话》已经不为人们熟知，但《随园食单》却是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古人经常以自己住所或者书斋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得意之作，例如清代著名的文化学者、杂家李渔，便以其芥子园之名命名了对后世画坛影响颇深的《芥子园画传》。

岁寒堂与诗话

古代文人以寓所或书斋之名命名作品的习惯出现得很早，而南宋诗论家张戒的岁寒堂及其著作《岁寒堂诗话》在这些书斋和作品之中仍显得颇值一提：被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岁寒堂诗话》之名有何深意？《宋史》无传的张戒又是何许人也？

张戒是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县令等职。经历过“靖康之耻”，相传此后张戒便将自己的字从“定夫”改为“定复”，其抗金决心可见一斑。

绍兴五年（1135），张戒开始一路升迁，还曾因上书宋高宗万言而获得其“忧国爱君之心，诚有可嘉”的褒奖。直至绍兴八年（1138）三月，张戒任监察御史，不久又任殿中侍御史，虽然品级不高，但负责谏诤，可弹劾官员。当年九月，张戒因上书弹劾官员而为高宗疏远，从此仕途开始了“断崖式”下跌。是年十一月，张戒上书反对与金议和，称“和必无成, 岂惟无成, 终必招寇”，触怒高宗和秦桧，不久之后被贬知州，很快又被革除知州一职，只得追随岳飞前往江夏。

在官场时，重臣赵鼎曾经举荐张戒入朝为官，张戒还因此而为同僚诟病，说他之所以能被举荐是因为依附了作为同乡的赵鼎，张戒闻后直言反驳。之后赵鼎被秦桧构陷，张戒更是上书乞留赵鼎，这也是他得罪高宗、秦桧的原因之一。

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张戒被人以结党于赵鼎、岳飞，阻挠议和的罪名被人弹劾，革除职务功名。直到秦桧死后, 张戒才做了微末小吏，之后在任何史书都没有了记载。根据学者研究，没了官场羁绊的张戒，大约就是从此时开始创作他的《岁寒堂诗话》。

宋人重文，文人多饱学之士，逐渐形成了以自己读过的诗书为内容作诗、为阐发道理作诗或在诗作中刻意显示自己才学的创作风气，逐渐忽略了诗歌抒情的本质。宋朝南渡之后，正是这种诗风盛时，而率先提出反对声音的，正是张戒和他的《岁寒堂诗话》。张戒认为诗应当秉承先人特别是儒家典籍中传下来的“言志”之本，不苛求于技巧，通过恰到好处的词语描摹诗人作诗时的情感状态，从而达成诗歌的教化目的。

张戒做官的时候主张抗金到底，反对议和，还曾追随岳飞；罢官之后，张戒闭门写作，反对当时文坛的不良风气，可谓一直都在抗争。其实张戒在不长的《岁寒堂诗话》中并没有写明此书以何命名，也没有直言自己的书斋或者居所就叫岁寒堂。但考据“岁寒”二字的出处不难发现，这两个字确是恰当。

张戒秉承的是儒家的诗歌观念，“岁寒”二字也是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表明自己虽然身处逆境但仍要坚持节操。前文提到，张戒以激烈言辞抨击议和，彼时他未必不知其后果，但仍然坚持，就是因其“处寒而不凋”的性格。做官时如此，罢官之后作文亦是如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张戒为“鲠亮之士”，也许对于张戒来说，一生最好的写照便是象征着不断与外部环境抗争的“岁寒”二字。如此看来，不论是书斋亦或是诗话，以“岁寒”为名都如此恰当。

书斋居所书斋以何命名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给自己的寓所或者书斋取一个好名字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李渔，就以“芥子纳须弥”之意命名自己的家，取义园子虽然不大，但包罗万象，正和了李渔对诗、画、戏曲、饮食精通的生命轨迹。

又如明末遗民吴之振，通过怀念上一个汉家江山宋朝而怀念故国大明，又因此而十分仰慕苏轼。在名震清初文坛之后归隐时，吴之振摘取了苏轼 “家在江南黄叶村”诗句中“黄叶村”一名，将自己归隐之后的居所取名“黄叶村庄”，此后以“种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守田读书，不问世事。

文人的书斋名都颇为耐人寻味，往往有典故。宋代名臣王安石的“昭文斋”之“昭文”二字语出《左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此句本意是形容火形和龙形的纹样，后有雕琢文章之意。陆游书斋名为“老学”，语出《世说新语》“师旷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之句，以此提示自己，唯有常学，方能常明。

清代诗人沈德潜的书斋名为“归愚斋”，语出韩愈的“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一说。沈德潜出身清寒，早年参加科考时接连失利，多次名落孙山，直至至乾隆四年（1739）66岁时才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沈德潜后在晚年时乞归故里，自署“归愚老人”，在归愚斋中专心著述。

古人之所以绞尽脑汁为自己的书斋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其实与自己的学养、经历以及理想等都有很深刻的联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自认为天生愚钝，每读文章便边诵边抄边记，抄后即投入炉火中焚烧。如此反复至七次，终于背诵如流，故其书斋取名为“七录斋”（也有称“七焚斋”的）。沈德潜的“归愚斋”透着自嘲似的洒脱，但也是对自己过去经历的一种总结，这便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为书斋取名的。

书斋或者寓所的名字往往表现出了主人非常私人化的理想境界，但在此之外，又有着书斋主人公众化的寄托：他们希望通过书斋之名，让世人一望而知自己的治学理念或者处世方式。

如前所说，吴之振是明朝遗民，但将编录《宋诗钞》作为自己怀念故国的方式。书成之后，吴之振名震清初文坛。这可能与吴之振最初的想法有所出入，便用宋诗的代表人物苏轼之诗句自勉，最终归隐黄叶村庄“种菜”。南宋诗人陆游的书斋名也是这个道理，以“老学”自勉。

半亩园后京麟庆之子改建，图为扩建后的绉云馆

古代文人出士之前就是在书斋之中苦读，致仕（或辞官、罢官）之后往往也是归隐书斋。因此，书斋既是文人实现理想的起点，也是仕途的终点或者说退路。就像张戒那般，以进士入官场，至于无立锥之地时候，仍然以书斋为“战场”，针砭当时文坛之弊端。

书斋之名，往往出自经典，表露出了文人的精神追求，袁枚的随园虽然不是出自典籍，但更是如此，他想常居“豪宅”便辞官归去；想潜心饮食便作《随园食单》，还经常到朋友家学习别人家厨师的技艺。如此随性，倒也是名实相副。

补白：李渔与北京半亩园

除了浙江兰溪的芥子园之外，位于北京的半亩园也与李渔颇有渊源。根据《李渔年谱》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李渔曾经两度入北京，第一次进京时，北京的达官贵人们仰慕李渔盛名，经常请他写字。第二次入京时，李渔受到贾胶侯邀请，为其设计半亩园。贾胶侯官至陕西巡抚，所建的半亩园在北京东城非常靠近皇城的位置。这里彼时被称为弓弦胡同（现黄米胡同），相传明朝时这里是御林军生产弓箭的场所。

因为距离皇城很近，所以这一带成为清朝达官贵人聚集的“高档社区“，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地段之一。清朝康熙时期曾经兴起一场造园热潮，在北京，皇帝开始在北海、畅春园、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御苑大兴土木，皇子、王公、贝勒、大臣们也都热衷于建造自己的私家花园。

有说法称，李渔至少参与了北京三处园林的设计，但是根据学者研究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李渔两次在京置留的时间都很短，从康熙十二年夏天李渔初次入京到次年初春离京，共计半年的事件很难参与具体设计（何况其间李渔还曾出京游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半亩园的的名字与李渔“无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的说法有关。其实，半亩之说代表古人的自谦之意，也与园中的核心方塘水景相关。宋大儒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景观，如此看来，半亩一说从宋便有了。

后来，半亩园几经转手，在清下半叶为河道总督麟庆购得，经过系统修整营造，名声大振。不过，麟庆于购得半亩园的第二年被皇帝革职，贬为平民。所幸，他终于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家园。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