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亮谈相声 与王文林的一次合作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相声,是最紧随时代的艺术。我们说相声是传统艺术,那是因为它体现的是人性,而人性是恒常不变的。但人性要通过人际交往、言语动作描画出来,要将其置于当时大环境下的典型事例中。而这大环境,就是社会,就是时代。
徐德亮
2010年12月31日晚,相声演员徐德亮(左)、王文林在“迎新年相声晚会”表演相声 新华社供图
那是2006年秋天,我和相声前辈王文林先生合作演出时,他是一个秃子,在台上灯光的照耀下,大秃脑袋熠熠生光。那时正赶上冥王星被重新划为矮行星,自行星之列除名,我就在台上就抓哏道:“王先生去参加国际天文学的会议去了,那些天文学家一看他,嗬,太亮了,把他加上,冥王星不算了。”在冥王星退出太阳系九大行星这条新闻刚报出来的那周,这个包袱的效果是山崩地裂,满堂喝彩声。
然而事过一两周之后,我自己都不说这个包袱了。为什么?说了也一定没有效果。因为观众要先去回忆冥王星退出太阳系九大行星这件事,然后再回到节目中来,这么一绕,包袱自然就响不了(没效果)了。
相声中的所有好包袱都是铺垫出来的,而冥王星这个包袱之所以不用铺,是因为社会已经替你做了铺垫。时过境迁,没有了社会的铺垫,包袱肯定就响不了。如果想使这个包袱,还要重新组织语言,铺平垫稳,而且还未必有原来那种效果,所以不如不说。
这是包袱中借用社会热点事件最浅近的例子,老相声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北京相声名家罗荣寿先生以表演《黄鹤楼》最为拿手,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包袱:
甲:台、台、台、台(不停地用嘴学打小锣的声音)
乙:等会儿吧,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甲:我多打也不交税。
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包袱是个大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罗荣寿依旧延续了这种演法。这时,罗荣寿的师弟,也是当时相声界里学问很高的张善曾就提出:“师哥,您这个包袱不能使了,因为它是讽刺旧社会国民党政府税多的,现在没那么多税了,您再说这个,就失去讽刺的对象了。”
老艺人们对自己的活(节目)都非常看重,因为那是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所以,罗荣寿非常生气,说:“你这是毁我的活,你给我去一个包袱,你就得给我加上一个!”张善曾当时也年轻,争辩几句,以至于罗抬手给了张一记耳光,众师兄弟劝解半晌方罢。
之后,那个包袱越来越不响,越来越不响,最终,罗荣寿还是把它去掉了。多年后再见到张善曾时,他承认:“善曾,我打你打错了,还是你说得对。”
应该说,这个包袱带有的时代烙印还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些包袱的时代烙印更深,然而却很难看出来。
比如《学评戏》的结尾是这样的:甲说自己唱的戏能使人落泪,乙不信。两人打赌甲能把乙唱哭了。甲开始唱的时候,乙一脸笑容,甲唱到最后,乙放声大哭。甲说:“你看哭了吧。”乙说:“我钱包丢了!”
这个包袱现在很难使响了,即使演员的表演功力和学唱功力再高,观众也都是淡淡一笑,所以后来的表演多改成这样:
甲:你看哭了吧。
乙:你踩我脚了!
这样,效果又好了起来。
可为什么传统的老包袱不好使了呢?
据我分析,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秩序混乱,偷盗横行,民生凋敝,往往失窃一次即意味着生活要陷入困境。所以在街边、路口、商场里,忽然会有外乡人或者城市贫民跪地大哭道:“我钱包丢了!”这是当时人经常见到的事。在相声演员表演时,忽然出乎意料地大哭出这么一句,立刻能让人想起熟悉的情形,于是招的人哈哈大笑。现在就算有丢东西的人,也会打110报警,哪儿还有人跪地大哭?没了这种社会现象,再说这个包袱,自然就没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