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敬一亭，是国子监祭酒（类似于校长）的办公场所。

秦汉时，凡侍中、尚书、博士、郎等官等，皆有“仆射” 作为他们的领御人。博士仆射，即众博士之长官。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在咸阳宫置酒庆祝。博士70人前来祝贺，代表众博士致颂词的是博士仆射周青臣。应当说明，博士最初只是议朝政、掌典籍或礼仪的官员，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国家教授职能的学官，还是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后。汉武帝创办太学后，有严格的招生制度，并对学习内容、考试办法以及学生毕业后的仕途出路等都有相应的规定。太学的教师均由博士担任，太常再从这些博士中选出一位德高望重者为博士仆射，总领太学。

东汉时，博士仆射改称为博士祭酒。祭酒，原指年高望重者。古代大宴会或大祭享时，推此人先举酒洒地以祭神，后用此称作“领事” 之号，正如沈约《宋书》所说：“祭酒者，一位之元长也”，后逐渐成为官名。此后，历朝历代，对于太学和国子监的设置不同，但都是朝廷最高学府。同样，博士仆射、博士祭酒、国子祭酒，也是名异而实同，均为朝廷最高学府的主管官。祭酒之名，在唐宋时曾有几次改动；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国子监曾一度改称司成倌，国子监祭酒改称大司成，但很快于咸亨初年又恢复原称。宋初又曾一度将国子监改称为判监事，但神宗后又恢复原称。

古代时期的仆射，祭酒，大多数是由学识渊博、精通经义而又德高望重者充任。如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以及文学大家韩愈，北宋时期的硕儒胡瑗、孙奭，元代著名教育家许衡，清初诗人吴伟业等人，都曾任过国子祭酒。他们有的是从博士升迁上来的，如唐代孔颖达，由于通晓经义，著述甚多，由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然后被任为国子祭酒；有的是因为博学多识，卓有声望而被荐举为仆射、祭酒的，如西晋裴，因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被任为国子祭酒；有的朝代，仆射、祭酒，往往由大学士、尚书甚至宰相兼任。如萧齐时，宰相王俭就兼任国子祭酒。元朝许衡，以集贤馆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他们是朝廷高官，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

博士仆射、国子祭酒的官位品秩，各朝告代都不一致。两汉的太学校长，秩禄仅六百石，只相当一个县令。官位虽不高，却由于学识渊博而受到普遍的尊敬。一般来说，当了博士极易升迁，如西汉晁错、师丹等由博士升至御史，公孙弘、匡衡、孔光由博士升至丞相，作为博士之长的仆射、祭酒，就更可想而知了。西晋国子学创立以后，祭酒的地位有很大提高。南朝陈时，国子祭酒跃为正三品官，与金紫禄大夫、尚书、中书监令同品位。刘宋、隋唐、元时，祭酒为从三品。宋、明时为从四品，清朝国子监祭酒满汉各一人，均为从四品官。

仆射、祭酒，作为学校之长，不仅主持学校政令，而且也亲自参加教学。《明史·选举志》载：明代国子监讲授，每月除朔望二日为例假外，每日分晨、午两课举行，晨课在晨间，由祭酒主讲。到时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即教职员）自监丞、博士、助教、学正等以次序立，诸生揖毕，由祭酒讲授经义；然后诸生质问经史，由祭酒解答。

不少仆射、祭酒学问高深而又教学有方，很受学生欢迎。如宋代国子祭酒孙奭，据《宋史·儒林传》载，孙奭讲经，解析微指，人人惊服；明代国子祭酒李时勉，讲授有方，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连朝廷王公大臣也慕名到国子监听他讲经。

古代时期，不少仆射、祭酒，在繁忙的行政教学中抽空撰文著书，有的还为学生撰写教课书和重要参考书。如梁朝国子祭酒萧子云，曾为《千字文》作注，作为蒙童课本。唐孔颖达，奉诏与颜师古、王德韶等编撰《五经正义》。韩愈不仅写了不少优秀的文学、哲学作品，还写了著名的《师说》、《进学解》等有关教育的文章。

在这些仆射、祭酒中，不少人在教书育人时留下了不少佳话。唐代韩愈任国子祭酒时，重视教学质量，爱惜人才。当时国子监有位直讲（即博士），善讲《礼记》，但其容貌丑陋，豪族子弟的学官们不许他共食。韩愈知道后，让那位直讲与他同桌用餐。身为国子祭酒的韩愈的这一举动，使其他学官再也不敢贱视这个直讲了。

有些仆射、祭酒，为了严肃校纪，首先从自己做起。如明代国子监祭酒宋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在他的带动下，二位国子司业（国子监副主管官，相当于大学副校长）王嘉会、龚教，虽年事已高，须发皓白，仍终日危坐，堂上肃然。 有的仆射、祭酒，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如李时勉，见诸生贫不能婚葬者，节省餐钱为赡给。李时勉“督令读书，灯火达旦，吟诵声不绝，人才盛于昔时”。

由于这些仆射、祭酒的高尚情操、渊博学识和工作作风，赢得了朝野的尊敬。如韩愈，凡经他传授学业的人，都以韩门弟子自称，以此为荣。许衡死时，他家乡的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不远数千里祭哭墓下；宋讷死后，朝廷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途令有司官祭奠；明代吕柟死后，其家乡人为悼念他而罢市三日，一些学校和学者还设牌位祭奠，当朝皇帝明世宗还为他辍朝一日，赐祭葬。

来源：北京晚报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