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父母在 故乡在

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以父母存在而存在的，父母不在了，那个故乡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意义上的字眼上的一个故乡。父母存在故乡存在。

我父亲1989年就去世了，与母亲一块儿生活的时间是最长的，对母亲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我母亲这人没有文化，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她记忆力特别好。我《秦腔》、《古炉》的好多细节人物关系都是和我妈说话的时候知道的。因为我妈在对我们整个村子特别熟悉，因为农村人，平常就是关注到这么多人，谁家干了什么东西她都知道，尤其《古炉》里面给我提供的东西特别多。

我妈虽然没文化，说话特别幽默，给你说的像说书一样，眉飞色舞的。很幽默、很善良，说话很风趣，记忆力特别好，这就是我母亲。当时和母亲在一块儿，后来有了房子之后，我母亲在一个地方住，我在另一个地方，很近，过几天就回去，过两三天就回去一趟，这边有啥好东西先给老娘吃。

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也没有跟我享过多少福，因为那个时候我条件也不行。我父亲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发表作品以后，他在外头收集我在哪儿发表的作品，后来他周围的朋友，同事一旦发现报刊上有我的文章，就拿来问我父亲，给我父亲，我父亲一高兴就开始喝酒，就讨酒来喝，这是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唯一的精神支柱，到我母亲，她从来不管你写什么东西，你得什么奖，我写东西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她说你整天写字写字，你不会歇一会儿？她觉得我整天写字劳累的很。她在房子里坐在那儿老看你，一会儿说你出去转一下，天下字能写完吗？你整天写字干啥？她不懂这些文学，但是在生活上我觉得我能照顾她，后来慢慢的我的经济条件也好了，我有能力让她生活的更好一点，这一点我能做到。

我母亲去世时，我一直守在她床边，一直看着她呼吸慢慢地衰竭，一直在床边，这个过程我全部陪着。到我母亲去世时，好多亲属，亲戚，朋友都去世了，经历多了以后，就不像我父亲去世那么悲伤了。

她去世的时候是整80岁，后来我老感觉古人讲生由死都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情，我母亲下葬的那一天，正好是80岁生日那一天，这就是她在这个世上从出生到离开，一天不少，整整八十年。去世基本上就按照家乡传统的风俗把她安葬了。

开头写家乡，又回到城里，回到城里再返回来写老家，再写商洛，表面上看是一出一进的，实际上是螺旋式的，这一次回到老家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就像一个水煮过鸡以后，鸡汤熬的再清亮和水一样清亮，但实际上它不清亮，它已经不是原来的。

当你现在又返回来的时候，必须要把你最后那一块地方，你这个村子，你这个家族，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自己最隐秘的东西要进入这个里面去。这基本上就开始写这方面的东西，写最熟悉的，和你有直接生命联系的一些东西，就是《秦腔》这一本小说。

莫言 故乡是你的“血地”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我父亲现在，今年已经95周岁了。我小时候，父亲就是一个威严的象征吧，我们都很怕他，我哥，我姐姐，都怕我父亲。实际上他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严肃。他1923年出生，可以说是历经了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时期。国共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政治运动，全都经历了，他讲起来也很传奇的。

但我想我父亲，他的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他小的时候读过了差不多有三年私塾，在私塾里边接受了最传统的这种儒家的教育，儒家的这种道德标准，应该是他人生观的基座。那时候在生产队里干活，每天上午都要休息两次，一旦队长说歇一会儿，一下就分散开了，我父亲就坐在路边，也不抽烟，我们也不敢出去割草去。

但是我看到有一点，只要我们在学习方面花钱努力，他就非常欣慰。比如他回家看到我们捧着一本书在看，当然不是闲书了，不是小说了，你看一本医书，看一本什么，翻看一本新华字典，他感觉到你在学习，你在干正事，他认为将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我想他的坚信是有用的，坚信读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我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把我大哥上中学留下的书，翻来覆去的翻烂了，这样一种学习，对我后来的写作和成长，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写作，也是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也挨过我父亲一次打，就是在桥梁工地上跟铁匠做小工，做学徒的时候，到旁边生产队的萝卜地里去偷了拔个萝卜，然后被人捉住了，被人捉住就向毛主席的像请罪，正好给我二哥看到了，我二哥就回家向我父亲汇报了，回家自然挨了一顿痛打，对，打出了一个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慈的一面是由母亲来给予我们的。我们是个大家庭，上面有爷爷，有奶奶，然后跟我叔叔也没分家，最多的时候，我们家十三口人，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家庭。我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上面有老人要照顾，下边有孩子。她有一点好吃的，就送给我们吃了。我记得我们买的那种，这么长的小柳叶鱼，柳叶鱼的肉肯定是被老人吃了，我母亲就把剩下的鱼头，刮下来的鱼鳞，吃剩下来的鱼刺，找一个蒜臼子捣碎，加上两瓣蒜倒一倒，吃这些东西。

我总感觉像我母亲这样一批农村的妇女，这样一群母亲，真是应该为她们写一本书。

当然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母亲的形象，这样的母亲也有很多跟我们的母亲是雷同的部分。但是过去的，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面的母亲形象，就有很多的没有表现的东西，所以我感觉到应该我来写一部为母亲树碑的作品。

我应该塑造一个我心目当中能够代表广大的北方农村母亲的这么一个集合性的形象。所以慢慢地才有了《丰乳肥臀》里面的上官鲁氏，这样一个母亲。

阿来 写作中的自我建设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建设。从89年到94年，一个字没有写过。我真是做田野调查，我就开始研究地方史。当然地方史就是两个，一个是宗教演变，从文化上讲，从制度上讲就是土司制度。我走访过上百座的寺院，嘉绒地区是18个土司，我研究过所有这18个土司的家族，实地走访了一年半载的书面材料，大量地从民间的口传材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我慢慢在知道，就是哲学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叫马尔康，族群上叫嘉绒人。

小说这些东西我都是读个开头，读个三分之一，我没读完，我觉得下去我肯定知道它要干什么，翻到结尾果然是这样，那我读那么多。就我大量的阅读其实还是学术方面的阅读，我想我们同辈作家当中，我在这方面阅读肯定比所有人都多。

那个时候我开始读德国古典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非常认真的在回答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懂，但是真是。还有读这些大量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西方人写的历史，中国历史看《四史》，西方历史好像更多是在学方法。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重视，因为我觉得我们语感是从这儿来的，不管你形式怎么变，但是中国汉语的语感，这个不是现代文学讲的。现代文学更多是一种新观念，新方法。那语感还是从《诗经》延续下来的，还是从古典散文延续下来的，甚至它不是从小说来的，就是从诗歌跟散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是汉语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汉语在全世界语言当中最优秀的，非常多意非常饱满，同时又非常虔诚。

声音声调都有。不是像外文一字一个虫子爬过去歪歪扭扭，每一个都是个现象。但是我们现在，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对这个关注不多。我说这个倒是被我一个非汉族的人去琢磨。

《尘埃落定》虽然很精炼，也就是写的那前五十年，就是这个制度怎么解体。但后五十年又是个什么情况？等于《空山》和《尘埃落定》加起来，是嘉绒藏族地区的百年史。

《格萨尔王》就是说我写出来一个新东西，藏族文化，它还有没有一个来自历史更深处的某种规定性或者是某种遗传决定了今天它是这样一种样子？

我觉得要让那种小说变成一种非常有史感的东西，非常正式的东西就得靠两个。一个确实是对那种当时的各方面的情况，不光是一个故事的问题，就是生活起居种种方面。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的小说所有东西，除了人物关系不能还原，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完全还原的。

迟子建

今天回到北极村了，回到姥姥家了，我进村口的一瞬间不由自主地想起姥姥。一进家门有一个老人在那里叫着我的小名，我会心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就像小的时候姥姥领着我，在我童年的菜园里面，开春的时候我们抬着农家肥，要种地了，夏天的时候种的这些菜，有时候告诉我，你去捡点儿菠菜，再捡点儿小白菜，我们做蘸酱菜，或者给姥姥去拔两棵葱，做葱花，这种美好的时光，包括姥姥领我去黑龙江边刷鞋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北极光的情景，都记忆犹新。

可是几十年过去，北极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我最不想看到离去的人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心里有特别痛的感觉。

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儿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着迷，觉得听众也像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太熟悉了，非常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现在我们走进北极村，能找到这样的环境，烧劈柴，有火炉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很亲切，有这样的鸡犬相闻之音，这就是我的乡音，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地诉说，北极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回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我也想起的几个重要亲人的离去对我写作世界的影响，包括我的姥姥，我的父亲。父亲去世前，在我们县城的医院，也是晚上，医生告诉我说他可能抢救不过来，脑溢血，我就特别的难过，他一直在抢救室抢救，有一天晚上，夜很深，我从抢救室出来，那一天是我来守夜，我就来到外面的，也是一月份的环境，冰雪路面，我就跪在医院前的一个空场上，就我一个人，大概得有一、两点钟吧， 我就说求求，一定要把父亲留住，不能没有父亲。但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我父亲他的命可能是留不住。回到这里，人一代代的故去，人一代代的老了。

今天在北极村，回我们家老房子的时候，我们走出来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很震撼，看到北极村晚霞如此美，这种西天流云，我无数次地在作品里写到，晚霞中的那一刻，炊烟在升起来，一瞬间觉得天与地在对话，人间与天堂在对话，炊烟和晚霞在那一个瞬间也在对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这种存在。

我们存在在它们之间，在尘埃里，这个尘埃是我作品里的普通人，是我接触到的这些底层的人们，也是我的生活，我见到他们也是分外的亲切。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我们的精神世界，永远是在这个层面上，在人间烟火之上不断的提炼、凝练、升华。

毕飞宇

从写作来讲，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倒并没有确定一个土地观，或者家庭观。然后有这个道路，慢慢慢慢往前写。这个说实话，确实没有。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一下我的作品，你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它还是有所呈现的。比方说跟一块土地的关系，跟家族的关系。

说起家族，从我来讲，它就有一点麻烦。为什么有一点麻烦呢？就是，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是一个缺失家族的人。我在许多文章里面也写过。比方说姓氏。因为父亲来路很不明，他被一个姓陆的一个人领养了。然后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原因，领养他的，也就是我父亲的养父，在1946年又离开人世了。那么直到50年代之后，我的父亲才由政府出面，让他由姓陆改成了姓毕。

到了我，到了我儿子，其实也仅仅就是三代人。这个三代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作为一个个人而言，当你回过头去寻找这个祖先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特别短。这个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那么为什么我会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没有来路的人？只能看到父亲，父亲之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白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要说起土地呢，那就更加糟糕。因为父亲本身没有来路，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个没有故乡呢，随着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他的工作不停的在调动。那么我实际上就是一个随着父亲的职业，永远漂泊的人。

从这两点出发，对一个人来讲，没有故乡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遗憾。没有祖先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倒没有想到，等我长大了之后，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去迎着这两条道路，往前去找。倒没有那么一个很清晰的意识。但虽然清晰的意识是没有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偶尔他还会呈现出一个动机。我为什么不能在我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回过头来写写那块土地？为什么不能够回过头来，去写写我的祖辈？

那么既然写了，它倒不一定就是那么清晰的，就是有一块土地，有一个祖先意识，倒不是。它往往拐了一个弯。文学就是这样的，它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它不像眼睛看眼睛那样，直接对视。它有的时候，它像镜子一样，看的目光会有折射。那么折射过来以后呢，比方像我的小说里面，它就会对这个生育，对哺乳，对血液，对疼痛，对出生，对死亡，对这么几个主题，我就特别感兴趣。即使我在进行一部小说写作的时候，开始没有一个清晰的理念要做什么。绕过来绕过去，绕过来绕过去，这几个东西它很自然的就在我的小说里面往外跳。

如果回过头来说，这几样东西构成了我小说的一个母体。至少我想，从我开始写作，等到我50岁前后。如果让他们来概括我这段时间的写作的话，是说得通的。
原来我是有祖先的，原来我是有故乡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看见我祖父的那个坟墓的时候，我讲的你不要觉得怪异。在悲伤的同时，我充满喜悦。

就在2015年的年底，父亲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说由于一个亲戚的帮忙，终于找到你爷爷的坟墓了。那么从那一年开始，我第一次有机会去扫墓。我第一次去扫墓的时候，我看着我爷爷的那个墓碑，算了一下时间，他死亡的时候只有36岁。其实内心是沉痛的。你知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这个祖先，哪怕你一次没有见过他。当你确认了你的血脉和这个土地有了关系之后，你的内心非常复杂。

我愿意把现实大地上的许多东西看成梦，因为他们会灰飞烟灭。我更愿意把精神上的一些东西看成一个现实，看成一个真实。甚至我愿意把精神上的东西看作一个最高的真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它特别宝贵。

刘震云

我从小是外祖母给养大的，她现在去世二十二年了。原来我们这个院子有一个特别大的枣树，在这个小的枣树长的地方，通过这个枣树能爬到房顶上去。1995年我外祖母去世的时候，那一年这个树它也就干枯，也去世了。

她一辈子扛长工，到任何一个东家家去割麦子的时候，因为平原，那个麦趟子特别长。晚年我问过她，我说你为什么割麦子割的比别人快？光快不行，还割的那么好。她说其实我不比别人割的快，仅仅是因为我要割麦子的话，我只要是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头一回腰就会直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在别人直腰的过程中，就说我割的比别人快。

故乡对一个人最大的影响，首先是语言，另外的话就是饮食， 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这地方人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生活的态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村庄离黄河不太远，这个地方从历史来讲一直兵火连接。另外就是旱灾。我八个月的时候，外祖母从县城把我背到了这个院子里。县城距这有四十里路。她生前跟我说，我趴在她的肩膀上，路边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了。我外祖母就上去摇摇他，但他已经断气了。临死的时候他要维持自己的尊严，就是把他的草帽盖在了自己的脸上。他的体力就剩下这一个动作，但是他确实还处理了自己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当这种严峻的事情发生得太多的时候，如果你用严峻的态度来对付这些从古至今接连不断地严肃的事实和严峻的历史和现实的时候，那确实就像拿一个鸡蛋来撞一块铁一样，但是当它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严峻的现实的时候，可能幽默就变成了大海，然后这个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冰凉的现实到了幽默的大海里它就溶化了，这是河南人幽默的来源。

我是我们村里面，跟我同代孩子里是最笨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在当民办教师，好的学生确实特别聪明。有的家里穷，《塔铺》里我有写过那些细节。塔铺西边有一条小河，那时候我也是两拳空空，面对诺大的世界，我不知道世界往何处去，不重要，我也不知道我能往何处去。我就拿到书到玉米地里去复习。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农村的姑娘，一人在那水边梳头发，是长发，她在梳头的时候，前面用手拿着个镜子，晚霞既落在河水里，也落在镜子里。她的脸是红的，这个画面的话对我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没走近，不知道她长的怎么样，但我觉得特别美的姑娘。美的姑娘，美的河水和晚霞，美的镜子里面晚霞，相互映照。我就觉得，但是像这样一个镜头在世界上转瞬即逝。没有人在乎。她也忘了，世界也忘了，但是确实世界因为有这一幕变得特别不同，这些不同组成了世界，人性灵魂那些柔软和温暖。一个作者应该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世界什么样的联系，这个写作是有趣味，有意思，是有意义的。
当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时候，河边这一幕它对激发我写《塔铺》，是非常重要的。

农村的天黑跟城里的天黑是不一样的。城里的天黑它是由上往下黑，接着城市的灯就亮了。农村不是，它是从庄稼地里开始黑。农家的孩子往村里回去的时候，他

走得特别远，但因为农村周边比较安静，他们谈话声音，还能回响和传到你的耳旁。像这样情形，包括这种声音，这种背影，从庄稼地里往上黑的这种气氛，有时候他确实在世界上可能非常不重要，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在深处听到这种声音，身处这种氛围中间，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当我成为一个职业作者，我觉得可能它们在世界上特别珍贵。

《文学的故乡》工作笔记

从2016年4月到今天，两年多过去了，经历了阅读、创作和前期调查采访，密集的工作，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

我所论证的题目是作家和他/她的故乡的关系。这个故乡是实地的故乡，也是他思想的故乡。那么，我就从泛读开始，锁定重要作品之后再精读，最后提炼出要点，形成大纲。前者是保证作家生命体验线索的完整，后者则是探索作家心灵的深度，思想的边界。从作品里寻找人物/原型、故事、叙事方式，结合创作思想的变化，来论证一个作家历经离乡、怀乡，最终通过创作回归一个人的文学故乡，呈现他/她的人生历程。他们是一群从土地和万物汲取营养的作家们，是无数种文学经验当中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群，同时，这也是一种生存经验的转化，这一转化就像种植和收获，就像锻造和提纯，种子从大地汲取营养，吸收阳光雨水，收获粮食，完成酒的酿造。

张同道老师说我完成了3千万字的阅读量，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通读了能找到的他们的作品，但肯定也有遗漏没有读到的文字，比如莫言的某些创作谈和演讲，贾平凹的散文游记，而一些与此主题有关的重点篇目则是反复阅读，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毕飞宇的《玉米》、《平原》。

我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努力最大的是清净自己的心——不让任何既定的文学概念和先前对作家、作品的印象影响我这一次的阅读，这些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我生命的某个节点上无疑对我产生过莫大的影响，我也会回忆，对照，也会顾及自己的感受，但不去做判断，仅仅是作为一个静静的阅读者，一个静静的倾听者，这样才能离我要了解的人物更近一点儿。《秦腔》里兄弟四人，仁义礼智信，那么大哥“仁”是早早去世了，“信”是根本没有的，失去依怙的乡村众生相。

《废都》里的庄之蝶蜕变成了《秦腔》里拔刀自宫的少年引生。这都切中了漫长中国文化的痼疾，也切中了人性的软肋。从道的层面，表皮和内瓤如何在心里融合为一，从世俗层面性情如何会扭曲和丢失，“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个人的体悟和警醒。《生死疲劳》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话，“欲望使人深陷轮回，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檀香刑》则是一个人演化出来的多声部的大合唱，这个合唱从1900年的高密东北乡传过来，这个声音来自《民间音乐》。两位先生更像是艺术家。毕飞宇先生是这个文学链条上的一位，他像是大地上的游侠儿，从河网纵横的《平原》走出来，划着船，从村庄，县城，划到了扬州，上海，南京，因为强烈意识到人的局限，他铆足了劲儿往前冲，他寻找到思想的边界，也找到了文学的故乡，因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安宁。然而，一切的所为是鼓励观者去阅读原作，那是一个人的独特心灵空间，从中各取所需，提取精华，反诸自身，从中受益。

工作的方式是滚动式、随机式的，效率高，步伐紧凑，一个接一个，面对面与这些作家们沟通，对不善交际的我也是个挑战。好在他们是最善解人意的一群，特别是莫言先生，对最后形成的文学脚本给了肯定，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故乡是文学的起跑线

毛丹青

我对故乡与文学的思考是有一个直接原因的，这也许是旅日三十多年而造成的一个现实，离开故乡越远，贴近文学的心境就会越大。当然，所谓“离开”，在此指的是时间与空间之于我个人的距离。

最近，以翻译村上春树小说而知名的丹麦语翻译家霍尔姆女士到大学研究室找我，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的理由：“有位电影导演邀请我出演一部纪录影片，沿着我翻译村上春树小说的主要线索，重新审视故乡与文学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毛教授的住所正好是村上春树少年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到此专程了解一下。”

听罢，顿时有一股越境文学的气息应时而生，包括2002年大江健三郎拜访莫言的山东老家，作为现场翻译，我第一感受就是故乡与文学，除此而外，似乎找不到一个相互更搭的内容。文学发生的机制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故乡的，这不仅源于我个人的域外经历，而且还包括了通过文学翻译所获得的深度认知。

与霍尔姆女士的共同话题是村上春树，我翻译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恰恰是因为故事的发生地点以及相关情节就在我的住所附近，一个让村上少年生活了19年的故乡。我跟她说：“作为译者，如果是我们了解的作家，一定会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另外一个场景，纵深感很强。”

其实，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请教霍尔姆女士。2016年村上春树获得了丹麦安徒生文学奖，他的讲演开头是这样说的：“读安徒生的《影子》是这些天的事。我的丹麦语翻译霍尔姆女士向我推荐这个故事，并说她确信我会感兴趣。读后，果然让我吃惊了，安徒生竟然写出了这样的故事。”

《影子》是安徒生描写人的异化的著名作品，与他平时非常阳光非常温暖的童话截然不同，在这个故事里，他的笔下是人类彻底的绝望。我问霍尔姆女士：“推荐村上春树读《影子》的最大理由是什么？”

她回答：“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从故乡的寒国到暖国的，然后把自己的影子丢掉了，而影子却变成了主人，在这里，人被不可挽回地替代了，最终死于非命。这个故事通篇也是一个来往于故乡与现实的过程，这是我推荐的重要理由。”

村上春树与其他日本作家一样，也是一位喜欢在故乡留下笔墨的人。以兵库县西宫市为例，这是村上春树从小长大的地方，气候环境宜人，历史上有不少日本作家与此地结缘，当地人称之为“文人的乐园”。井上靖、田边圣子、远藤周作、野坂昭如等著名作家都曾把这里秀丽的景色，“植入”进自己的文学作品。

同样是故乡，这一主题无论是对作家，还是对译者，从某种意义上，都离不开时空的置换。正如霍尔姆女士所说的“过程”一样。我记得大江健三郎曾经比较过他与莫言的文学故乡，因为当时的翻译笔记我一直保存了下来。

谈话地点是莫言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平安村，大江健三郎说：“我比莫言大20岁,日本的农村与中国的农村虽然不一样,但我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我的母亲和祖母也给我讲述过山村里的许多传说,这跟莫言的爷爷奶奶讲故事给他听是一样的。可是,这些传说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美丽而温馨的,我记得当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关于狗的传说。有一天,有一个专门屠杀狗的人来到了我的山村,他挨家挨户把狗都找出来,带到河的对岸凑在一起,我家的狗也被带走了。他从早到晚,一条条地杀,还扒它们的皮,然后把皮晒干,最终好像是为了卖这些狗皮。据说,他的狗皮都是销往中国的东北,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这个传说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是在18岁,那是我第一次坐夜行列车离开故乡的时候,后来考上了东京大学。当时在大学的报纸上,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就是《屠杀狗的人》。这让我想起了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读这篇小说让我非常怀旧,尤其是小说一开头就讲,我的村子里已经没有白狗了。狗都是混血的,有的狗看上去是白色的,但总有哪个地方是发黑的等等。这些描写,还有观察跟我非常近似。我写《屠杀狗的人》的时候就曾经想过,那个人那么凶残,杀那么多的狗,他怎么一丁点儿也不想让狗安乐死呢？我们的共同点首先是从一个小村庄里来的,然后又是一个离开故乡,把思念寄存于故乡的过程,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的内容,也是我们的文学起跑线。”

最近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有一集讲的是莫言，为此，我也应邀参加了部分制作，并提供了二十多年前珍贵的影像资料。其实，当时的我无论是在莫言的故乡，还是后来去过的大江健三郎的故乡日本爱媛县，甚至包括我现在的居住地村上春树的故乡，所有这些故乡的元素都与文学密切相连，尤其是作为译者来说，从文学到现实的过程不仅是越境的，而且是与内心相互照射的，这也许是故乡与文学的某种内在的机制与关联，令人不忘。

我的故乡是北京，久居日本，常年致力于用日语写作，域外与故乡的概念经常得益于翻译文学的确认以及与作家们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这无疑是让人心灵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体会这句话的分量的过程，即“故乡是文学的起跑线。”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