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震云的新书发布会选在了京城知名西瓜产地大兴区的御瓜园，虽然深秋并不是西瓜的季节，但大棚种植的西瓜比比皆是，毫不稀缺，这也正暗合了刘震云在采访时谈到“吃瓜群众”的一语双关：过去群众吃个瓜要等季节，现在每个月都有瓜吃。

刘震云眼中的“吃瓜时代”是眼球经济的时代，是全民参与的时代，微博和朋友圈等社交工具可能在今后会被取代，但网络时代的全民围观、全民狂欢、全民“破案”，恐怕在某种意义上也让这世界成了瓜园。

刘震云 资料图 李刚 摄 北晚新视觉网供图

在书的扉页，刘震云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我三舅的话”。这是不是“三舅的话”我们不知道，但确实是刘震云想对读者说的话。刘震云意图用一个个“偶然”的故事写出当下社会的种种“必然”。可以看出，这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讲故事的能力又进了一步，整部小说一气呵成，环环紧扣，不停有意外与反转，从叙事技巧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度。

刘震云本人也掩不住得意自己精妙的设计。如开篇的第一个人物“失踪的宋彩霞”，她是全书的线索式人物，引出了整个故事，但却只在开头出现了短短几天。“她消失后都去找，找到没有呢？没找到。但其实也找到了，因为牛小丽最后说她就是宋彩霞。”刘震云津津有味地讲了自己的设计，这种错位的荒诞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单把故事写得好还称不上好作家，把事物背后的联系写出来的作家才叫好作家，而刘震云眼里“吃瓜儿女”这个故事就是写出了事物“背后的、背后的、背后的”联系。

谈到这部作品，刘震云充满自信。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甚至提出“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刘震云看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

“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刘震云聊起自己的语言控制时说，“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二十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之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

每个人问起来，刘震云几乎都会说“这是我最幽默的一部小说”。笔者看来，与其说是幽默，倒不如说是荒诞，是一种近乎寓言式的荒诞，刘震云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了一部当代寓言。有趣的是，这部寓言里不仅有众生相，还有作者和读者，刘震云本人也成了“瓜”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吃瓜群众是谁呢？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刘震云对此的期待是：想看看他们读了这本书，对作品中的人物会如何幸灾乐祸。

专访刘震云：我讨厌油嘴滑舌的人

每次约刘震云的专访，他都毫不犹豫，答应地很爽快：没问题。但是时间……他总说：等一等吧。催几遍后，他便继续说“再等一等”。不少媒体一等就是一两年，尤其是2016年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接连上映，他成了跨界文学与影视的热门话题人物。今年再约，他一律改了说辞：等我新书出版。

由冯小刚导演、去年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其圆形构图一度备受关注。范冰冰凭出演女主角李雪莲在多个奖项中封后。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出版前一天，刘震云约了几家媒体专访，从早到晚，除了中午简短的午休，酣畅淋漓地谈论新作。刘震云作品的幽默与他聊天时的耿直形成了某种反差，在接受布客帮采访的这次，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幽默不是靠说俏皮话，也不喜欢油嘴滑舌的人。

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

记者：这次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却串成了一个故事。

刘震云：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记者：高官和农妇哪个写起来更得心应手？

刘震云：没有不得心应手的。以前书中的人物关系是可见的，这回书里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这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没有过。

记者：为什么“吃瓜群众”能够崛起，“吃瓜”成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爱好呢？

刘震云：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大戏可以看。之所以“吃瓜”这么流行，就是因为网络的发达，本来“吃瓜”也是个网络用语。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揣度，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看热闹和围观能带来那么多乐趣，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

记者：故事里的公路局长就是因为戴了名贵的表，被网友们“人肉搜索”之后取了外号叫“表哥”。

刘震云：一这样这事儿就大了，这人就成了“网红”了。吃瓜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就是“网红”嘛。朋友圈、微博提供了更大的传播范围，最近出版社也要求我在朋友圈、微博上面发点什么关于新书的东西（大笑），我也避免不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能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网友们就像在破案一样，这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新的时代。

记者：作品中，如李安邦儿子的车祸案，杨开拓成了“微笑哥”，马忠诚身陷洗脚屋，与现实生活中的新闻有些巧合，是有意的吗？

刘震云：对这些事情的引用是有意的。现实中发生的这些事太幽默了，不用有些可惜；顺手牵羊用了，这几头羊大家都熟悉，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所以在题记中我引用了我三舅的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意思就是：别把这些巧合当回事，仅供吃瓜时一乐。就像吃饺子时，又蘸了点醋一样。

记者：说到网络的发达，还有一个现象是与传统的媒体报道相比，许多事件的当事人选择直接面对观众，不必须要用媒体替自己发声了，你怎么看？

刘震云：新闻承担不了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性，新闻只负责报道客观事实，文学写人性。

记者：您的书名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小说中吃瓜群众没有出现，只出现了瓜，这是为什么？

刘震云：其实真的主人公藏在吃瓜群众的背后，是谁呢？读者。这本书的读者就是吃瓜群众。

记者：阅读的过程就是在吃瓜。

刘震云：对了，我把瓜写出来了。

I don't like show off

记者：说起幽默，你的黑色幽默尽人皆知，这次故事里的幽默又更进一步，成了某种荒诞。

刘震云：荒诞不是一个新词儿，但是荒诞到这种程度，荒诞到这么真实的程度，是跟吃瓜时代紧扣的。一个作家要是只会讲故事，写不生动，关键是事物背后的联系，过去我小说里写显性的联系要多一些，这次我写的是隐性的联系。

生活中的荒诞很多，但大家可能想不到其中的联系，看到而又想到，这就是作家要做的工作了。只想到事情还不是好作家，还要想到事物背后的道理，只想到一层道理不是好作者，还要想到许多层道理。有趣就在于事物背后的荒唐与事物本身的荒唐相比往往呈几何倍数增长。

记者：有点蝴蝶效应的意思。

刘震云：对，也可以说是多米诺骨牌，但没有那么明显。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北大写的《瓜地一夜》，是个短篇，发表在一本学生刊物《未名湖》上，写我们村瓜地里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转眼37年过去了。这两篇小说的联系我在写瓜地的时候是完全想不到的，也有点蝴蝶效应的意思。之前我这本书就叫《吃瓜时代》，他们建议我加上“儿女们”三个字，显得有感情，这可能也是一种事物背后的逻辑。

记者：在这部书中，你正面描写了贪官和腐败，写了很多细节。

刘震云：我之前有部作品就叫《官场》，他们都说我写得特别真切，但确实我爹没当过官，我们家都是农民。（大笑）我觉得有些官员的智商并不比我的表嫂高多少。就算在生活中，贪官也不都是面目狰狞，倒是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的居多。把你放到那样的环境，你会不会腐败？我看也难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环境？倒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你作品的语言越来越简洁，比如这部短句居多，基本没有形容词，这是你有意的追求吗？

刘震云：我最不喜欢说俏皮话的人。我讨厌油嘴滑舌的人。我讨厌聪明外露的人。英语说就是I don’t like show off（我不喜欢卖弄）。我写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的语言特点就是说老实话，说心里话。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这是需要功力的。功力从哪来？需要作家在透析事物的背后这方面有很多过硬的本领。

记者：你是记者出身，新闻学也有一说是“少用形容词”，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刘震云：我只是觉得那样写作太偷懒了。用形容词写作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写作，写作品，又不是写微信。形容词用得多的人，在我眼里可能是骗子。作家里面用形容词多的人也很多，我有时候看一部作品，没看三页呢里面起码有三十个形容词，不管别人说他写得怎么好，我都觉得很虚弱。像女明星整个容、拉个皮、打个针，那就是不自信，为什么她们不会表演呢？因为脸上的形容词太多了。最后哭像笑、笑像哭。

记者：这本书的首印数已达九十万册，这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你怎么想？

刘震云：我的书三十年前也就印三千册。印数重要，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但人家承认的是你的过去。比印数重要的是你这次写好没有。如果没写好，卖得越多，越是骗子。

作者：陈梦溪

编辑：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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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布客帮book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