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起，断代史研究渐入佳境。

自“古史辨”冲击后（始于1926年，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的学术流派，特征为“疑古辨伪”），中国古代史已呈碎片化，史学研究一度沉浸在对细节的吹毛求疵中，人们不禁追问：如不能检讨既往经验、昭示未来，则历史有何存在必要？

在当时，日寇步步进逼，中国史研究急需发挥现实功用。故傅斯年先生高呼“重建中国史”，主张从专史走向通史。

通史可以启迪智慧，但也可能加深偏见，关键看能否科学运用史料，其中最难者，莫过于宋史。

首先，元代官修《宋史》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且中途任命的主修官不谙汉字，故《宋史》卷帙最繁，舛误亦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其次，宋代史料浩如烟海，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难以尽阅。

在“重建中国史”中，宋代又不可或缺。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换言之，不研究宋代史便无法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从史实与传说不分的旧宋史，到言必有据的新宋学研究，两位学者有奠基之功。一是张荫麟，一是邓广铭。张先生英年早逝，邓先生则被周一良先生称为“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1907—1998）

周作人是他的贵人

邓广铭，字恭三，1907年生于山东省德州临邑。

邓是傅斯年先生的学生，但二人“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山东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他们在性情上确为投契”。

1930年，邓广铭第一次考北大，未能成功，只好先入辅仁大学英语系。他此前读到山东省立师范四年级（相当于高一）时被开除，在乡下教了三四年中学，考前未系统复习，且不熟悉北大题路。

1932年，胡适改革招考办法，英语占总分40%，国文占30%，史地占20%，数学占10%。

邓广铭是招考改革的受益者。

第二次报考北大前，邓广铭登门拜访了周作人，周当时已在北大执教15年，他说主持考试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可能会有古文今译题，并随手拿出胡适编的讲义，赠予邓。

讲义中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白话翻译，没想到考试时，那竟是语文试卷中一道30分的大题，邓将讲义内容背出，果然考了高分。

邓广铭曾告诉弟子李宝柱：周作人先生是他离开家乡到京城之后，所结识的第一个名人，所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最应该感激的第一个恩人。

用周作人的钱买了一套《二十四史》

周作人帮邓广铭，因邓此前专注新文学。

在辅仁大学时，恰好周作人应代理校长沈兼士（原北大教授，且与周是浙江老乡）之邀，到学校作6周学术演讲。

周作人说：“说话本来非我之所长，况且又是学术演讲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是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

让周作人吃惊的是，演讲结束后，邓广铭拿了一本笔记让他校阅，周作人说：“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张中行先生曾说，周作人讲课北调掺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

在周作人帮助下，邓广铭的笔记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名出版，得稿费700元，周作人一分不要，邓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线装《二十四史》。

周作人称赞邓广铭说：“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后日寇占据北平时，周作人“落水”，邓广铭与周分道扬镳。1942年，邓的夫人为筹措去四川的路费，不得不卖掉《二十四史》，又是周作人帮忙找了一家书局。

为岳飞洗刷军阀之冤

邓广铭先生从文学转向史学，一是早年读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喜爱传记；二是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希望挖掘历史上的爱国故事，激励国人。

邓广铭的宋史研究从陈龙川（后改名陈亮，力主抗金的爱国者，其文章被赞为“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开始，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被胡适先生赞为“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给了95分。

《陈龙川传》

三联书店

1945年，邓广铭推出《岳飞传》，将岳飞从民间传说提升到学术高度。

岳飞从被杀害（1142年）到被昭雪（1162年），中间隔了20年，相关材料散失，岳飞的孙子岳珂只好从民间收集材料，将许多传说掺杂了进来，如“大破拐子马”“朱仙镇大捷”等。

《岳飞传》

三联书店

此前《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事迹记载不多，但基本真实，可到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时，则真伪难辨，而后来《宋史》等书直接抄袭了《鄂王行实编年》，遂以讹传讹。

1923年，吕思勉先生在《白话中国史》中，提出：“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的追逐。”认为杀掉岳飞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吕思勉先生这么说，一方面是发现岳珂的许多记载靠不住，另一方面是他身处军阀混战中，对私军深恶痛绝。

《岳飞传》的贡献在于，用专业方法重新辨析史料，力证岳飞妻子干预军务、杀害同僚刘经、当过逃兵等说法之非。邓广铭先生提出，岳珂的记载虽有失误，但不能因此抹杀岳飞的功绩。

《岳飞传》出版于抗战胜利之际，引起巨大轰动。

郭沫若都没能帮王安石翻案

邓广铭先生的最大特点在于著作总是反复修改。

《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修订不下三次（从1937年开始写，1997年仍在修改，跨度达60年），《王安石》更是修改了4遍。

《家选词编年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代以降，王安石名誉不佳，“被诬七百年”，只有清代李绂和蔡上翔曾对他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二人没读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故辩驳乏力。

1906年，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就土地国有化发生争论，普列汉诺夫说：“1069年，当时中国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颁布了废除私有制的法令。”并挖苦列宁是“俄国的王安石”。列宁回应道：“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

学者张呈忠指出，王安石从没提出土地国家化，普列汉诺夫的误会来自法国人邵可侣《新世界地理》中的错误表述。该说流传甚广，相当时期，西方人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说王安石的追随者后来逃到草原，将“狂热的革命情绪嫁接到这些强悍部落身上”。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出现危机，农业部长华莱士参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常平仓制度，被称为“美国的王安石”。

国外影响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王安石，以翻案著称的郭沫若先生在1946—1947年曾多次撰文为王安石翻案，却未引起人们重视。

写一次《王安石》突破一次自己

1951年，人民出版社邀请邓广铭写“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王安石》，不过3万字，邓于当年5月交稿，直到1953年11月才出版。

拖了这么久，因出版社几次提出修改意见，邓广铭在关键问题上不肯让步，一度甚至表示不出了，准备退回预支款。

邓广铭最不能容忍别人随意改动他的文稿，他常说：“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

1996年，邓广铭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出版社将此文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提出该文一段话不妥，希望删掉，邓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3年5月，根据时代需要，邓广铭先生将《王安石》扩充为10万字；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邓广铭先生做了较大修改，新增内容约1万字；1997年，邓广铭先生已90高龄，再度对《王安石》（改名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进行大幅度修订，增加了5.8万字，新书出版不到3个月，先生便驾鹤西去。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三联书店

四写《王安石》，不仅精描出时代变化的痕迹，更体现出邓广铭先生不断突破自我的历程。

在最终版中，邓广铭先生将“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扩大为“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修正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误会，并彻底删去王安石“是政治改革家，不是改良主义者”这一话题。

他让“三不足”成为对改革者的赞扬

司马光曾污蔑王安石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因孔子要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不足”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基础，被视为大逆不道。

因《王安石》的巨大反响，邓广铭先生逆转了“三不足”的语境，使它变成对王安石式改革者的赞扬。

其实，在邓广铭先生身上，也颇具“三不畏”的精神。

恢复高考后，邓广铭先生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据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郝斌回忆，一次他委婉地对邓先生的工作规划提出异议，邓马上说：“我一直以为你支持我的改革，原来你不支持。今天晚了，不留你吃饭了。”

其实邓先生从没请郝斌吃过饭，他的意思是：不留你了，你走吧。

郝斌说：“跟邓先生的接触多了，我有一点感悟。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如像邓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邓广铭先生一生说话直接，临终前对女儿邓小南（著名历史学家）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举办邓广铭遗体告别仪式前，北大历史系准备了一份生平介绍，称他“刚直不阿”，邓小南建议改用“耿介”。她解释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

编辑：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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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布客帮bookbang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