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大楼的市民记忆:曾有人因没听到钟声上班迟到
2017年6月26日,北京,6月16日,北京电报大楼正式宣布,它作为电报电话的业务大厅关闭。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还很小,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清晨7点,伴着这钟声,北京人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晚上10点,还是这钟声,又伴着北京人进入梦乡。电报大楼已经成为长安街上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电报大楼维修,钟声停响,有的人甚至因为没有听到钟声的召唤而上班迟到。北京电报大楼几乎记录了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是一座博物馆。让久居北京的老住户们想起了多少与它相连的故事呵。
建筑风格朴实无华
从小我住在它对面的六部口南面,上学在它的西面,天天听它那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北京市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当年,它是中华第一街(长安街)的第一幢高层建筑物。主体7层、加上钟塔5层共12层,全高37.37米,它比天安门城楼还要高出4米。在今天看当然不起眼,近50年前,那可是属于“大兴土木”之举了。况且还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5米直径的电子钟。
北京电报大楼是我国第一幢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中央电讯枢纽工程,在我国邮电建筑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历史地位。主持北京电报大楼建筑设计的建筑师林乐义先生功不可没。林乐义先生(1916-1988),1916年2月17日生于福建省南平市,1937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胜利后,曾获美国南方各大学浇筑设计比赛一等奖。1948年曾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深造,并兼任特聘讲师。195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中南建筑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等单位任总建筑师,长期从事国内和援建国外的重点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设计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北京东郊使馆区、青岛一号工程中南海怀仁堂和紫光阁改造工程、郑州二七纪念塔等。而且他主持编辑了被建筑界称之为“天书”的《建筑设计资料集》,自1964年首版以来一版再版,几乎建筑师人手一册,可见其功甚伟。
除了北京电报大楼,还在北京留下了几座优秀的建筑艺术作品:首都剧场(1953-55年)、北京国际饭店(1988年建成),每个建筑都为北京的城市风貌增添了时代的浓墨重彩。首都剧场的古典韵味,戏剧爱好者们则体会的最深。从北京火车站出来的旅客,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座正对着车站的现代建筑——北京国际饭店,那亭亭玉立,白璧无瑕的身影非常抢眼。
人们或许感到奇怪:看看北京电报大楼前后建的许多名建筑,都用大屋顶或者斗拱、贴上琉璃瓦表明在追求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为什么独独是北京电报大楼选用平屋顶,整体上方方正正,庄重简洁、质朴无华、却让人感到亲切、温暖?这大概与该建筑产生的时代以及设计者个人的文化修养有关。1956年开始设计电报大楼时,正值举国大批大屋顶反浪费运动之后,而且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加之林乐义见证了美国上世纪40年代流行的所谓“保守的现代建筑风格”(Conservative Modernism)的经历,可能受此启发,使其这个作品成为北京现代建筑风格的的先声。1993年,北京电报大楼荣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也说明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成为首都北京建筑文化的一座丰碑。
电报发错字引困惑
北京电报大楼是北京市民最喜爱的首都名建筑之一。由于从小家住的靠它近,上下学回家老要经过它门前,每次见到它特别感到亲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后来学了建筑学专业,才明白是因为建筑师高超的建筑艺术修养所致,立面上下三段的划分、门窗大小的比例,包括整体大面积的杏黄的温暖色调,都处理得十分恰到好处。既有古典手法的简化,又有现代化结构的精练挺拔特点。
这里讲一个我使用电报大楼的小故事。那已是49年前的事情了。当年,我还在远离北京万里之遥新疆的南疆军区工作,出差到京,通信需要7-10天时间,往返要半个多月。所以,与军区的联系主要靠电话和电报。那时每当我坐在大楼的营业大厅里时,在大理石的桌面上书写电报稿,在小电话隔间里与首长通话的画面,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可是有一次真让我为难了,军区回电报是“没法解决回疆”。我和同行的战友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刚到北京不久就让我们回去?后来算搞清楚了,是对方发报时写的字比较潦草,发报员把“设”字误认为是“没”字发给我们了,才造成这次的误会。
因为蜂窝煤的事情让我赶紧回新疆。于是,我们去总后勤部营房部开了一封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的介绍信,随后立刻赶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同志说明,边防军区指战员在当地烧煤取暖如何的困难情况,并请求支援我们一些北京蜂窝煤炉的指标。这位同志二话没说大笔一挥就批了1000套,我们如获至宝就去办妥相关手续,立即组织发货。待我回到军区后,军区又立即组织召开了推广蜂窝煤使用的现场会,教南疆所属部队如何制作蜂窝煤和如何使用北京蜂窝煤炉,从而使边防部队的取暖状况大为改善。
补白 在电报大楼联系国际业务
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我参与了北京汽车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American Motors Corp.)合资项目的谈判,承担谈判小组的翻译工作。
这个我国汽车工业第一个谈成的与国外合资项目前后经历了4年多谈判,谈判对象美国汽车公司AMC是四轮驱动越野车生产厂商,当时位列美国第四大汽车生产厂商。虽然它与美国前三家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比规模小得多,但有其特点,拥有世界上著名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吉普(JEEP)的商标,上世纪40-50年代,美国吉普车曾在许多国家风靡一时,且性能优良,但由于汽车工业的竞争该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兼并。北京汽车厂是我国军用四轮驱动越野车北京212车的主要生产厂家。为了提高我国越野车的技术水平,据说当时一机部主管汽车行业的副部长饶斌把北汽厂与外资合作生产越野车定为汽车行业几个引进外资的项目之一。
谈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双方的联络方式,那时还没有传真(FAX),只有电传电报(Telex),而且有电传电报机的单位很少,北汽就没有电传机。美方的电传电报由邮局直接送到北汽,中方的回复只能到西单的电报大楼办理。那时北京的交通主要靠公交车,有小轿车的单位并不多,好在北京汽车厂配给谈判组一辆专车,从光华路的北汽北厂到电报大楼交通问题得以解决。每次接到美方的电传我先翻成中文,谈判小组回复的中文稿经领导批准后,由我译成英文,全体小组成员陪着我一起到西单的电报大楼。我用打字机打英文稿,那儿的打字机连着的打孔机就在纸带上打上相应的电码孔,就像我们以前曾经看过的欧洲黑白片老电影里发电报人自己先打电码孔纸带一样。我必须小心翼翼,一旦打错一个字母,整条纸带必须重打。打完满是电码孔的纸带后就交电报大楼工作人员,由后者接通线路发出去。有时线路忙,大家只好干等,等到发出后我们才如释重负。
后来我换了单位,离开了谈判组,但每天上班都走长安街,每当我经过电报大楼,看着当年周总理亲自过问下建设的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电报大楼,不但有自豪感,还有一种亲切感,常常回味在那儿打电码孔的情景,那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它见证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也是吃螃蟹的尝鲜者之一,那是我人生中一段特别的经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杭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