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萎缩几乎是最轻的病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护士鼓励下，74岁的李炳文听话地唱起深植记忆中的歌曲。活动室里二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圈，有的还能跟着轻打节拍，更多已丧失部分意识和言语功能的老人，只微微将脸转向歌声方向，眼珠偶尔转动一下，回应时不时俯身观察他们的护士。

与李炳文歌声同时响起的，是距活动室不足百米外，走廊尽头遗体告别大厅里的哀乐。音量放得很低，并不会打扰旁人。十几位戴着白花的家属默默地各自拭泪，送不久前离去的亲人最后一程。
在这个建有凉亭假山、石碑佛像，松柏常青、古朴雅致的院落里，死亡早已是不足为奇的常态——作为全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成立至今27年，已有超过3万名病人从这里离世。

虽然目前医院兼具“养老院”属性，收治范围不局限于“没有治疗意义”的绝症病人，还包括主动入院的老人，但后者基本都是患有脑出血后遗症、高位截瘫等暂无生命危险，常规养老院不愿接收的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目前在住的约400位病人，能坐着轮椅每天上午被推到活动室来的，已经算得上极少部分“身体好”的了。

入院两个多月的李炳文，便是看上去精神头最旺的一个。患有脑萎缩的他，时而明白时而糊涂，身体方面却问题不大。看到趴在门口张望的记者，他挥舞手臂大声唤着“来、来”，攥住记者的手腕就不松开。老人颇有手劲，在他紧攥之下，没几分钟便有“不过血”的感觉。蹲在轮椅旁的记者稍一动弹，他抓得更紧，急切地叫着，“你要走啊？你要走啊？”

护士长董伟忙上前“解救”，她念起儿歌，李炳文不自觉地拍手跟唱起来。“脑萎缩常伴有狂躁的症状”，董伟低声解释，“我们这里有不少脑萎缩的老人，靠儿女在家根本看不住，必须有专人盯着”。而据观察，在松堂医院，脑萎缩几乎是最轻的病情。

“这是88岁的王华莹小朋友”

九点五十，活动室里的老人被护工各自推回病房。董伟整了整白大褂，开始她上午的查房。这里的老人绝大部分处于卧床状态，即便意识清醒，大多也只能伸出手示意你握着，简单说会儿话。

自1990年清华北大的学生成立了志愿者基地，已有公司、企业、高校等约40万人次的社会志愿者到过松堂，陪老人们聊天、做游戏。几乎每间病房门口，都贴着数个“爱心小屋”的牌子，标示着各个单位看望、关怀老人的“主权”。

当然，天天“巡逻”的董伟是老人们最亲近的人。短发、微胖的她出现在病房门口，老人们的眼中都闪着光。“金金，起床啦！”“邹奶奶胃还难受吗，跟你孩子说以后别买韭菜馅的了。”“崔爷爷，感觉怎么样？”董伟熟稔地穿梭在一张张病床前，用哄小孩儿的语气对着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宝贝”。而她一说话，老人们就知道她的鼻炎又犯了。“你那鼻子，找个大夫看一看”、“上大医院治”……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顾不上自己的病体，充满焦急地嘱咐着，皱纹堆叠下的双眼满是慈爱。

“她可关心我了。”

“这是88岁的王华莹小朋友。”

“我每天都注意前台那广播，你一说话，我心里就高兴。”

“我的声音是不是挺有磁性？”

“对我是挺有吸引力的。”

……

冬日暖阳下，88岁的老人侧卧着，拉着董伟的手。两人一句句慢悠悠说着话，老人脸上满是孩童般幸福的表情。

在松堂，这些普通养老院通常不收的老人，已安然度过了短则一两年，长则七八年的晚年生活。而还有大约30%左右的病人处于绝症晚期，多数在入院几个月内就会去世。“最快有一个小时的。”董伟回忆，“相当于到我们这里来，大家围在床边，给老人送终。”

松堂最初的核心是“临终关怀”，在生命最后几个月，医院治疗已经结束，可病人又需要吸氧、吸痰、输液，在家没有医疗护理条件。入住松堂，病人不会再接受创伤性的治疗，而是以减轻痛苦为目的。对晚期肿瘤病人来说，使用止痛针、阻断疼痛神经手术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止痛。且不设探视时间限制，家属可随时陪伴左右，辅以心理疏导，让病人不再恐惧死亡。

另一个病区里，肺癌晚期的老人睡着了，手被儿子握着，满脸安详，女儿和女婿围在父亲床边。董伟静静看了一会，“还行吗？”女儿点点头，悲伤的脸上出现一抹欣慰，“谢谢你啊。”

“将近百岁的老人，让你陪她一辈子，代表什么？”

如今被老人们视作“心肝”的董伟，自己也没有想到，18岁那年从山东老家来松堂工作到现在，就这么过去了14年。“我打小没有爷爷奶奶，本来是当一份普通工作在做的，谁知道就离不开了。”

而这14年里，董伟从未得到过家里人的支持。“挺矛盾的，每天照顾别人的父母，却没法照顾自己的父母。”她苦涩地笑笑。“爸妈身体也不太好，一直是姐姐和弟弟在照顾，他们都希望我能回家。”

去年，父亲和她闹得特别凶，甚至志愿者也站在朋友角度劝她，十几年，总围着老人转，他们都走了，能积下什么人脉，有什么发展？“我不是没有梦想，也想光鲜亮丽，高跟鞋、小裙子一穿。”董伟拽拽自己的白大褂，“确实是动摇。”

那段日子她极为疲惫，每天都在下决定，走进病区看到老人，心又酸起来。有位金奶奶是爱新觉罗的后裔，性格特别“葛”，董伟每天上下午专门去跟她“请安”，逗她开心。快要离开了，董伟十分忙碌，有天下午才去看她。金奶奶不说话，身心俱疲的董伟也不说话，默默搂着她。

“你累了吧？”金奶奶突然问，董伟“嗯”了一下。沉默半晌，金奶奶摸着她的手，“你别离开我，你要陪我一辈子。”对床的刘奶奶偷偷告诉董伟，“她等了你一天，她怕看不到你了。”

“回到办公室我就在想，将近百岁的老人，跟年轻人说让你陪她一辈子，代表什么？”董伟的眼里已泛出泪光，“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今天这五分钟，明天那十分钟。”

“走不了”的不止董伟一人，来自甘肃的护理员赵春花，自己也已58岁，在这里做了三年。松堂有单人间、三人间、最多到八人间，收费从每月两三千元到六七千元不等。护理员与病房挂钩，赵春花护理三位老人，每月护理费约2000元，再加上基本工资和奖金，便是全部收入。当然是辛苦的，收入也谈不上丰厚，“习惯了，有感情”，是护理员们坚持下来最大的原因。

就像在大山支教的人，不计较前途、回报、人脉地去教穷孩子。“这是相通的，是很微妙的感情。”董伟点点头。

“自己的一句谎话，居然有这么大的抚慰力量”

每天只要没有别的事情，院长李松堂都会在他的医院里转悠。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很难看出他已经65岁了。

创办关怀医院，缘自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深刻触动。1968年，李松堂从北京到内蒙古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认识了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他在村里小学教书，平日彬彬有礼，人们叫他“张老师”。有一天张老师腹痛难忍，到了县医院一查，发现已是癌症晚期。此后数日，李松堂都会过来帮他做饭、打针，尽力陪伴。

张老师的精神一天天黯淡下去，二十天后，他突然特别兴奋，回忆了很多过去的经历，说着说着激动地哭起来。“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我没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可他们叫我‘牛鬼蛇神’！我活不了几天了，连人的称号都没有，到时候能去哪呢？”

李松堂心里酸涩，安慰说会帮他平反。可实在无法做到，隔天面对张老师企望期盼的眼神，他不由自主地撒谎了。“我说领导答应一定给你恢复名誉！张老师高兴极了，反复念叨着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自己的一句谎话，居然有这么大的抚慰力量！还不清楚什么是“临终关怀”的李松堂，在心里栽下了这颗种子。1987年，通过买卖邮票赚了十几万的他，入股朋友的民办医院，成为董事，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临终关怀事业。

1992年，已经有些名气的松堂医院想从香山搬到交通方便的海淀车道沟小区。当晚李松堂跟着最后一车货物来到新址，“松堂医院”牌子一亮出来，原本还开心期待“社区里有了医院”的居民们一下子不干了，呼啦围了上来，阻止医护人员进楼。有个小伙子激昂地鼓动大家，“我们一定要团结啊，不能让他们搬进去！他们是‘死人医院’，是‘八宝山的前一站’，多晦气啊！”

无法进楼，老人们都在地上躺着，僵持到午夜一点，李松堂只好带大家连夜搬回去。护士们哭作一团，有位医生边哭边说，“多少个医院返聘我，每月给我八千块钱。我愿意拿四千块来这儿，做善事怎么这么难啊！”

如今回忆起这些艰苦过往，李松堂已满是淡然。2003年从玉蜓桥搬到管庄这处被买下的院落，几百名志愿者过来帮忙，义务出租车排成了长队，交警专门过来指挥。“太风光啦！”他呵呵地笑，“社会观念也是不断在进步的。”

饶是不服老，65岁的他也有精力不济的时候。一次他实在太累，靠在地铁栏杆上昏昏欲睡，有个小伙子请他去坐。“你觉得我多大岁数？我不是老年人。”面对“嘴硬”的他，小伙子笑了，“我是给李院长让座，我是你们的志愿者。”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主笔：魏婧 白描：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