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屋公子

1929年，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的农民燕道诚父子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一个玉石器坑。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像一轮明月，在当地被称作月亮湾；月亮湾南边较远处有座小山，其中有三个小圆丘，在当地被称作三星堆，取“三星伴月”之义。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三星堆、月亮湾一带开始大规模发掘，发现三星堆本是人工土台，周围分布12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遗址围绕着边长约1.8公里至2公里左右的推土城墙。

这一系列遗址被称为“三星堆遗址”，其中第一期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又被归入“宝墩文化”；第二期与第三期系从第一期发展而来，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时期，也是整个三星堆遗址最辉煌和灿烂的时代。而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正是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为代表，此时三星堆古城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并成为整个川西平原的中心都邑；第四期位于商末周初，又被归入“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古城是谁建立的国家呢？在汉人扬雄《蜀王本纪》中，提到今天四川省一带有个古蜀国。古蜀国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大王朝，到开明氏第五代王尚时为秦惠文王所灭。后来，在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中，进一步称古蜀国由黄帝庶子建立。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尽管没有文字发现，不能证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后世文献的内容为信史，但可以印证蜀地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早期文明，称为“古蜀国”并不为过。

当然，尽管三星堆古国的根基系土生土长，但确实很大程度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尚无明显地方特色，而从第二期开始文化则进入了质变阶段，这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商周文明的影响与刺激。比如这一时期的青铜尊、罍的形制和花纹，明显就是模仿商文化青铜器铸造的；玉石器中的牙璋、戈、琮、瑗等也为本地模仿或中原传来；陶器中的盉来自二里头文化，陶器纹饰中的重菱形纹、云雷纹等也系来源于商文化。

而三星堆文化最举世瞩目的，还是在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1986年7月至8月，三星堆遗址接连发掘了一、二号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铜器、金器、玉器、琥珀、石器、陶器、骨器残片、海贝等文物。而神秘奇幻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即来自于这两个祭祀坑。

在三星堆出土的二十多件青铜面具中，最大的一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最小的仅有手心大，在耳朵旁和额头部位有方孔，但明显不是给人佩戴，而是用来镶嵌在高大的立柱上或佩戴在泥塑的神像脸上的。这些面具形制基本相同，都是高鼻、刀眉、阔嘴、立眼、方下巴，雄浑厚重，摄人心魄。面具文化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不少早期文明中都广泛存在，古人认为面具是神灵、灵魂寄居之所，或者是神灵、权位的象征，是沟通人与神的一种媒介。

最有特色的又是一件青铜戴冠纵目面具，该面具宽77.4厘米，高82.5厘米，与其他面具最大区别是，其双眼如同柱子般突出眼眶，双耳向两侧过度伸展，额头上还镶嵌一件高68厘米的夔龙形装饰物。双眼、双耳被如此夸张地塑造，当与古人对感知世界的眼睛、耳朵的崇拜有关；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各种青铜眼形器，都是用于固定在祭祀场所的。夔龙形装饰物则对青铜面具赋予更强的神性，其他面具可能也有这部分装饰，不过可能脱落损毁了。

这样的面具形态，让人联想到《华阳国志》中描述蜀侯蚕丛“其目纵”，以及《山海经》中“人面蛇身”且“直目正乘”的烛龙神，过去一般不能理解“目纵”“直目”的含义，现在通过这种青铜纵目面具，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了。至于出土的57件青铜人头像，从面目来看与青铜面具基本相似，但大小与真人头部相当，大约描绘的都是戴面具的人像，其中还有4件戴有黄金面具的，这又让人想到《周礼》中“黄金四目”的逐疫驱鬼职官方相氏。

最令人惊艳的还是高达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它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整个立人像由人像与底座两部分组成，其中人像高1.72米，底座高0.9米。人像头戴太阳纹冠，身穿三件上衣，身上有戴饰，其中手又被塑造得特别大呈抱握状，赤足站于梯形底座上。这可能反映的是在祭台上的国王或者大祭司，抱握的可能是一种环状的法器，也可能只是一种祭祀姿态。尤其注意的是他衣襟“左衽”，这是与中原“右衽”根本不同的。

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了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最大的一棵高达3.95米，是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单件青铜器。神树由底座和树组成。底座呈穹窿形，像一座神山；神山上的树干上镶嵌着一条头朝下的龙，还有树叶与果实，果实上站着飞鸟。在《山海经》中也记录了天地正中央的建木，群神通过建木来上天下地。古人认为神住在天上，所以需要通过高山与大树来沟通天上人间，那么青铜神树与建木一样，都是古人心中的天梯。

总之，三星堆文化是在吸收中原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并充分发扬了自己的本地特色，从而建立起了独树一帜的文化面貌。

原标题： 纵目而视：三星堆与《山海经》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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