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负责组建华南情报系统的潘汉年

率人刺汪被通缉

华克之做过不少大事，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刺杀汪精卫了。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开幕式后合影，汪精卫就座前排，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担任刺杀任务的孙凤鸣便向汪精卫开枪，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

这次刺杀是王亚樵所派，由华克之率人部署。1934年11月，华克之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本人，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孙凤鸣枪法好，就担当了刺杀的重任。

其实，在此之前，华克之曾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积极从事反蒋活动。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后，华克之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不过，他似乎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令特务们无处着手。许多次，华克之就在特务们的眼前，他戴着假牙，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镜，但无人能识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克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戴着金边眼镜、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这个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日本侵占上海后，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岩井公馆”，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品行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

秋风送爽的一天，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华克之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

进入周府探情报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在任庵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表示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在任庵的帮助下，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到1942年，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占领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也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抗击日伪的进攻外，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阴谋，以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国民党与日、汪之间进行秘密联系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这些幕后活动的情报，以适应中央的需要呢?潘汉年想到了任庵。潘汉年知道，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颇有接纳之意。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由他出山，一定能够担此重任。通过华克之，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他是洁身自好之人，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华克之劝他，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潘汉年也保证，只要任庵肯出山，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恢复任庵的清白。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而华克之则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任庵这位名士的来访，使他喜出望外。当下摒绝宾客，与任庵剪烛夜话。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向他大谈自己所谓“曲线救国”的苦心，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与国民党内一些人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

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他们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

晚年华克之

秘密战线立大功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到周公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大将、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江西之行。周佛海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也有他的目的。他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照料。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作为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并且推荐任庵，司令长官欣然接受。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任庵通过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的沟通和联络，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司令长官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国民党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断地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特别在抗战胜利前的10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方面的情报。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国民党政府委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内幕大白于天下，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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