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2012年，《北京日报》“纪事”栏目记者曾采访高文彬老先生，完成了《跨国追凶——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刽子手伏法记》一文。这篇文章只是老人传奇一生的一个片段，但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人。

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脸上挂着日军式的骄横微笑。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

“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张让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发现，随即传回国内。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场针对这两头嗜血野兽的国际抓捕开始了。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胜利。

正义的审判紧随着胜利的欢庆。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举行过后，麦克阿瑟宣布逮捕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108名前日本军政要人被宣布为甲级战犯。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开始了。

代表中国出席的法官是时年42岁的梅汝璈，时任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浚，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此外，还有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等数位法学家出任助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也让中国检察官的举证工作异常繁重。正式审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间，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回国搜集证据，同时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实力量。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因此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他就是时年仅24岁的高文彬。

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时刻，高文彬在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由于招架不住各方应酬，他很快就辞职了。就在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

高文彬英语极好，晚年时仍每天在电脑上和远在美国的女儿用英语聊天。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这里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达日本，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步入设在原日本陆军司令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

“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起初他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

一张报纸发现“百人斩”罪证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浩如烟海。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那份报纸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

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以从那幅照片标题中的日文汉字明白其表达的意思：百人斩……竞争……两将校。

待到完全看完这篇报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气炸了。

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署名“记者浅海、铃木发于紫金山麓”。文章这样写道：

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两少尉：“啊哈哈哈……”

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

“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检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每一件证据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控诉。而由于日军严密的消息封锁，这些血写的事实，高文彬也是直到东京审判时才得以知晓。面对一份份“不忍多读、不忍多想”的血证，高文彬心中郁结，义愤难平。《东京日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无疑是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但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结束，这份证据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军衔很低，也不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格。

如此残暴的两个杀人狂，难道就此逃过惩罚？

高文彬说，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A、B、C三个等级，国内通常译作甲级、乙级和丙级。所谓A级是“对和平之罪”，即计划、开始、实行侵略战争的犯罪，东条英机等人属于此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B级是“通例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C级是“对人道之罪”，即指战前、战时的杀害和虐待。B、C级战犯交由各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注定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审判。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回国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那场丧绝人性的“百人斩竞赛”在其发生10年后，终于被公诸于世。

残暴的“勇武传”

野田毅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片桐联队富山营副官，向井敏明是同一部队炮兵排长，两个人的军衔都是少尉。1937年时，野田毅25岁，向井敏明26岁。

两个人约定进行的“百人斩竞赛”，以先杀满100人者为胜利，而获胜者的奖品，仅仅是一瓶葡萄酒。

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只是日本媒体对“百人斩”报道的其中一份。根据这一发现，中国代表团很快搜集到了大量的同题报道。其中，《东京日日新闻》更是对其进行了持续关注。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

人们常说，报纸是历史的记录。战时的日本媒体，津津乐道于残暴的“百人斩”，视屠戮为勇武，为残杀唱赞歌，让每个有良知的人不忍卒读，却也“忠实”地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白纸黑字间，血色弥漫。

《东京日日新闻》的连续报道，勾勒出了这两个人的杀戮线路：

“野田少尉在距无锡八公里的无名村处冲进敌人的碉堡斩了4名敌人先扬威名。”

“向井少尉奋然而起，在当天晚上冲进横林镇的敌阵和部下一起斩了五十五名。”

在无锡至常州间，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而野田毅则杀了25人。

当年12月2日，向井敏明与野田毅随队攻打丹阳。他们一路上逢人便杀，一共又杀死了70名中国人。其中，野田毅杀死了40人，而向井敏明杀了30人。

日本随军记者追到向井敏明所在的部队采访，向井敏明说：“野田毅追上来很多，我不可以掉以轻心。”

到达句容时，向井敏明的杀人记录达到了89名，野田毅达到了78名。到了南京紫金山一战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记录全部超过了百人，分别是106人和105人。因为分不清究竟是谁先达到了100人的纪录，分不出胜负，两人又约定，看谁先杀到150人。

现在翻看这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在愤怒之外，不禁也让人心生疑问。日军在侵略中国期间，有着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现在能够发现的反映日军暴行照片，虽然也多是由随军记者拍摄，却绝大多数都盖着“不许可”的红章，不允许公开发表。而“百人斩竞赛”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却为何堂而皇之地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鼓吹？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程兆奇告诉记者：“这样的报道是日军特有的‘勇武传’，宣扬的都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

细看这些报道就会发现，在“百人斩竞赛”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戮对象被有意地“模糊”处理了，统称为“敌人”，给人的感觉他们是在战斗中“勇猛杀敌”。

两军对垒，消灭对手越多，作战就越勇敢，功绩越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勇武”。然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真正的杀戮对象，更多的是战俘和平民。在战斗中杀死对手与残杀战俘、平民，性质完全不同。

野田毅曾在家乡鹿儿岛县一所小学作报告，他说：“报纸上所说的乡土出身之勇士，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占领战壕后，对里面的人喊，你！出来！支那士兵愚蠢，都出来了。我叫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

很明显，这是在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屠杀。由此更可以看出侵华日军的野蛮、残酷、毫无人性，屠杀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俘虏，即使是列强时代制定的国际法也坚所不容，更不要说违逆战争伦理和人性了。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百人斩竞赛”所使用的武器是日本武士刀。报道中说：“在剑道三段向井少尉腰间的是一把名为‘关孙六’的名刀，野田少尉的刀虽无名但却是一把祖上传下的宝刀。”

武士刀是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性中最具代表的标志物，被日本媒体着重宣扬。这反倒说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不可能是在战斗之中。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以一人之力能斩杀敌人百人也不可想象，而在枪炮对战的时代，日本军刀再锋利，也敌不过迎面飞来的一颗子弹。它能砍杀的，只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人。

其实，在这些“勇武传”背后的血腥和残暴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把全民族煽动到癫狂的年代，这样的报道却成了“振奋人心的英雄事迹”。“百人斩竞赛”让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

审判日到来时，“英雄”惶惶如丧家之犬。

天网恢恢

野田毅（上）和向井敏明（下）被国际宪兵抓获后拍摄的标准照。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是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10个专门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军事法庭之一。

时任庭长的石美瑜原是江苏省高等法院法官，因受命主审汉奸陈公博、缪斌案，表现杰出，以少将衔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

尽管已经见到了太多的残杀和屠戮，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百人斩”为游戏的残暴还是震惊了石美瑜。他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要求引渡这两人来中国接受审判。按照程序，国民政府电告中国驻日代表团，让他们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其实，这两只野兽本来是有可能在日本被中国军人亲手绳之以法的。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的要地实行占领，以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警察武装)和降书的具体实施。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1.5万人的中国占领军，准备派驻日本。

但在一个13人组成的先遣队赴日后，这支中国军队却再没有机会登陆东瀛。他们很快被投入到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战场上。那支先遣队就成了唯一的中国驻日军事力量。他们后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引渡日本战犯回中国受审。而单凭他们13个人的力量，要在战后一片衰败、混乱的日本国内找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自然是不现实的。

好在驻日盟军获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残暴行径后，对抓捕工作非常重视，很快发出了通缉令。调查和抓捕由盟军总部调查科直接负责。

此时，“百人斩竞赛”已经过去了10年，一直活跃在侵略战场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否还活着，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高文彬说，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普遍有一个矛盾的心态，这两个刽子手死一百遍也偿还不了他们的罪恶，但是大家都盼着他们还活着，要让他们活着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很快，盟军总部调查科给中国代表团反馈了一个重要线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还活着，而且肯定在日本。

根据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在南京沦陷后，这支部队根据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人，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屠杀。仅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就杀害了2万多战俘和平民。而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这支部队杀害的中国人总人数在16万人以上。其中，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刀下冤魂，无从计数。

1937年12月10日，日军第16师团主攻南京中山门，在重炮的猛烈轰击支援下，12日，16师团占领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站在了紫金山脚下，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拍下了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16师团成为进攻菲律宾的日军第14军主力。后来，16师团驻守菲律宾莱特岛。1944年，莱特湾海战之中，美军登陆莱特岛，第16师团被歼灭。这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野蛮军队，终归灭亡。

根据日本厚生省资料，莱特湾一战，日军第16师团被歼灭13158人，俘虏620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战俘名单之中，二人后被美军遣返回了日本。

国际宪兵首先来到了向井敏明的老家——日本山口县玖珂郡神代村，却没有找到向井敏明的下落。

日本军队的建制一般以招募士兵的籍贯为依据，各部均为所谓的“乡土部队”。这里有不少和向井敏明同一部队的日本老兵，他们缄口不谈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的毫无人性的暴行。国际宪兵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询问，没人知道这个嗜血恶魔的下落。在野田毅的老家鹿儿岛，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样。

国际宪兵还曾按照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去“按图索骥”，找到的却是几个重名的人。线索就此中断了。

不过，就在搜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过程中，国际宪兵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了另一个杀人恶魔——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日军攻入南京后，他手持一把“助广”军刀，开始了另一场“百人斩”。从南京中华门到水西门，他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

1947年5月18日，田中军吉被国际宪兵抓获。

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却似乎人间蒸发了。他们再没有侵略战争时的“风光”，也很清楚自己那些“英雄行为”在战后意味着什么，只能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

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被美国飞机轰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日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很多日本妇女被迫沦为妓女。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无事可做，就在路边摆摊维持生计。正是这份“新职业”，让野田毅落入了法网。

1947年8月20日，在日本琦玉县的一个不起眼的集市上，摆地摊讨生活的野田毅被国际宪兵偶然发现。此时的他，头上裹着白布，一副典型的日本小生意人模样。

被国际宪兵扣住时，野田毅并没有马上就范。他装出一副听不懂国际宪兵说什么的样子，毫不配合。直到国际宪兵把翻拍的《东京日日新闻》举到他眼前，野田毅才垂下了头。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侵华战场上就“携手并肩”，回到日本后仍有联系。通过对野田毅的审讯，向井敏明随后落网。

审判

1947年11月6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迟到的正义审判。

审判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样的日军低级军官、直接实施屠杀的刽子手，罪行清晰，罪证充足。但是站到了被告席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还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公审,审判庭设在励志社大礼堂（即现在的江苏省会议中心黄埔厅），一起受审的日籍战犯有四个，另外二人是田中军吉和高桥坦。

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研究南京大审判历史的胡菊荣介绍，开庭当天，法庭布置得简单而严肃，虽然当时正下着雪,但闻讯到场旁听者很多，足有三四百人。审判从10时开始，一直延续到14时30分。

10时10分，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李元庆、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检察官李璿，主任书记官施泳，翻译官刘芳、王仁明等鱼贯升庭，首先提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到案。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记载，到庭时，向井敏明穿米色西装，白衬衣、黑领带，脚穿皮鞋。野田毅则着军装，身材矮胖，短头发。二犯皆浓眉鹰鼻，一副凶相。

11时，法庭开始提审战犯向井敏明。庭审记录记载，当法官问1937年12月12日攻打南京时，被告是否在中岛部队任少尉队长之职时，向井敏明答非所问地举起右手发誓说：“不是撒谎，下面是事实。”法官对他厉声呵斥后，他才老实地回答说是中岛部队少尉炮兵队长。

法庭继续问：被告在紫金山山麓与野田毅做杀人比赛，《东京日日新闻》上登有他以杀人做娱乐的新闻，并刊登有照片，被告认罪吗？

向井敏明随身带着自己在攻打南京时手绘的一幅地图，上面没有南京城区。他狡辩说自己不曾到过南京和句容，只到过无锡。他说在无锡时遇到随军记者，“《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

法庭将当年英国记者在南京所目睹之日军暴行中记载有关杀人比赛的部分念给他听。向井敏明竟又回答，这些报道他是半年后才知道的，并非是采访他写成的报道。

野田毅更是对“百人斩竞赛”之事矢口否认，坚称根本没有这回事。法庭向他出示了《东京日日新闻》上他和向井敏明手持杀人武士刀的照片和报道，他仍然抵赖说，那是“记者的想象”。

这时忙不迭地撇清自己，当年在家乡小学做报告时得意洋洋地说“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时，野田毅恐怕不会想到，终有一天他要为那些刀下冤魂血债血偿。

另一个杀人狂魔田中军吉，同样是百般抵赖。法庭出示了一张他挥刀砍下中国平民头颅的照片，他竟然说照片是在做假。他的理由是日军攻陷南京时是冬季，而照片中的他上身只穿着衬衣。且不说照片中其他细节能够确证他杀人时确实是在冬季，他只穿衬衣杀人的真实原因，说出来只会更让人切齿：他可能是杀人杀得热了，或者是觉得这样拍照更“精神”。那篇报道的记者曾写道，田中军吉嫌记者的拍摄角度不好，又从各个角度、不同姿势分别杀了几个人，供记者拍摄。

庭审到最后，无论证据如何确凿，事实如何清楚，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也是抵死不认。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法庭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进行宣判。

14时10分，法庭再度开庭，石美瑜审判长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

据记载，几名战犯听到判决后，均沉默不语，向井敏明更是面色陡变，垂头丧气，当年威风凛凛之“武士道”神情，顿时全失。

被押赴刑场时的向井敏明。

1948年1月27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起大幅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遂于本月28日正午12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3人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合丞布告周知。”

次日一早，残雪初晴，南京市万人空巷，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道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人们要亲眼看看，能以杀人为乐的这三个人究竟是人是鬼；人们更想亲眼见证，这三个人为自己欠下的累累血债做出偿还。

1948年1月28日12时，三声枪响，结束了三个罪孽深重的生命。

（本文有删节）

来源：北京晚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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