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霖

李可染（左一)与齐白石（右二）叶浅予（右一）

上篇

我是在上海出差时，听说可染先生突然去世的，当时，无法说清地震惊。因为之前不久，我还采访了他，他的身体虽然不佳，但精神却还是可以的。当时，因为要赶往上海出差，所以也不能将已经刊载了采访文章的画报亲自送到他的手中，亲聆他的意见，这实在让我遗憾之极。

记得拜访可染先生那一天，因为到得早，便在他家楼下的绿地边小坐。夏天的阳光，很是强烈，密致的树叶，有着郁郁绿意。幼儿园的孩子们，手牵着手排队走过，嘴里伊伊呀呀的唱着，此时，心里便有了满满的清凉。那天，可染先生说了很多，讲到白石老人，还动了感情，而医嘱是让他少说话的，动情则更是大忌。

可染先生的画室，因为放了一张很大的画桌，显得窄小。四周墙上，挂着的，显然是可染先生最为心爱的作品，有《秋风吹下红叶来》、《浅塘渡牛图》等。此画室定名曰：“师牛堂”。这在他，是用了几十年的了。另一面墙上，挂着邓石如的隶书对联：“客去茶香留舌本，睡余书味在宵中”。

我与可染先生并坐于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是一座小小的山水盆景和数粒晶莹的雨花石。一只白瓷碟里，搁放着一枚大桃子，空气里，遂隐隐含着桃的芳馨。数日前，我曾有过一次拜访，那时，就发现那里有着一只桃子。

我忍不住地问：“那桃子放在这儿干吗？”

“吃呀！你吃吗？”可染先生微微地笑了起来。

在我记忆中，这是李先生唯一的微笑。

在画桌的一边，放满了书籍和资料。我看见其中竟有些现代长篇小说。后来老人介绍说，这是作者送给他看，想给他写传记的。“写我，至少应是个鉴赏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好写啊。”

根据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我按部就班的提了些问题，诸如什么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等等……可染先生认认真真的一一回答。后来发现，在他回忆的往事中，常常有一些意外的细节，像珍珠一样闪光，精彩而动人。

数十年来，可染先生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造诣极深的艺术成就，实现了当年白石老人的祝愿和预言：“可染弟子书画可横行天下。”今天的中国山水画界，谁也无法漠视李可染的山水的存在。他自成一派，已成一代宗师。理论界冠以“李家山水”、“李可染画派”的美誉，而可染先生那天却对我再三强调说：“我是苦学派！”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为了给李夫人邹佩珠先生送新出版的英文版画报，我又一次敲开了李家的大门。邹先生还记得我，她简要地告诉了我可染先生去世时的前后经过。使我略有安慰的是，她告诉我，可染先生生前看到了我寄去的中文版画报，对拙文和编排版式，他很是满意。我还听邹先生说，我是最后一个采访可染先生的记者。

离开李家之前，我在邹先生的带领下，又走进了可染先生的大画室。一切都是原样，只是在“师牛堂”的匾额下，多了一幅李先生镶着黑边的遗像。邹先生为我在遗像前留了影。

我参加了可染先生的告别仪式。那天，天很冷，下着小雪。缓缓的人流中，政界要人、画坛宿将，乃至更多热爱他的人们，纷纷来向为艺术奋斗了一辈子的大师挥泪告别。灵堂内外，挂满了素纸墨字的挽联。其中一联云：

井冈风、漓江雨、巫峡云，风雨云悲宗师去，

钟馗灵、米颠石、贾岛泪，灵石泪泣巨匠归。

走出八宝山，搭中央美院的车回城。刚一上车，从汽车卡式磁带放音机中突然传出歌声，调门高亢，仿佛是陕北苍凉的灵歌。歌词也神秘之极：

我本不愿离开你

你愿不愿跟我向西去……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所震撼，久久无语。车窗外，雪，开始越来越豪情奔放地下着，我轻轻地说：再见了，可染先生！ 1989.12

下篇

相对于转年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一九五六年似乎只是个平常、平淡、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李可染四十九岁了，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三进大院的后院中，邻居皆为中央美院的同事。检视大院的住户，曾经住过的，加上现在正住着的，计有李可染、叶浅予、张仃、李苦禅、董希文、彦涵、蔡仪、黄永玉等等。一九五六年暮春，李可染只带着一个学生去南方写生了，这一走，就是七、八个月。

对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张仃，这一年是忙碌的。夏天，张仃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了法国，在巴黎他们专程拜访了毕加索。拜访的理由，不仅因为老毕是大画家，更重要的一个借口，是毕加索乃法国共产党的同志。此行对张仃影响深远，以后，在他的画中，色彩愈加绮丽，并出现了变形抽象的元素。法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也给张仃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他在当年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张仃之子张朗朗写过一篇《1956年老爸故事多》的文章， 文中引用张仃对子女所说：“画家、作家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作。我和你妈妈决定了，以后我们也不再拿国家的工资，不再住在单位的宿舍里。我们都成为自由艺术家、作家，就用我们作品的稿费来养家糊口吧”。

为了实现自由，张仃先是自费买下了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的两进四合院，搬出了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后来更是受司徒乔、周立波、王莹的影响，租下香山脚下北辛村后街一号的农家四合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当个独立艺术家。

那一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煦之风频吹，在一片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中，不知由谁动议要重拾昔日同人刊物之梦想，并拟以《万象》为名。此名颇有来头，那是旧上海一个几度存亡的杂志。以此为名，很有些朝花夕拾的意味。办杂志当然不光是说说而已的，据说筹备方案已报文化部备案，并获允准。据姜德明撰文称：《万象》“成立了十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单从人员名单看，的确够得上“同人”标准——基本是以“二流堂”成员为主。因为是要办图文并茂的杂志，故而画家尤夥。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二月间，筹委会先后开过十次会，《同人刊物〈万象〉出版计划》既已拟定，且“创刊号”也已编就，万事俱备，大约只欠杂志“出生证”那一纸东风了。“创刊号”上，开篇之作就是张仃的《毕加索访问记》。另有：郁风《衣饰杂论》、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曹禺《论莎士比亚》等等。当然，东风最终并没有吹来，且到了翌年，风向诡异的陡然一转，《万象》理所当然的“腹死胎中”。不仅如此，参与筹备者中，大半携手共登了“丁酉榜”，罪名昭昭，同人杂志的“阴谋”未遂也自然是其中一项。全身而退者亦有，如张仃、华君武、叶浅予、张光宇。原因不详。

一九五六年，被张仃研究者定义为“张仃生命中的黄金时光”。

叶浅予有一本《细叙沧桑记流年》的回忆录，对一九五六年新《万象》的“怀胎十月”并无回顾，或是毫不留恋，或是小有顾忌。叶浅予也曾是大雅宝甲二号的居民，搬离较早，当时他和戴爱莲尚是两口子。搬离后，他住过的房子由董希文接力。他在独身五年后的一九五五年，与早年相识于上海天祥里丁悚家的王人美结了婚。此时，他已搬去了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 。一九五六年，黄永玉以江纹的笔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谈叶浅予的文章，别人不知“江纹”何许人也，问叶，叶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 叶浅予与李可染同龄，也是一九零七年生人。

一九五六年，叶浅予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中国画的艺术技巧》，去天津做了《关于线描》的专题讲座，开始了他“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信心。” 当年，他还在《漫画》杂志发表了《大同行》组画，自谓：“就这一段历史，证明我仍然是一个漫画家，并未脱离漫画阵容。”

当年夏天，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叶浅予以家属资格随行。先行回到北京后，他给王人美写了一封信，既有对“荒废”时光的惭怍，也有对温暖家庭的眷恋：

“老实说，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我是带工作来的，可没有完成。第一星期写了5000字，劲头还有，第二周就放松了。一算，时间反正不够，玩了再说吧。况且，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大家都‘松’着，我‘紧’什么呢？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回家空荡荡，怎么受得了？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

李可染大约在四月离开北京，同行者是学生黄润华。黄润华说：“我们背负画具，遍游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峨眉山、嘉陵江、岷江、栈道、宝成路等地。” 每天的标配是：一个画夹子，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马扎小凳，一个水壶，一盒午饭。此外还须带遮阳伞和雨衣。为了寻找合适的写生对象，来回徒步一二十里路是常事，有时还会走四五十里。倘若转悠了一天，却没有画出满意的作品，他往往会幽默地说：“今天的主要收获是锻炼了身体。”

当年底，李可染师徒二人返回北京。此行历时八个月，行程数万里，作画近二百幅。对李可染而言，以他独有的“苦学”和“苦干”，把“师法自然”的宏旨落实到了最实在处。从“对景写生”发展到“对景创作”，中国山水画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中央美院大礼堂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王朝闻（也曾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居住）为之撰文《有情有景》。这批作品的展出显然是得到了院方、包括作为院主要领导江丰的肯定。

一九五六年，中央美院成立中国画革新小组，组长张仃，成员有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客观的说，如果没有院方的支持，李可染用时大半年的写生远征，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晚年的李可染声誉鼎盛，但他还是在《我的话》短文中不无惆怅地写道：“我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啦，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只可能比现在好一点。”

李可染本人对一九五六年的这次长途写生，曾有过十六字评价：“虎跃龙腾，万钧雷霆，芙蓉出水，日月增明。”如何诠释此十六字，他未做说明。他还说过另一句铿然有金石声的话：“没有一九五六年，就没有（我）后来的作品。” 2019.9.8

（原标题：再见了，可染先生

谨以此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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