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疯子”攻击他人的案例，已非长沙一起，只是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已。对待这类精神病患，公众的心态是惧怕与同情并存：虽然这些人病态施暴时难以自控，对他人的伤害令人愤怒，但他们毕竟是病人，人生不幸。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患的家人同样苦不堪言，长期治疗的费用、反复发作的无奈、惹出乱子的隐患，都成为这些家庭沉重的负担，有些家庭不得已时，甚至采取锁链加身等极端手段控制病患，虽不可取，实属无奈。

无论是精神病人造成的安全隐患，还是对精神病人实施不人道的管制措施，都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更不应成为精神病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常态。一方面，为保护无辜的受害者权益，可以探讨修订法律，让精神病人以及监护人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消除公众对滥用精神病患具有免死金牌的猜疑与担忧；另一方面，更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讨如何既能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防止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监管之道。

家人无疑是精神病患监管的第一责任人，但众多伤害案表明，单靠家人或特定监护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即如长沙袭童案来说，多年来，凶手的父母也一直为其治疗，平时也尽量限制其外出，但在凶手病情稍有稳定时贸然停药，事发当日又疏于监护，以致悲剧发生。此案中监护人该当何种责任，法律会做出明断。需要反思的是，在家人认知不足、监护不到位的情形下，社会如何设置一道防护网，保障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在可控范围内。

这张防护网需要各方合力编织，比如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单位要准确掌握辖区内精神病人的数量以及实际病情，协助解决病人的就医难题，为其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共同守好第一道防线，时刻锁住患者病情，从源头上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治疗机构要科学诊断，建立医学档案，建立动态病历并有相应的应急措施，为院外病情加一把锁；小区物业等社会机构也要有针对性地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危险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其中，政府尤其不能缺位，要在制度上、资金上为精神病患防护网兜底，建立公共干预机制。某种意义上，政府也应该是精神病患的监护人。

早在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卫生法》中，就有“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的表述，对于各责任方而言，或许需要更加明确的责任清单，形成无缝衔接的责任链条，共同保障好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武疯子”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一旦机制完善了，从监护人到政府责任更加明晰，不让精神病患成为安全隐患，那么，将来精神病就不能再成为犯罪的挡箭牌。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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