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呼延云

天桥卖艺人

歌曲明快中流露出几分癫狂，让人想起《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以及无数曾经在旧中国的黑暗泥沼中摸爬滚打、艰苦求活的下层人民。当然，开头那句“天桥没有桥”也引起了我的疑问——姥姥家住在万明路，往东南方向走，过了友谊医院就是天桥，人多，乱糟糟的，却从来没见过什么桥。我跑到厨房问正在做饭的姥姥：“到底有没有天桥这么一座‘桥’啊？”她的回答很含混：“有吧……我没见过，早就拆了。”

对这个回答我不大满意，但也没有追问。小孩和大人的区别之一，就是大人过于在乎答案，以至于不愿提任何没有答案的问题；而小孩在乎的是提问，至于有没有答案，并不重要——直到我也到了寻找答案的年纪。

天桥其实很高大

欲说天桥，先说祭天。

据《元史》记载：“大德六年春三月庚戌，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孙摄事，为摄祀天地之始。”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大德六年即公元1302年，而文中的“南郊”，指的正是元大都丽正门外天桥迤南一带。当时此地多为水乡和沼泽，清人震钧所著《天咫偶闻》有云：“先农坛之西，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十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这片野水还有个名字，叫“野凫潭”，清人吴长元在《宸垣识略》里说：“野凫潭在祈谷坛西北，积水十余顷，四时不竭，每旦有野凫游泳其间，因名之。”所以您现在逛天桥时，千万不要忘了，就在700年前，您的脚下还是一片弥漫的汪洋呢。

正是因为野凫潭的存在，以及其所处位置，位于帝都中轴线的正南方，不仅妨碍了市民们的南北通行，而且给帝王赴南郊祭天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在元代就修建了一座石桥。有《方济川天桥纳凉诗》为证：“桥在北京南门内，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前明徐中山开拓外城，塞断河水，仅留斯桥以通行人。”但历史上真正那座大名鼎鼎的天桥，则是明永乐十八年在旧桥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因为是天子祭天所走之桥，故名曰“天桥”，其准确位置就在今天的天坛西路口、永安路东口、天桥南大街北口和前门大街南口这四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而现在的天桥大街当在石桥之南。1958年在改建排水干线中，拆除天桥残存的下部结构时，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曾经和助手李卓屏去进行结构考察，发现桥台背后的砖墙是明代城砖，这为天桥的落成年代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

汇总各方面的史料信息可知，天桥乃是一座南北走向、颇为壮观的三梁四栏汉白玉单孔高拱桥。桥面全宽22.8米，桥梁全长22.25米，东西两侧桥柱各五根，柱顶雕成莲花骨朵形。桥面用石板铺砌，石板纵横相接处嵌有铁锭，用以加固。桥下面的弧形拱洞又高又大，东西两边拱圈的中心部位各雕有一个螭头，作为镇水的象征。远远望过去，这座桥“洁白如玉，端庄秀丽”。尤其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桥身的高度，“若从桥南之尽处北望，不见正阳门，同时在桥北之尽处南望，亦不见永定门”。联系到老北京的民谣中的“前门楼子九丈九”，就可知天桥的高大雄伟。不过天桥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属于“御道”，平时有木栅栏对挡，普通百姓若想过河，只能走两侧的木桥。

天桥终于“没有桥”

元明两代，天桥一带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官宦人家寻欢作乐、消磨时光的旅游之地，这里虽然地处城南，但河水汪然碧绿，莲花亭亭，垂柳摇曳，有江南水乡之韵，每逢夏秋之季，常有画舫过于桥下，舫中游人或饮酒赋诗，或品茗赏荷，或听丝竹之乐，或立船头任清风拂面，说不尽的清幽雅趣。到了清代，来京应试的举子多在宣南会馆居住。彼时京城名胜多属禁地，平民不能涉足，而天桥有水乡风致，所以等候考试的举子多到此处游玩，正所谓“五百年前一石桥，今来此处也逍遥，酒茶楼畔笙歌醉，车马丛中粉黛娇”……随着他们的诗文传颂，天桥的名气越来越大，渐渐地有了“全国影响力”。

乾隆时，对天桥下面的河道有一次比较大的浚疏工程，将挖出的余土堆积成龙形的土冈，而河流的畅通使得天桥附近更显得柳绿莲红，商业也因此渐次发达。首先是餐饮业，《左庵琐语》上说：“酒肆茶楼鳞次，夏日游人憩息其间。”然后在乾隆二十年，天坛西首的神乐观改称神乐署，署内廊下的空房准许老百姓租赁做生意，于是药铺和杂货铺也都开设起来……

可期的繁盛，却被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给搅黄了。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攻进了紫禁城，把大清皇室吓得不轻，从此开始各种不问青红皂白地防微杜渐，就因为有堪舆家说天桥下面的河水对大清风水不利，于是“始湮河流，填土入之”。此举对天桥附近的泽国景象必然造成了破坏，也使其商业氛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河道虽然变成了后来的龙须沟，但附近的湖塘依然迷人，就像《天咫偶闻》中所记：“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稚柳清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

天桥再次“红”起来，是在光绪初年，当时京津车站设于马家堡，京汉车站设于卢沟桥，不管走哪条线进京，都必然出入永定门，以天桥为绾毂，“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在商业的鼓噪和江湖的喧嚣间，“天桥”成为晚清市民阶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的象征，而那座桥本身却越来越不重要了，它孤立在那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投影覆盖了自己。

光绪三十二年，正阳门至永定门一段，翻修马路，除原有的石道外，更筑碎石马路，并将天桥由高拱石桥改为低拱石桥，1927年又因铺设电车路轨，将低拱石桥改成平桥，后来在1929年因电车行驶不便，把平桥铲得与地面全平，1934年拓宽马路时又将桥栏拆除。至此，天桥的“桥”踪迹全无，终于变成了歌中唱的“天桥没有桥”。

天桥最后的“文字影像”

由此不难推算，目前哪怕只见过天桥桥栏杆的人，最年轻的也要八十五岁往上了。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回忆录中，一窥这座古桥最后的风貌。

以演双簧著称的老天桥艺人“大狗熊”孙宝才，儿时所见的天桥桥身很高，桥面是用坚硬的花岗岩铺的，桥两边有汉白玉栏杆，这座仿照江南风格建造的石桥呈南北走向，桥下有孔可行大船。“或许在更早些时候，天桥要更高，传闻天桥下的沟直通大运河，船在天桥下通过时，人仰望此桥，桥如在天空，于是这也成了‘天桥’得名的一种说法”。

出生于1912年的天桥老艺人朱国良的印象中，天桥却并没有那么高，“桥是三孔，就是没水，那桥跟天安门外金水河上的金水桥形状差不多，也是白石头的……桥尺寸是多少我不知道，桥孔的高矮也跟金水桥的高度差不多，不怎么高，桥面两侧有石栏杆，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大方石头铺的，没有台阶。国民党那阵儿招兵的时候，还有人在桥那儿拿着小白旗：‘当兵吧，当兵吧，当兵吃馍呀！’天桥是随便走，没人管。”

朱老在回忆这些关于天桥的旧事时，已年近九旬，难免有不确之处，比如桥下开孔的数量。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先生援引民国八年（1919年）京都市营造局档案记载证明，天桥确系一单孔石拱桥，而且桥面隆起较高。不过朱老关于天桥有招兵者的说法，在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在我七八岁时，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随家中大人去玩，走过天桥一回，我清楚记得桥栏杆是白色石头的，靠着石栏杆有卖东西的小贩，有乞丐，还有手持小旗招兵的。后来，再去天桥玩，这座石桥就不见了。”

天桥桥栏杆被拆除的1934年是民国二十三年，所以王永斌先生的这段回忆，也是笔者能找到的关于天桥这座桥最后的“文字影像”。

在对天桥的诸多回忆中，史学大家张次溪先生的文字别具一格，描写了天桥在变成后来举世闻名的“杂吧地”之前最后的柳堤芦岸和水色潋滟。他于民国二年（1913年）随父亲进京，住在宣南，时常跟父亲一起去天桥水心亭坐船，在临河一间四面明窗的茶馆内饮茶吃饭。“这一带沿河饭馆，有自己养鱼虾池子，任客选择，或炒或炝，极富江南风味。尤其在雨后，夕阳反照，更露出天坛、先农坛的苍翠松柏，和池中红白莲花相映，富有诗意”……那之后，便是以“天桥八怪”为代表的天桥最鼎盛时代的开始，鳞次栉比的货棚、锣鼓喧天的杂耍、人声鼎沸的闹市，不知上演了多少假癫不痴与悲欢离合的故事，朱国良先生一句“天桥这地方，真养穷人”，道尽了城南的穷人们舍不得更离不开天桥的根本原因，而老北京也在黑暗到极致的绚烂中，静静等待着必将在城头升起的曙光。

姥姥说不清天桥的事儿，是因为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才从河北嫁到北京来的，虽然后来她从仁民路迁居到万明路，都距天桥不远，但对附近的风物似乎从来没起过什么游览和考据的心思。作为一位家庭妇女，她能把七个儿女甚至儿女们的后代抚养长大，已然竭尽心力。前一阵子传来天桥百货商场即将易主改造的消息，表妹发了朋友圈，说童年时姥姥总喜欢带她逛天桥百货商场，12岁本命年的时候，还专门去那里给她挑了一件漂亮的红棉袄……其实对于千千万万像姥姥这样的普通百姓而言，天桥到底有没有桥，从来都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她们关心的只是那里有没有生活的凭依，百年前是这样，百年后还是这样。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