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因遭北洋政府通缉，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秘密进入苏联大使馆（前身为俄国公使馆）西侧的俄国兵营旧址，继续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7年4月6日早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等在内的数十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杀害。

因为当年是秘密进入俄国旧兵营，李大钊一家避难的具体地点，很少有人知道，这也成为后人关注的话题。

姜宝君

制图 冯晨清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高检大院搬到苏联大使馆旧址，尹西林也得以在一墙之隔的俄国旧兵营生活了十年。他刚搬进那里时，有一位领导亲口对他说，他家就是李大钊一家避难处。后来，他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如今通过他的讲述，能帮人们了解那段壮阔历史背后的诸多细节。

尹西林的弟弟曾在南墙下留影，南墙上有窗户。尹西林一家在小院最南侧，通过窗户能看见小教堂。

1954年，10岁的尹西林随父亲从绥远（当年绥远为塞北四省之一，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来到北京。因为父亲在最高检工作，他们一家住进了清末建筑大理院（旧址在人民大会堂一带）后面的院子。大理院是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司法部街建造的最高审判机关的衙署，1949年后，新中国的高检、高法等机关在此办公。

1958年秋，因为兴建人民大会堂，最高检、最高法都搬迁至阜成门外，尹西林也随着父母搬走。1959年底，他们又搬到了东交民巷的原苏联大使馆旧址，其前身是俄国公使馆。从1959年到1969年，尹西林在那里度过了10个难忘的春秋。

上世纪六十年代，尹西林在家里留影，从照片可见墙非常高。房间里还有壁炉、抽水马桶等设备。

近年来，尹西林召集当年大院的小伙伴，将少年时的记忆整理成文。今年4月，《老高检大院——我们的家》一书终于出版，75岁的尹西林笑着说：“这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就算去‘见马克思’了，我也没有遗憾。”在这本书中，尹西林提到了他家曾是李大钊一家避难处的说法。

记者探访尹西林老人时，他拿出侯仁之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告诉记者，清末民初，从正义路往西至兵部街，从东交民巷到东长安街这一块区域，正好形成了一个“田”字形，东北角是英国公使馆，西北是英国兵营，东南是俄国公使馆，西南是俄国兵营。”尹西林强调，在研究这一带的历史时，公使馆和兵营不能混为一谈，有了这个概念才能理顺很多说法。“清末民初，俄国兵营与俄国公使馆中间有一条夹道，这条夹道一直到现在还存在。准确地说，我们当时住在夹道西侧的俄国兵营旧址。这条通道后来人们常称‘苏联豁子’，因为在路口的墙上，刻着这四个字。”

搬到俄国旧兵营旧址后，他们家所住的小院是俄国旧兵营武官处的一排平房，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20多米，是一个细长条形的小院，这个小院住了十来户人家。

墙头依然可见“苏联豁子”石刻

尹西林他们家当时就住在那排平房的最南侧，房子的建筑风格也让他感到新奇不已。它是东西走向的三进间平房，门朝西开，房门是双开式内充丝絮的红色牛皮门，如此华丽的大门，给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房子已是近60年房龄的老屋了，可那厚厚的牛皮门还是那么深红鲜亮。”

尹西林被分到入门处的西屋，屋子北侧是厕所，厕所还有西式抽水坐式马桶。中厅宽大，红木地板，宽宽绰绰地摆放着两张双人大床，是他弟弟和妹妹住，东面是他父母住的房间。整座房子，墙高近四米，非常敞亮，“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搭个阁楼都不成问题。”

入住不久，尹西林听机关的老同志（当时公安部文化局的一名领导）说了一句记忆犹新的话：“你们家住的房子就是当年李大钊一家人避难时的居住所。”

当时年少，尹西林并没有多想，再加上没过几年他就参军了，他对此没有过多关注。很多年后，在俄国旧兵营的那段记忆不断涌现，尹西林又想起了这句话。此后，他一直寻找这方面的资料。

在很多文史资料中记载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抓获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史实。最先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找到了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随后，在1951年，北京市公安局得到消息，当年张作霖手下的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抓捕李大钊的总指挥吴郁文，化名吴博哉居住在地安门一带。经过严密侦查，最终将吴郁文抓获。吴郁文将策划、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都详细地供了出来。吴郁文在供词中提到当时通过抓捕李大钊的学生李渤海以及共产党员李大成等人，已经准确知道了李大钊的藏身处。李大成供出，中共北方区的办公室在俄国旧兵营北楼里，李大钊住在北楼，他的眷属住在俄国旧兵营路西的洋房。

小教堂如今修葺一新

这段文字让尹西林心里有了底气。“路西”、“洋房”，这些字眼与尹西林他家非常吻合。他的房子正是在夹道以西，而且在那一片称得上“洋房”的，只能是他们那排小院，其他建筑大多是旧兵营，陈设简陋。更重要的是，在那排小院里，因为他们在最南头，只有他们家有朝南的窗户。窗户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年她坐在房子里能看见小教堂。”

小教堂在尹西林家南边不到二十米。尹西林找出了当年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他弟弟站在南墙下的菜地里。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南墙上有一扇窗户，这扇窗户不仅能带来极好的采光，通过这扇窗户，他们也能看见小教堂。这也与李星华的说法吻合。因为小院的其他房子都是东西向的，坐在房子里几乎看不见南边的小教堂。

尹西林也回忆起更多细节，在他家房子的南侧，紧挨着的就是当年俄国旧兵营一处平房，这些平房不仅设施简陋，而且地势上也比他们家低一尺左右，“当时旧兵营是市政管理局的办公室，他们办公室的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通过两处房子的内饰以及地势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尹西林他们所住的小院，清末民初时应该是俄国兵营中高级别官员所住之处。尹西林分析，尽管当时李大钊被通缉，但他毕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有很多重要事务要处理，家属跟着他挤在兵营里不太方便。因此，他们家人住到条件好一点的“洋房”，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

还有一些历史资料记录了1927年4月6日当天的情况，当军警来抓李大钊时，他拉着女儿快步走进兵营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里，坐在一张椅子上。尹西林说，在他们小院的东北方向，的确有一座两层小楼，“就在地图中俄国公使馆突出来的那里，印象中小楼应该是华俄道胜银行，后来被拆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家住的就是李大钊一家生活的地方。”只可惜，上世纪八十年代，尹西林故地重游时发现，那个有着高墙和壁炉的小院已经不在了，在原地新建了一栋红房子。说到这里，尹西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当年我为什么就没用相机好好拍摄这座房子呢？”

（原标题：“我家曾是李大钊一家避难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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