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

《东-西》缇可诺瓦·玛丽娜、缇可诺瓦·尼克雷（以色列）

地球很小。但地球同时又很不小。不小的地球上生活着讲述各种各样语言的人，语言相同的便相应，便沟通、理解，聊得火热；不相同的只好大眼瞪小眼，摊开两手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惆怅状。

语言实在是思想的载体。尤其当你平生首次出国，置身域外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去泰国，从北京乘飞机不过五个小时的天路。而且泰国的华人实在很多，因此使你每到一地都产生一种家庭氛围的错觉。

这里的朋友们无例外地拥有黑眼睛、黄皮肤，这是外表；他们又无例外地拥有一个中国姓氏：林、陈、黄、李、王，等等，这是祖源；还有各种遥远的祖籍：潮汕、安溪、福清、厦门，证明他们根的所在。正如在泰南甲咪府的一次晚餐上，精干的商会会长所道破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灵魂又是百分之百的泰人。”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语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严禁在中小学教授华语，英语却敞开讲授，因此如今泰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凡受过较正规教育者，均能操流利的英语，华语则一窍不通。尽管他们知道这是母语，可是却遥远而陌生。有的能讲几句问候用语，有的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有的能约略听懂我的普通话，可是却无法证明他的理解，于是我们相视一笑，只好在语言这可怕的屏障面前退却，去各自寻找翻译的桥梁了。无语言岂不是莫大的悲哀！你进入不了对方的灵魂深处，你也无从得知对方向你的质询，你企图告诉他或她的万千感触，在喉咙口却被阻塞；他或她乐意传导给你的几缕温馨，同样在目光里便被稀释，剩下的只能是微笑，无奈而又辛酸的微笑。

所以我说是家庭氛围的错觉，请注意“错觉”两个字，这上面集中了我的访泰体验。那是一个诗意浓郁的泰国南方之夜,主人将晚餐摆在露天，天空缀满大颗的星星，头顶是秀丽挺拔的椰树。我的旁边有一对诗人夫妇。丈夫在大学教哲学，妻子刘小姐则生在台北，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泰国。比起丈夫对华语一窍不通来，刘小姐会说几句， 因此她在我们面前异常活跃。晚餐刚一开始，她便兴冲冲地向我们说道：“今天真高兴，见到你们我就吃不下饭！”同行的女作家余小惠一愣，继而开心地笑出声来。刘小姐也笑。小惠赶忙告诉她，在中国是不兴这样“客套”的。一般说“气得吃不下饭”，不说“高兴得吃不下饭”。刘小姐真聪明，略一思忖，又冒出一句：“见到你们我就想吃饭！” 好像非吃饭不足以表达她的欢乐，只是听起来有些古怪。刘小姐那一夜过足了说华语的瘾，可惜大多是很让人费解的华语。

在泰南甲咪府，我也碰到一位李先生，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华语爱好者，席间李先生问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龄人。李先生的华语说得很慢，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没和人讲华语了。我问他怎么学会的华语？他说是跟教私塾的舅舅学会的，学华语的同时还背诵了唐诗宋词。说到唐诗宋词，这位李先生马上目光炯然。我想坏了，遇到一位汉学通! 果然不假，手端威士忌酒杯，李先生忽而李白的《将进酒》，忽而苏轼的《念奴娇》，一会儿又冒出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他常常背出上一句之后便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让我接出下一句，好像我是他的一部记忆连缀机。

吴为山《问道——孔子问道老子》 青铜/2012年

那顿饭吃得我满头冒汗，把库存的旧体诗词底子几乎倒腾光。李先生意犹未尽，事后感慨万分地跟我说：“高先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摇摇头，说今天不是赴宴，是通过李先生的古典文学论文答辩。跟一个二十年没讲母语的朋友聊唐诗宋词，而且是在遥远的泰国南方一处商会里，这本身就很奇妙。那一夜我们以诗词下酒，尽管除了诗词之外，李先生的华语程度很低，可我们都达到了微醺的境界。真该感谢那位敢于私下教授华语的舅舅。

泰国有一处教授华语的大学，即有名的法政大学。我们参观时，老师正在教中文课，黑板上写着两个极常见的单词：姥姥 lǎo lɑo 、姥爷 lǎo ye。在这对单词下注明外祖母、外祖父。我顺手翻开一位男生的课本，发现课文基本是一些经济贸易用语，简单又实用。譬如第八课的例文为《请人担保》，全篇是王、李二位经理的对话，照我看来乏味至极。我很为法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感到委屈，可是他们学中文的目的很明确，同中国做生意，不学这些还真不成。在这位男学生的作业本上，我还抄下一段他的造句，字迹歪斜，内容却有意思得多：“该说就得说，该打就得打，该要就得要，该去就得去。”这是他们“该”和“就”造的句，四句话里很是集中了泰国人的民族性格。当然，这四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

法政大学的中文一度是选修课，如今已变成主修课，我相信从这个中文系毕业之后，大学生们的商品意识一定将大大增强。在泰南甲咪府与我对接诗词的那位李先生，其实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法政大学中文系如果请他来当客座教授，一定要比《请人担保》生动得多。应该承认，四十年人为地禁绝华语，使泰国华人痛苦而又无奈，最后适应并且承认了丧失母语这一严峻的现实。但现在，从法政大学开设中文系这一现象上判断，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于泰国人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强，如果语言一旦成为经济活动的阻碍，搬开这阻碍将势在必行。

近读周作人《知堂集外文》，此书即《亦报随笔》，内中有《国语在暹罗》一文，写于 1951 午 4 月 17 日。大意是说一位赴暹罗经商的友人有信寄他，介绍了当地风物气候。我注意到这样一段文书：“又云，拉合计算华侨几占全暹人口之半，生意场中尤以侨胞居多，身处其间当无异地之感，唯侨胞中以潮州人占大多数，言语不通，稍有隔阂之憾。幸年青者因往日华侨学校均用国语授课，尚可以用普通话传达，尝问道于路人，先以广州话不能达，改用国语，却能懂得了。”周作人写此文时，我与那位喜欢背诵唐诗宋词的李先生均未出生，大概没多久泰国政府禁止华语授课，遂有了我此行泰国的诸多感慨。

在泰国时，还隐约听到消息，说政府有可能解除这道语言禁令，因朝野上下已均感不便，且认为无此必要。就在我访泰归来两个月后，即1992年2月3日，我在《参考消息》的头版左下方读到一则豆腐块大的短讯，说泰国政府已解除不许在中小学讲授华语的禁令。消息极短，对于没有访问过泰国的人来说无足轻重，我却心头为之一震，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的苦辛，也觉出了祖国和母语给予海外游子的巨大感召。那一夜我举杯向南，默祷道：“朋友们，下次相逢让我们聊个痛快！”当然，是不依凭翻译的那种自由自在的聊天，北京话叫“侃大山”。

来源：北京晚报 图片出自美术馆展出的“大道通融——亚洲艺术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