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铃:京城公园现代化第一人 修建中山公园只为社稷传承
过年时带闺女逛了趟故宫,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喜庆气氛,让她非常高兴,回家后还是对红墙黄瓦恋恋不休,转过天来,我又带她去看天安门,结果一进门楼才发现,只能由此往北而不能原路返回,所以就干脆一直过端门往午门走,再往前又到故宫了。我又不是皇上,断断没有带着家人天天往紫禁城里串游的道理,于是从阙右门出去,正对面是中山公园。三块钱一张门票进了去,与故宫里的游人如织、笑语喧天完全不同的是,这里游客稀少,清幽阗寂,虬枝蟠屈的古木虽无片叶却有绿意,雕梁画栋的亭廊啁啾有鸟喁语无人。女儿在中山殿前的广场上蹦跳来去,还在社稷坛下一摊未融的春雪上画了只小猪佩奇……现如今,外地的朋友来京,说起必游之名胜,往往是故宫北海太和殿,长城香山颐和园,很少有人会提起中山公园了,但在一百年前,假如您在街头问一位老北京,想去逛逛公园,请他做一推荐,他一定会一头雾水:“公园?不就那一座吗?他指的是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
作者:呼延云
公园开放第一天成了“消防展览”
1913年4月,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有过一次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伤心之旅”。
朱启铃
这一年的3月29日,清隆裕皇太后去世,于4月24、25、26三天在太和殿举行公祭。朱启钤作为清朝的遗臣,担任天安门内外照料指挥事宜,他忙里偷闲,到社稷坛去巡游了一圈。古代中国在宫室的建设上,讲究左祖右社,“祖”指祭祖的太庙,“社”就是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社稷”二字,“社”是土地,“稷”是五谷,二者代表的是国土和农业收成,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看来,社稷神是比天地日月更需要供奉和祭拜的神祇。社稷坛呈正方形,为汉白玉砌成的三层平台,坛上铺着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这五色国土,象征着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启钤作为巡警部内城厅丞曾经随同光绪皇帝到社稷坛祭坛,一晃七年过去,故地重游,只见这里“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渤溲凌杂,尤为荒秽不堪”。目睹这残破景象,朱启钤不禁黯然神伤,感慨万千。
几个月后,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恰好由热河行宫运来一批文物和44只山鹿,他便向政府提议并与清室交涉,把三大殿以南包括社稷坛的地方让出,将社稷坛改建成中央公园,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和清室的同意。
纸上的批复落成现实的园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临的困难有两桩:一曰人力不够,二曰财力不足。
社稷坛荒芜日久,不要说兴建土木,就连清理工作都要大费周章,好在步兵统领江朝宗对此十分支持,派工兵营全营士卒前来协助,几百名健勇浩浩荡荡开进社稷坛后,按照清理计划,划分地段、披荆斩棘,锄镐并举,仅用十天时间,就将鼠洞蛇窟,一扫而尽,荒草榛莽,悉数根除,将社稷坛恢复了旧观,并在南面新辟了园门一座。不过,除此之外,社稷坛内其实是个无山、无水、无阁台楼榭的“三无场所”,只“安了几处木篱,安了无数的电灯,西面土山子上修建了一座圆式单亭,往北建筑了一座日式小亭,再往北又盖了一座长方草亭”,可谓简陋不堪。尽管如此,朱启钤还是决定在1914年的10月10日正式将其开放,接待游人参观,并命名为“中央公园”。
1914年,章宗祥(左一)、陆征祥(左二)、朱启钤(左四)、曹汝霖(左五)在中央公园合影。
在当时,“公园”在北京乃至全中国都是个新兴的名词,无论是公园的开放抑或管理,国人并无经验,所以朱启钤对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让社稷坛接受游人参观,心中也有些忐忑不安,他一怕有坏人混进来捣乱,二怕失火,所以函请了京师警察厅的大批警员来维持治安,并通知京城各方面的“水会”来备不时之虞。
结果,中央公园的开放日,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警务检阅和北京消防展览,本来就不大的公园,聚集了二百多名穿黑色警服和白色绑腿的警员,以及二十多家水会的席棚,每家水会的消防员都穿着胸前背后印着“水”字的号坎,守着几十口贮满清水一字排开的“太平缸”,精神饱满地随时准备灭火。来参观的游客们没看到别的什么景致,倒是为这些公务人员的认真设防而笑不拢嘴,当然,正值秋风送爽的金秋十月,“蹴瓦砾、披荆榛,往来蹀躞柏林丛莽中,与今日之道路修整,亭榭间出,茶寮酒肆分列路旁,俾游人憩息,得以自由,朴野纷华,景象各别”,自然别有一番乐趣。
不过,最令游人们好奇的还是公园东门有一条通往拜殿的御道,这是当年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所以男女老少都在御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帝制废除后国民自由平等的待遇,那感觉,比欣赏园林美景更让人开心提气呢!
他破坏了八臂哪吒城的风水?
对于朱启钤来说,仅仅把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原状,远远达不到他希望修建一座可以“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内俗”的现代化公园的目标,但一草一木,皆要花钱,人力不够可以请同僚相助,银子不足却不是人情可以补得上的。当时国库支绌不遑兼顾,市政初兴筹划亦艰,朱启钤思来想去,决定采取董事会募捐的方法,凡捐款50元以上者就可以成为董事会董事,“欲谋公共乐利,则惟有集合团体,各输资财,以期克观厥成而已”。他和段祺瑞、汤化龙等人带头捐款,他自己一个人就捐了大洋一千元,在各界贤达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半年就募款4万余元,市政公所又补助建园经费1.32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令人感动的是,“担负公园各部经营治事之董事均属纯义务行为,不取任何薪水及补贴”,特别是朱启钤,他到社稷坛南坛门外东侧找了三间杂物狼藉、灰尘积浮的北房,稍作清理后作为专务建园事宜的“办公室”,还给这三间北房取了个名字叫“一息斋”,其义取宋朝理学家朱熹的箴言“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秉持这样的信念,无论国事何其繁忙,他都坚持每天来此办公一段时间,为中央公园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但中国自古存在一条奇怪的规律:做正事的总要挨袖手旁观者的骂,朱启钤亦不能免。兴建中央公园的过程中,朱启钤同时也在主持改建正阳门工程,他拆除了大清门内的千步廊,并决定把拆下来的废木料用作修建中央公园内的长廊,这一下社会上谣言四起,有人说他破坏古制,有人说他侵吞公产,有人说他大兴土木,有人说他沉迷娱乐,最可笑的是有人指责他破坏了八臂哪吒城的百年风水,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坐在一息斋内的朱启钤“百感以俱来矣”,把“一息”二字题写于匾是容易的,用“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做事,才是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于是他不辩一词,继续迎难而上,建置不已:除了保留并维修五色土坛、殿堂、墙垣等古建筑外,还对园中数百株千年古柏逐一登记造册,妥善管理,并广植花木,又“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两年后园内建设初具规模,当初非议一时的人们也来游园遣兴,赏花品茗时,早已不记得正是那个遭到他们谩骂攻击的人,为他们创造了流连忘返的胜景。而后人对朱启钤和他建设中央公园的功绩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彼时,都人耳目于公园尚少见闻,而朱公独注意及之……以社稷坛旧址披荆棘、辟草莱,经之营之,蔚然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促进文化,嘉惠市民,若朱公者,真社会之福星,当为吾人所公认者也!”
卫生陈列所让外国人惊呼“露骨”
中央公园是北京第一座经过精心规划、由皇家庙坛改建成的大众公园,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传统和时尚相结合的代表,除了那些古木和殿宇之外,新添的景点样样都让长袍马褂的市民们大开眼界: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设立的“行健会”,是一个为大众讲习体育锻炼的场所;陈列着各种医学标本的“卫生陈列所”,就连国外友人看了都惊呼“相当露骨”;来今雨轩、绘影楼、春明馆等新式茶座不仅卖茶,还卖咖啡、冰淇淋、柠檬水、橘子水、咖喱饺等,搁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说是落伍;格言亭、喷水池等建筑也都是一时之新;儿童体育场、溜冰场乃至高尔夫球等健身设施的相继开设,更使得中央公园成为那个时代最青春靓丽的公共空间。正如魏兆铭在《北平的公园》中所夸赞的:“(中央公园)虽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时代浓装,那松柏森然,仍苍苍表现着古色古香。这里尽管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静更深,来这里探时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城市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地展览在这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作为小学生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来到这座公园时,依然为其庄重典雅的景致、中西结合的风貌和各种前所未见的游乐设施而感到新奇不已。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19日移灵于社稷坛拜殿内。1928年,“为使北平有个永远纪念总理的地点”,河北省政府和北平市特别政府决定,将拜殿改建为中山堂,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随着各个皇家庙坛的相继开放和园林景观的不断修建,北京的公园越来越多了,但说起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等,老北京一般简称天坛、北海,而提到“公园”则专指中山公园。
1916年朱启钤解政退隐,仍念念不忘斯园之建设,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圆明园遗址内尚有不少珍贵的遗物,比如著名的“兰亭八柱”,上面刻有乾隆皇帝收集的前朝书法家和他本人临摹的《兰亭集序》和《兰亭诗》,朱启钤怕这些历尽劫难的国宝重遭劫祸,专门遣人将它们移置中山公园,今天游人们在看到这一景观时,不知还能否感受到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朱启钤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90大寿的祝寿活动。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病故,享年92岁。在《中央公园记》中,朱启钤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社稷坛的意义:“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也许在民国肇始百业待兴的年岁,他之所以抽出巨大的精力来修建这座公园,正是想让每个中国人都不要忘记了社稷坛,不要荒废了对五色泥土的尊崇和祭拜——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炎黄子孙世世代代都必须守护之,捍卫之,每一粒都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