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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的家也能进?乞丐衣衫不整逛进畅春园,康熙最终这样处置

2019-01-03 10:21 北京晚报 TF021

三山五园是清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统称,主要包括万寿山清漪园(1888年改名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清代三山五园是清朝留给北京的重要文化遗产,这里不仅是清帝散志澄怀的地方,更是清帝理政的场所,清朝皇帝除去帝后诞辰、元旦、冬至三大节日、新帝登基,以及重要的祭祀活动在紫禁城居住以外,其余很长时间都在三山五园中度过,康熙时期的畅春园、雍正至咸丰时期的圆明园和光绪时期的颐和园,均是清帝理政的地方。无论在清代,还是在当下,一般人对三山五园中发生的事情了解地并不多。

作者:赵联稳


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区,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

清朝入关后,由于满族游猎文化影响,其皇帝不喜久居酷热、乏味的紫禁城,多在宫外寻找风景优美之处居住。顺治帝常居于南苑和皇城的西苑。康熙帝即位初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玉泉山南麓改为行宫,命名为“澄心园”,并在香山寺旁建行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清华园废址上修建了畅春园,雍正以后,清朝皇帝陆续建造了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等,加上附属皇家园林,于是在西郊就形成了三山五园。

当然,清朝在西郊大肆修建行宫别苑,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防范汉人。清朝定都北京后,把内城的汉人统统赶到外城,内城有旗人居住并且有八旗军队驻守,拱卫皇城。这还不够,还在三山五园周边驻扎八旗军队,一边护卫皇家园林,一边和城内的八旗军队互为犄角,一旦有事,相互照应。清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1813年10月8日),北京天理教首领林清起义,攻入皇宫,皇次子曼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在宫内抵抗的同时,海淀的火器营赶到,从外面夹击起义军,起义失败。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三山五园里戒备森严。圆明园护卫营、健锐营和火器营,称为京旗外三营。建立于雍正二年(1724)的圆明园护军营,额定的兵力达到5700人,而这些士兵都来自八旗精锐,实力可谓强大。八个旗中的六个(正白、镶白、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沿圆明园北部一线驻扎,其他两旗正蓝、镶蓝分别驻扎在东面和南面,圆明园护卫营的各旗营房旁侧均配有小教场,作为护军营操练和检阅的地方。圆明园护军营还有一部分辅助兵力,叫“内务府三旗”。内务府是清朝皇室的管家机构,这三旗的士兵都是皇帝的“自家奴才”——“包衣”,因此也被称为“包衣营”,抵抗法军的二十几名技勇太监,就属于“包衣营”。

火器营设在蓝靛厂,所以又称蓝靛厂火器营。蓝靛厂东毗昆玉河,北邻颐和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蓝靛厂火器营与西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卫营互为犄角。火器营作为对三山五园起到重要拱卫作用的军事力量,拥有官署1024间,兵士营房6038间,还有官办义学60间。火器营有4718名八旗兵丁,连同家属,共七千多人。

然而,有趣的是,即便三山五园周边驻扎着八旗官兵,园内还有巡逻的士兵,如此戒备森严,但仍然有人能够闯入。最先闯入的还是一名乞丐。

这要从康熙年间说起。康熙皇帝的畅春园是北京西郊第一处清朝皇帝常年居住的离宫。康熙皇帝崇尚节俭,畅春园建造的也很朴实无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扬州盐商程庭进京参加康熙帝六旬万寿盛典,回去后写成《停骖随笔》,其中描写畅春园“垣高不及丈”。康熙末年,朝鲜使臣洪大容游览畅春园,看到“墙高不过二尺”。

然而就是这要一座戒备森严、不得随意出入的皇家园林里,出现了一名乞丐。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十五日黎明,来京城乞讨的山西汾州府平遥县人马林,走到畅春园园墙外,攀树越墙而入,居然走到了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

九经三事殿为畅春园的正殿,是康熙帝驻跸畅春园时临朝礼仪之所,其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一名乞丐竟然堂而皇之地来到。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通过文献资料,能够了解大致的情况。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07页)记载:步军统领大臣隆科多会同总管内务府具奏,据当时畅春园参将何详舒、苑副丙额禀报:“六月十五日黎明之时,九经三事之殿养犬狂吠,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邢进忠等即起,牵犬行走,犬向东角连续狂吠,观之,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台上,另四人看守,李经孝即告于总管太监李凤祥。丙额我在内值班,我一同李凤祥及大太监张四娃,率苑户、太监等,捆绑进入之人,开西板门出,交付守备李凤春等情。”

这段话是说,康熙五十六年(1717)夏季六月十五日黎明,九经三事殿的养犬狂吠不已,于是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邢进忠等顺着狗叫的东南方向来到东小门,看到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的台阶上,旁边有四个人看管,太监李经孝便向总管太监李凤祥报告了此事。苑副丙额在园内值班,他和总管太监李凤祥、大太监张四娃,率领园户、太监等,一拥而上,把翻墙而入的人捆绑起来,从西板门出来交给畅春园的守备李凤春。

出了如此严重的事,自然要一级一级审下来。

最先发现情况的是步兵林朝福。“黎明时分,外面来往商人俱始行墙根,未见马林何时自树攀上墙,我在交回值班签时,见一个人自西板门墙上,即大喊‘下来’,那人却越墙而入园内,我在外边呼喊有人进入园内啦,却无人回应,只听到园内的狗叫声。大宫门士兵金顶泉听见我的喊声跑过来,我便差他告诉值宿班的守备,我则在人犯进入的原地守护。”

当时,兵丁金顶泉即往档案室,禀告值夜班的笔帖式佟保,共同前往东门呼喊,过了一会,内值夜班的苑户(在工作的旗人)三达色说,总管太监李凤祥等人,已经抓获了进入畅春园内的犯人,送往西板门。

事情并不复杂。那么,这个乞丐是怎么进来的呢?步军统领大臣隆科多将情况上奏给康熙皇帝时曾这样介绍:隆科多当时将马林的手拧起来问道:“尔如何进入,从实招来。”马林供称:“我山西汾州府所属平遥县人,前来京城,到处乞讨,我前晚宿住石路旁,翌日晨行乞时,来到畅春园园墙根,就上树越墙而入观看。臣等复用力拧手询问,马林又信口供称树上有鹰落,欲上而抓之……”

隆科多在上奏中还说,当他看到翻墙而入的这个人时,只见此人上身赤裸,下半身仅穿一条破裤子,私处前用二块羊皮遮掩,身旁有小盆一个、细支杆一支,从其装备来看,是个乞丐。

后来,他们分析,此人言语不清,看起来有些疯癫病,变给了刑部严审。

当然,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的处置也很严厉。“步兵林朝福、金顶泉,既然均未能执拿人犯,各鞭责八十。值更的黑子、刘振,因人犯爬上围墙竟然没有发现,各鞭责一百。将值宿班守备李凤春罚俸一年。畅春园参将何祥舒罚俸半年。至于马林,比照衙门将割懒筋之窃盗遣返原籍之例,将马林割懒筋,遣返原籍。”

醉酒者误入清漪园

无独有偶,乾隆时期又有一个山西人闯进颐和园。

清漪园,乾隆1750年始建,1764全部建成,是乾隆最喜爱的游玩园林,历史记载:乾隆皇帝曾在《万寿山清漪园记》写道:“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意思是说,畅春园的功能是奉养太后,圆明园是居住和理政的地方,清漪、静明二园则是理政之余、清闲之时,消闲养心之处。

清漪园作为皇家园林禁地,戒备森严,外人不得进入。出于帝后不在清漪园内居住和园林景观设计上的考虑,乾隆时期的清漪园四面并未全部设防,除在文昌阁至西宫门之间筑有围墙外,其余三面开放,这也就增加了外人进入的可能性。但是,皇家御园是用来供皇帝散志澄怀的,不是用来让人随便进入的。

乾隆四十五年,清漪园发生了平民百姓擅入清漪园禁地的事件,此事件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清宫颐和园档案》记载了民人侯义公擅入清漪园案件经过。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内阁接到乾隆帝谕旨,内称:内务府总管上奏了审查民人侯义公擅自闯入清漪园乐寿堂西边一个折子。说是根据民人侯义公交待,他于二月十一日在阜成门(阜成门)外的表兄薛应的茶铺里,多喝了几杯酒,喝醉了,到了下午1点,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庙宇的门口,就睡下了。等到醒来时已经是夜里三更天,又糊里糊涂走了一会,来到一个有房屋(乐寿堂)的地方,就有人把他拿获了,实在是因为醉酒误入。皇帝认为,此人供词,实在难以相信,阜成门距离清漪园数十里之遥远,该犯在那里喝酒喝到下午1点,又在庙门口大睡到深更半夜,怎么深夜随便走走就能够来到清漪园,其情节实不可信。但是内务府总管不仔细询问,就轻信了侯义公。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总管内务府事务大臣永瑢立马重新审讯。

一人误闯大家皆受罚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他在《请将拿获擅入清漪园乐寿堂民人侯义公照例发往黑龙江为奴》奏折中详细上奏了审讯侯义公的始末。

侯义公被提审时,只见他头无戴帽、光头一个,身穿一件没有腰带的旧布皮袍、一双旧鞋、腰中带有他人一封书信。内务府大臣随后进行严行讯问。

清代宫廷画师唐岱等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正大光明

且看侯义公是如何说的。他本是山西太原府祁县人,45岁,素以唱戏为生,今年正月,京城“双庆戏班”的掌班郭自得回到山西老家,邀请人赴京唱戏,知道他“素能唱戏”,于是邀请他一同进京唱戏,且给银5两用以安家,同去之人还有会唱戏的郭继名、张喜二人。正月二十八,他们四人一起出发进京,走至保定府富城驿,因雨后道路泥泞,行走困难,侯义公落在了他们三人后面,二月初八才到京师。侯义公有个表兄薛应,听说这个表兄在阜成门外北大院开设茶铺,就前去找他,因薛应外出未得见,侯义公便来到前门外“双庆班”处住下,二月十一日,侯义公又去薛应茶铺,见到了表兄,表兄留他喝酒吃饭,多喝了几杯酒,醉后出门,侯义公一心想要给周本忠送书信,竟不知如何闯入了禁地。

侯义公还供称,他随身携带的这封书信,是邻村的周助一嘱托侯义公带给他儿子周本忠的。周本忠在前门外的五老胡同教书,因为还没有来得及送去,所以还在侯义公身上。

内务府诸位大臣自然不信侯义公的供词,认为他是捏造酒醉误入的理由。

侯义公坚称自己是喝醉酒后的行为,他仔细说了当天的行为。和表兄一起吃饭喝酒,自己喝醉了,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庙门口,这时天已渐渐黑了,身体又困倦,随即睡下了。醒来不认路又不辨方向,顺便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正当无路可走时,发现旁边有一个小路,便顺着小路走,随即发现小路上有几根木头拦着,便从底下钻了过去,正在乱走之时,就被抓获了。

侯义公的辨论,引起了审讯大臣的质疑和诘问。初次到北京,不认识路,初八日往薛应茶铺的道路又如何认得?况且从薛应茶铺走到双庆班住处也从未走错过路,因此,大臣认为侯义公说不认路之语必是谎话。

对此,侯义公供称:他初八走到卢沟桥,想先看望表兄,于是雇了一个脚驴骑着,前往薛应家。从薛应家到双庆班住处是花了二十五文钱雇了一辆车,送他到住处的,所以没有走错。而十一日当天,在薛应茶铺喝了酒后,糊里糊涂,不认路又想不起问路,只管随性而走,所以便走错了。

审讯大臣依然不信,对侯义公进行了多次严厉诘问和审讯,包括拧耳、掌嘴、杖责,侯义公仍坚供如前。

内务府又将薛应和“双庆班”的掌班郭自得,一起来京的郭继名、张喜,还有在北京设馆教书的周本忠,传到大堂,逐一隔开,详加审讯。

郭自得所供跟侯义公所供一致,并证实侯义公确实是初次进京。张继石、张喜也一致口径:两人和侯义公确是同受雇于郭自得,进京唱戏,其余所说和郭自得说的一致。

薛应供认,二月十一日早饭时,表弟侯义公由老家来京找到我的茶铺,因为是亲戚,也留他喝了酒,吃了饭,他出门走时已有了醉意,离开的时间也比较吻合。至于侯义公是怎么走入御园的?他实在是不知道。

周本忠供称:自己在前门外五老胡同设馆教书,侯义公是他老家的邻居,以唱戏为生,他还不知自己父母托侯义公送书信一事。审判大臣当堂查验书信,信中尽是周本忠的父母勉励他用功读书之语,并未言及其他,又经周本忠辨认书信字迹,确认是其父亲笔迹无疑。内务府又派人到侯义公住处检查行李,只有一件旧布棉袍,一双旧鞋,再没有其他东西。

连续几天讯问,侯义公二月初八到京,初九、初十两天在戏班住处卧病不起,十一日才出门前往表兄的茶铺。又经过对郭自得、郭继石、张喜、周本忠案件证人证言的严格审讯,认为他们的供词与侯义公本人供词一致。民人侯义公确是初次进京,因酒醉后糊涂,信步乱走,误入清漪园禁地,似乎可信,且屡次严刑拷打,均不改口,似乎没有别的情弊。

内务府大臣认为,侯义公作为一介游食小民,初到京师,本该安分谋生,竟然醉酒擅入禁地,即使没有偷窃行为,也难逃处罚。“查前有民人于二擅入酣古堂偷窃,臣等拟将于二发往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于是,内务府奏请皇帝将侯义公比照于二案例发往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

在戒备森严的清漪园禁地发生民人乱入御园事件,所有涉案失职人员都难辞其咎。侯义公是从大堤旁边的小路钻过挡众木(拒马木)进入清漪园的,在挡众木以外的八旗护军营、巡捕营,还有看守堆拨所(相当于警务室),失于防范的官员兵丁,及其管理大臣,由各自参奏处分。在挡众木以内的值夜班的苑副和园户,均要从重惩治,有关责任官员,都有失于防范之责。

三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大臣为此事上奏请求处罚。四月十三日,总管内务府事务永瑢等上奏《请将民人侯义公擅入清漪园乐寿堂一案失职官员照例罚俸》一折,主动请罪,请求将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多罗质郡王永瑢、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德保、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

对园内值宿的苑副、值更的园丁,处罚如下:苑副富泰是当夜值班的人,理应饬令园户经常巡查,严加看守,却疏于检查管理,应把苑副富泰依照“失查例”,罚俸一年;员外郎福升是管理此处事务的官员,平时没有稽查,应依照“不行详查例”,罚俸六个月;三品职衔刘浩有统辖稽查的责任,难辞疏忽之咎,应照“疏忽例”,罚俸三个月。

其实,不要说一般百姓不能进入三山五园,就是在圆明园中工作的大臣也不能随便带人进入,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偶然发现管理圆明园的官员带领亲属在园内游玩,十分生气,第二天就规定除少数极有威望的亲王外,任何人均不准带人入园。

另外,李鸿章在晚清时期进入圆明园,光绪皇帝大怒,说“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有关部门建议革职。在慈禧的干预下,光绪改为:罚一年俸禄,且不准用其他款项抵销。

园户逃跑说法不一

三山五园里,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

在一般人看来,圆明园中工作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在圆明园工作要看是什么人,在其中工作的皇帝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令人羡慕的,其次是官员,这些人的待遇还不错,再剩下的就是太监和园户以及匠役(汉人充当)了。

雍正时期,圆明园第一次设立园户岗位,园户都是旗人,提供劳务,有的还做了蚕户。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园户是可靠的自己人。乾隆时期,圆明园有园户670名左右,园户头目35名。嘉庆时期,园户又有增加。

圆明园内时不时发生偷窃事件。乾隆初期,有个叫酆四的刺字窃犯偷偷潜入圆明园,盗窃勤政殿的玉器。乾隆十六年七月,加强了戒备工作,挑选园户中年富力强者当差,把其年龄外貌特征写在“对牌”上,这个工作由圆明园的总管太监负责。园户、太监的待遇很低,园户每日负责打扫山场地面,夜间还要轮番看守,还时常受到长官的欺凌,例如道光八年,园户李二格就被紫碧山房太监给踢伤致死,所以有的园户就私下里找汉人顶替,所以,圆明园就加强了对园户的管理。

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住在园中的人必须佩带标志身份的火印腰牌,即栓绳别在腰间,作为出入凭证的木牌。园户出入门禁时,必须接受该门禁总领太监的查验和值班护军的盘问,然后由各自的首领太监带进园内当茶。至园户出园时,要接受同样程序的查验。园户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出圆明园是要受到处罚的。

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园户二格偷跑受处罚的故事。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管太监李裕向乾隆帝奏称,长春园大水法处、一个名叫二格的满族园户因害怕首领太监的责罚,趁着天还没有大亮,由明春门南翻墙逃跑,被园内护军拿获。乾隆皇帝一听,这还了得,于是马上下达诏令,把二格交给内务府的慎刑司审讯,按照扒城例治罪。

根据二格本人供称:他是镶黄旗人,年龄15岁,乾隆十八年三月开始在长春园当园户,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因为年纪小想家,便请了5天假,后因母亲有病,推迟了几天没有回到圆明园。到了十四日,圆明园首领太监方文彬让园户头目金大保把他捉拿回到圆明园,他们使用板子和柳木棍打了100多下,由于众多人跪下求情才轻饶了他,但他们说三天后还要打他一顿。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他疼痛难忍,又怕他们再打他,他就私自回家了,到二十七日,首领太监又让园户二达塞等4人将他捉拿回到圆明园,当时首领太监因事进城了,这一天是我五更值班,我一想到首领太监回来必然还要打我,就很是害怕。于是,值完班后,我便跳出围墙,结果又被人捉住了。我是害怕挨打才跳墙逃跑的,并没有偷窃园内的东西。

总管太监李裕又将首领太监方文彬传唤到案,方文彬供称:他是长春园大水法处首领太监,乾隆十八年三月,园户二格被挑选在大水法处当差,此人平时懒惰刁钻,十一月二日,二格没有请假就私自回家了。他派人找二格,又没有找到,过了三四天,他告诉档案房当差的人,叫他们将二格捉拿回来,十四日,档案房的人把二格捉拿回来了,他向圆明园总管陈进忠报告了此事,打了二格30板子。到了十六日,二格又擅自出逃,他又告诉档案房派人捉拿,二十七日,他和圆明园总管陈进忠进城去了,二十八日回到圆明园,才知道二格已于二十七日回到圆明园,二十八日又越墙逃跑被擒获的事。二格越墙逃跑,或许是害怕回来被打。不过方文彬供词称,二格没有偷窃官物,这是事实。

总管太监李裕认为,二格受到处罚是由于好吃懒做,没有别的原因。园户不努力工作,如果不加以惩处,恐怕误了差事,但是如果放任首领太监处罚园户,又恐怕责罚不当。为此,他向乾隆帝上奏,以后园户如有小的过失,则让他们的首领太监进行处罚;如园户有重大错误,则由他们的首领太监告诉总管太监严加责罚,即行革退。当时,大清律记载,凡是翻越京城城墙者,杖责100流放3000里。二格作为园户,理应勤谨当差,却因好吃懒做被惩处,不守规矩,越墙而逃,罪责难逃,按照大清律攀爬城墙者要处以重罪,杖100,流3000里,但是,因为二格是满人身份,能够抵罪,最后判他戴俩个月枷锁,两月后再鞭打100,免于流放。

 

(原标题: 乞丐衣衫不整闯进畅春园)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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