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再现，顾名思义，就是一次大规模晒宝活动的下半场，上半场是2017年的“国宝的形成”特展。古代书画展出一次之后要修养多年，这样级别的展览居然能连续举办两年，大概只有两岸故宫才能做到了。台北故宫的收藏来自清宫，珍宝众多，光是限制展览的顶级书画就有七十件。限展书画的最长展期是一个半月，这次三个月的特展，分AB两期展出了十三件特展书画，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谢田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贴》

王羲之“平安三帖”被历代珍藏

书画的“高古”，一般指晋唐宋元几代，因为再早基本留不下来。即便有些传世的顶级晋唐遗物，也基本都是后代的摹本，比如说台北故宫本次特展的第一件宝物，东晋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就是唐代初年的摹本。

《平安何如奉橘帖》其实是《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三帖的合称（简称“平安三帖”）。《说文解字》说“帖，帛书署也”，将汉字写在帛上叫帖，后来引申为古人的书法。《平安何如奉橘帖》并非写在绢帛上，它长24.7厘米，宽46.8厘米，写在硬黄纸上。硬黄纸是用黄麻制成，再用黄檗上色，略带黄色，可以防虫蛀，纸质细腻，还可以用来摹榻书法。在摹帖之前，先在纸上涂蜡，用石碾光滑，纸看着有点透明，然后在一个黑屋子里，把书法和硬黄纸覆在窗户上，就着光线勾勒出字的外形，最后根据书法的墨迹浓淡来填墨，这就是唐代的“双钩填廓”。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早已无存，唐代的摹本号称“下真迹一等”，已经是最好的了。

好的唐摹本能反映出原帖上的飞白乃至于虫蛀破损。飞白就是字写快了墨有些跟不上，《平安何如奉橘帖》写的比较平稳，这种笔触比较少，但是《何如帖》第二行的迟字，第三笔能看到明显的淡漠描痕，就是有意模拟飞白。原迹的虫蛀破损也能看到，是用细墨线描出来的，《平安帖》右下的“僧权”押署、《何如帖》第一行“羲”字、《奉橘帖》最后一个“得”字，都能看到这样的痕迹。至于笔画之间的牵丝映带，那更是唐代摹榻师的拿手技能，如《平安帖》第一行的“来”字，三横画为连笔，第三笔上勾接竖画，末两笔逆锋而起，转右点挫锋内收，看着和放笔直书没什么区别。还有第二行的“明日”两字连写，笔画间勾连转折的细线一清二楚，说“神乎其技”，不仅是指书圣的绝技，还是在说唐代摹榻师的绝活。

《平安帖》，顾名思义，就是王羲之给友人报平安的，里面提到他的堂兄王耆之来了十几天，具体的文意不是很清晰，历代断句也不同，此帖运笔在行草之间，提按顿挫变化很多，极是耐看。《何如帖》是问候友人的信，结字端整，笔势比较平和，《奉橘帖》是《何如帖》后面的一个补充说明，写的是“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唐代诗人韦应物喜欢这个帖，赋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更待满林霜”，北宋人喜欢韦应物的诗，于是将《奉橘帖》单独弄成一帖。在长期的流传中，《平安帖》失去最后两行，三帖在明代合为一卷，然后不知道从哪里移来了一段有欧阳修、蔡襄等北宋人签名的观款附在后面，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

王羲之写字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桌椅。人们是坐在平地上，一手卷纸，一手写字，这种写法来自于书写竹简。王羲之喜欢用劲健的笔毫，书写时高执笔，笔杆稍斜，写出字来清丽健朗。王羲之最反对“直过”，就是没有起伏的平拖过去，所以人们在读帖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字在起伏欹侧之间韵律十足。王羲之的书法在东晋就是珍贵之物了，334年他写信给征西将军庾亮，庾亮看到王羲之的字写地很好，于是邀请弟弟庾翼一起观赏。庾翼看到书信后感慨万分，说当年自己收藏了东汉张芝的十张草书，在逃难的时候丢失了，以为再也看不到那么好的字了，没想到看到这样的书信，“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南朝梁武帝极爱王羲之，认为他的字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并且开始鉴藏王羲之书法。梁朝著名的鉴赏家徐僧权和唐怀充的签名押署，还可以在《平安何如奉橘帖》上看到。《平安何如奉橘帖》的一个难得之处，是上面原样摹榻了南梁到隋代诸位鉴赏家的押署，这是唐代以前皇室书画鉴藏的历史，我们居然还能看到，真的算是奇迹。另一个奇迹来自于对押署的摹榻，很多都是不到半厘米的蝇头小字，依然是复制的清清楚楚。如隋代开皇十八年咨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的签名，“咨议”二字每个横画入笔的形态都不一样，技艺精湛。柳顾言是隋炀帝杨广手下的鉴定师，杨广极爱王羲之书法，到处寻觅收藏，后来他的表侄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这个爱好，大量收集王羲之书法，并集字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其中有些字就来自于《平安何如奉橘帖》。

《平安何如奉橘帖》是历代珍藏的宝物，从北宋开始流传有绪，不过这幅字前面的宋徽宗题字和宣和内府印都是假的，也不见于《宣和书谱》的记载，大概是明代时候有人想给这幅作品卖个好价钱，于是画蛇添足。清朝时候这幅字进了皇宫，但是由于笔锋锐利，没有《快雪时晴帖》那种温润古雅，所以乾隆皇帝并不喜欢，在《石渠宝笈》里位列次等。其实人类的审美是一直在变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唐代张怀说王羲之“有女郎才，无丈夫气”，真是毒舌到家了。现代的艺术鉴赏家一般认为，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帖》是他最顶级的作品了，它和北京故宫的《兰亭集序》以及日本皇宫的《丧乱帖》一起，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

唐玄宗留存于世的唯一墨宝

晋后为唐，唐代书画留下来的都是极品，但是此次“国宝再现”特展上有三件号称唐代的高古作品，如此密集地展示顶级宝物，的确不容错过。

第一件号称唐代的作品是传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这件作品描绘了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唐太宗想求取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但是护宝的辩才和尚不愿意将之拿出，谎称已经丢失，于是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去巧取。萧翼化妆成过路客商，和辩才和尚套近乎，说自己祖先是王羲之书法的传人，然后拿出各种从宫里带来的王羲之真迹向辩才炫耀，辩才受到刺激，于是从梁上拿下《兰亭集序》的真迹跟他反炫耀。最后萧翼看准了机会，趁辩才不备，偷走了《兰亭集序》。这个故事来自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是辩才的徒弟玄素在92岁的时候亲自和他说的，各种史料证据齐备，应该是真实无误的。但是这件作品不可能是阎立本的，“赚”就是骗的意思，阎立本是唐太宗时候的人，说当朝皇帝骗取书画，那是找死的行为。唐太宗后来赐给辩才织物三千段，谷物两千石，也是不想让自己留下不好的名声。

这幅《萧翼赚兰亭图》画上有五个人，辩才手持麈尾，坐在胡床上和萧翼聊天，两人中间有个和尚，大概就是玄素。辩才后面还有两个煮茶人。这幅图来自何时何人，历来争议极大。《宣和画谱》上记载五代南唐顾德谦有一幅《画萧翼赚兰亭图》，有人认为就是这幅。《萧翼赚兰亭图》传世有两幅，还有一幅在辽宁省博物馆，笔者没有见过真迹，但从图片上看，古意不足，似乎是个摹本。台北故宫的《萧翼赚兰亭图》颇有古意，但也不见得是五代真迹，上面用的是铁线描，线条较弱，有些衣褶画的不合理，尤其是辩才和萧翼中间的和尚，似站似坐，头重脚轻，看起来相当怪异。笔者认为这幅画大约是根据古代作品绘制的摹本，保留了很多原作的精妙之处，古意盎然。由于上面有南宋人沈揆于1192年题写的观款，应该是宋代的摹本。

第二件唐代作品来头很大，是唐玄宗李隆基留存于世的唯一墨宝《鹡鸰颂》。鹡鸰是燕雀目鹡鸰科的鸟类，在飞行和行走时会相互联系，彼此照应，在《诗经·小雅》里就是兄弟友爱的象征。公元721年秋天，唐玄宗在大明宫麟德殿看到鹡鸰千只聚集，人过也不散，于是招来长史魏光乘作赋歌颂，然后自己和韵作《鹡鸰颂》，并亲书此卷，以歌颂兄弟五人的手足之情。

唐代初年国家虽强，但是政权争夺十分凶狠，李隆基对皇室内部充满警惕。李隆基掌权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管制宗室外戚，尤其是李姓诸王，他们就算当御史也不能参与实际政务，和群臣结交更是万万不可。然而一味高压也不是办法，所以他要借用各自机会展现兄弟友爱的一面，用来平衡宗室之间的关系，《鹡鸰颂》就是这个环境下的产物。

唐玄宗的《鹡鸰颂》

《鹡鸰颂》记载的故事是《新唐书》里记载的，但是《新唐书》没有写发生的年份，通过《鹡鸰颂》的内容，我们可以确认其年月日，《鹡鸰颂》的史料价值毫无疑问。《鹡鸰颂》的内容毫无问题，但它是不是唐玄宗的亲笔真迹，那就见仁见智了。

《鹡鸰颂》是四张纸裱起来的长卷，每张纸的边缘都有骑缝残印，可见原来是册页，后来裱成了长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纸的左下方，残留的是宋徽宗的“宣和”连珠玺，用的印泥是“水调朱印”，可见其一定是北宋宣和内府的收藏。《鹡鸰颂》在北宋流传有绪，欧阳修曾经在黄元吉处见过此卷，把玩了很久，后来宣和书谱也有记载。清代《三希堂法帖》里面有一段鹡鸰颂的跋文（今不存），说宋徽宗时有鹡鸰上万，聚集于皇宫龙翔池，于是宋徽宗把这卷给蔡京蔡卞兄弟观看，两个人在后面写了题跋。蔡京蔡卞兄弟的题跋留下来了，但是笔力比较弱，蔡京甚至写自己名字时都出现笔误，是否是真迹有争议，不过内容是没问题的，最次也是个高仿的临本。

真正奇怪的是《鹡鸰颂》本身。这卷是没有疑问的手写本，不是摹榻。唐人说唐玄宗的书法“风骨巨丽”，这卷是有的，字壮而不媚，行笔多不藏锋，注重提按转折，尤其是最后的一个精彩的大“敕”字和玄宗花押，看得令人振奋。唐玄宗的书法上承王羲之，很多字几乎是照着临的，如“集”字，和王羲之《平安帖》里的“集”字基本一样。这卷的书法类似玄宗724年书写的《常道观敕》，年代也接近，书风没有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呢？《鹡鸰颂》虽然是行书，但是全篇无一处上下连笔，用笔忽轻忽重，线条忽轻忽细，字体忽大忽小，间距忽近忽远。整体不连贯，非但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字之间离得近了还会打架，最神奇的是居然有几个字有补笔，没写好，描一描。通篇看来，像是集字而成，不像是放笔直书的作品。笔者认为，这卷要不然是唐代临本，要不然是玄宗那时候天天临写集字而成的《圣教序》，结果自己写出来也是一副集字的样子。

无论这件是不是唐玄宗的真迹，其书写内容都是没问题的，年代极早，价值极高，是罕见的宝物。

气势非凡宋太祖像

台北故宫展出的第三件唐代作品，是传徐浩的《朱巨川告身》。

“告身”是古人接受政府奖励或者官职的凭证，分“册授”、“制授”和“敕授”三种，本作品书写于公元768年，授予朱巨川（725-783）大理评事兼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令，六品官，属于敕授。

高达近两米的宋太祖像

这卷格式清晰，在新职务和年月上盖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一共四十四方，是珍贵的唐代原始文献资料。唐代选文官和后代不同，要考察相貌言辞，所以敕文里说朱巨川“气质端和，艺理优畅”。后面还写了当时三省官员的名字，连郎中和令史都有，但唯独书令史下面是空着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令史叫袁琳，是原迹上最低级别的办事官吏，也没准儿就是他写的。

徐浩是中唐的大书法家，受到唐肃宗的重用，写了很多诏令，对官方书法有很大影响。本幅作品书法在行楷之间，多用藏锋，线条饱满丰厚。横画轻，竖画重，横画写到右端经常压成点然后收笔。本幅书法字体偏长，斜抬右肩，看着有欧阳询的遗风，而考察徐浩的代表作《不空和尚碑》，会发现徐浩写字宽扁，两者并非一人所写，但是用笔是一样的肥厚，可见那是中唐的书写风气，徐浩的影响是在的。

这卷作品自北宋以来流传有绪，是宋徽宗宣和内府的收藏，但是宣和装已经没了，卷头接缝盖着一方元代八思巴文的官印，是刑部的司籍所印，可见《朱巨川告身》留的是元代的装裱，而且是某个倒霉家伙“犯了事”，被刑部抄家籍没，才盖上了这方大印。

唐代之后是五代，五代的终结者是北宋。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作品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门类，那就是帝后的“御容”肖像画。中国古代王朝都注重收集古代帝王的肖像，清代时候历代帝王画像都存于故宫南薫殿，乾隆皇帝曾在《南薫殿奉藏图像记》里说，这些画像“以示帝统相承，道脉斯在”。蒋介石运文物到台湾，将故宫明代以前的帝后肖像都带了去，只有清代帝后的大幅肖像还留在北京故宫。

本次特展，进门第一幅大作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坐像。这幅像高达1.91米，宋太祖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高，气势非凡。

画史上记载，曾有王霭、牟谷、僧道辉三人画过宋太祖御容，这幅是谁的作品无从得知。不过如此巨大的一幅作品，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应该是先画一幅小的肖像画，把皇帝面部特征描绘下来，然后根据小画来完成大画。

这幅宋太祖像面容为暗赭色，身着浅黄色圆领大袖宽衫，腰系红色玉束带，头戴展脚幞头，仪态威严。这幅画像并非皇帝礼服像，而是常服像，当年应该是有过礼服像，但是时间过去一千年了，能留下来常服像就很不错了。赵匡胤身上的衣服是看着很白的淡黄袍，并不是“黄袍加身”的赭黄袍，赭黄袍比淡黄袍高级一点，而淡黄袍比红袍要高级一点。

这幅由于是常服像，所以看着很素，但是画得极好，甚至比另外两幅华丽的皇后像（宋仁宗曹皇后像、宋宁宗杨皇后像）还要好。好与不好，一定是来自于标准。画皇帝御容，除了要画的像本人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传达皇帝的威严。

宋太祖相貌威严，不怒自威，这其实是有很高明的画法在里面。他的身体很大，像一座山，如果身体很瘦弱，看的人就不会觉得有多威严。宋太祖的身体比较对称，甚至连衣褶都对称，如果完全对称，人像就会呆板，于是画家做了一点点侧身的处理。侧身除了让画面生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画鼻子不用画正面，可以画出高度，整个人的空间感也形象起来了。

宋太祖的身体比例是调整过的，上半身特别大，脚小得异乎寻常，这样就让人容易往上看。宋太祖全身皆素，唯独面部发黑，明暗对比很强。人的眼睛喜欢看对比强的东西，一团白中看一点黑，一团黑中看一点白，所以任何人看到这幅画，一上来就会被宋太祖的面容神情所吸引。

古人说“写照传神，正在阿堵”，意思是画眼睛是让人物传神的关键。宋太祖的眼皮稍微往下垂，遮住了一部分虹膜，如果想像他眼皮完全睁开，你会发现虹膜是椭圆形的，不是正圆的，而且瞳孔不是在虹膜的正中间，而是中间偏下。这种反常的处理，让宋太祖有了一种居高临下、俯视臣民的感觉。

本次特展是台北故宫的年度特展，珍贵作品实在太多，本文只说了一些书法和人物像，其他的作品也都是赫赫巨迹。论动物，有北宋易元吉的《猴猫图》、南宋钱选《桃枝松鼠》、宋人《翠竹翎毛》、《富贵花狸》等。论山水，有南宋萧照的《画山腰楼观》、夏圭《溪山清远》、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论故事场景，有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宋人《折槛图》等。这些作品都是传世名作，能上艺术史和教科书的也有不少。2018年两岸三地的书画展里，展品最精的，大概就是这个“国宝再现”了。

（原标题：至宝见真容 台北故宫展出二十六件顶级古书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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