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宇

李霖灿（1913—1999）艺术史家，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933年，“中央博物院”由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人构思成立，并在南京设立“筹备处”，经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筹备处”也随国民政府辗转迁徙赴台，最终于1965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并，始终未获正式成立。

有感于此，从1941年起就在“中央博物院”工作的李霖灿发表了题为《“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的文章，追述这个不幸夭折的伟大抱负。谈及当初加入“中央博物院”的机缘时，李霖灿写道：

1941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浑身都是活力，正在云南丽江的大雪山下，有兴趣地做着么些象形文字的调查工作。一天，忽然接到李济之和董作宾二位长者的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博’工作？我一复电答应，马上就汇来了调查用的专款，和由凌纯声先生拟的调查计划。于是我便以一个‘助理员’的身份独当一面展开了工作。

这样的“入职”经历放在今天看来简直如梦幻一般。李霖灿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作为一名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青年”，他几乎毫无准备就加入了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学术机构，从此人生轨迹也得以改变。

玉龙观雪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是李霖灿对自己一生的恰切总结。

李霖灿1913年生于河南辉县，彼时民国肇造，万象更新，正如张新颖教授在新著《九个人》题记中所言，这代人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1938年，李霖灿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吴冠中的学长。因为抗战爆发，学校奉令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一路迁往昆明。李霖灿那时为了节省车费，就组织几名同学一起，徒步穿越湘黔苗区进入云南，并在昆明成立了“高原文艺社”。

在昆明近郊的龙头村，李霖灿第一次拜会了学界前辈，也是他的河南老乡——甲骨学大师董作宾。

董作宾，字彦堂，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1928到1934年间，他曾8次主持或参加南阳殷墟的发掘，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断代分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董作宾遇到李霖灿的时候，已经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甲骨文权威，同样因为抗战而西迁至昆明。

李霖灿把入滇途中所绘的苗人钢笔素描给董作宾看，大受赞赏，由此受到时任国立艺专校长滕固的注意。通过董作宾的揄扬，滕固决定拨款派李霖灿前往云南西北部调查边疆民族艺术。由此，李霖灿才有了和玉龙雪山、纳西象形文字结缘的机会。

就这样，李霖灿从单纯的“画家”慢慢走上了学术调查研究之路。当然促使他有这一转变的，还不能不提大作家沈从文。

同样是在昆明，李霖灿在沈从文家中看到了美籍奥地利人骆克博士（Dr. Joseph Rock）翻译的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他心想：“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沈从文老师和我》）

在这样的鼓励下，1939年4月27日，李霖灿离开昆明，第一次前往丽江、中甸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并带回古宗族、么些文字和金沙江上情歌三个调查报告。

第一次考察令李霖灿震撼于西南边疆艺术资料的丰富，于是他很快便于1939年12月22日再次从昆明启程，朝向玉龙雪山进发，结果一去就是四年，直到1943年11月才返回当时“中央博物院”的迁驻地四川南溪李庄。

山河故人

第二次出发，李霖灿有了一位同伴，他就是国立艺专的同学李晨岚。沈从文曾以他们为原型，写过一篇未完成的小说《虹桥》。

李晨岚也是李霖灿的河南老乡，信阳罗山县人，原名李玉荣。他早年曾拜齐白石为师学画，齐白石对这位学生十分赞赏，说他的画风干净，如同晨曦中环绕山间的岚气，遂帮其更名为“晨岚”。

后来李晨岚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深造。如前所述，因抗战军兴，两所学校合并为国立艺专，先是迁往湖南沅陵，1939年又迁往昆明。李晨岚与李霖灿就结识于湖南沅陵。

受到李霖灿第一次考察报告的鼓舞，在国画上雄心勃勃的李晨岚决定和李霖灿一起走进玉龙雪山，去开创中国绘画的“雪山宗”。当时李晨岚的伟大抱负在一封写给同学们的告别信中显露无疑：

中国画在现在是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大家都说，中国画中缺少坚实的成分，但古代的中国画并不是如此。试看：荆浩、关仝、范宽的山水何尝没有体积？何尝没有重量？也许未来如果只是抄袭他的笔墨是一条死路，反而面对大自然会有可以和他们抗衡的成绩。根据自己真实感情来作画，这个原则应该是不错，那中国画也应该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理论是如此，但理论是要事实来证明的，晨岚这次丽江的最重要目标便是要用实践来证明这个理论。

二李到丽江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李霖灿从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开始步入学术殿堂，而李晨岚则继续执着于革新中国画的实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49年后，李霖灿与李晨岚分隔海峡两岸，通讯断绝，却始终惦念对方。

关于李晨岚后半生的生活情况，长久以来都鲜为人知，所幸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受父辈精神感召，决心钩沉往事，填补空白。在花费多年时间调查、采访写成的新书《朵云封事》中，李在中讲述了李晨岚在1949年后的际遇。

根据李晨岚的弟子李建华的记忆，1950年李晨岚曾跟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蒙自、思茅、西双版纳、勐海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并创作出大量绘画。

1956年前，李晨岚在昆明的艺术机关里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不过1956年他就辞职去重庆，专事艺术创作，作品颇受市场欢迎。大约1960年，李晨岚因战前在宁沪一带认识一位国民党军官并被委任初级军官一事而遭到检举揭发，被划为“黑五类”，后又因“破坏善良习俗”罪名入狱服刑。1962年，李晨岚刑满出狱后返回昆明。

“文革”开始后，李晨岚再度遭受冲击，被下放至云南省华宁县红旗公社落户，生活极度困窘。1974年，63岁的李晨岚因年老体弱离开华宁县，回到罗山老家。1976年冬天，李晨岚在一家床单厂设计牡丹花图样时脑溢血发作去世。直到最后岁月，他在给弟子李建中的信里还不忘革新中国山水画的宏愿。

1990年，海峡对岸的李霖灿发表了《玉龙白雪故人情——忆李晨岚兄》，结尾如此写道：“岚兄第一次登玉龙见绿雪之时，自封绿雪斋主，如今他归道山，我便承袭了这个名号，以作我对晨岚兄的永恒怀念。”

纳西情缘

随着丽江旅游业在9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涌入这片纳西族人聚居的土地上观光休假，纳西象形文字也被当地政府绘制在景区墙壁上对外宣传，乃至媒体上长期持续着关于丽江是否过度商业化的争论。

然而在李霖灿前去调查的那个时代，丽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遥远而神秘的。当地的民族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概况更不被外界所知。

“纳西族”其实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后被确定下的族称。历史上，这个族群主要分布在川滇交界处，并在不同时期的汉文古籍中被记音书写为“么些”、“摩沙”、“摩挲”、“摩娑”等他称。民国年间，基本流行以“么些”称呼纳西人。

纳西人信仰古老的“东巴教”。“东巴”是纳西传统神职人员的称呼，也是族群中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负责诵经、祭祀、祈福、除秽。

1942年，李霖灿在白地村（属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传说为东巴教的发祥圣地，也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习俗与各类仪规保留最为完整的地方）经一位大东巴杨学才介绍，与1915年出生的和才东巴结识。

这对二人来说，都是幸运的。

当时李霖灿的调查急需一位纳西族帮手，而和才恰好也对李霖灿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和才加入“么些民族学术调查计划”，开始协助李霖灿到洛吉、永宁、木里等地寻访调查东巴文化，风雨同舟，成为生死之交。

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详细叙述了父亲与这位纳西族挚友的故事。“他们在考察的沿途，也搜集或购买了大批东巴经卷、手工艺品及有关的人文标本，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日后研究纳西文化的基石。”

1943年11月6日，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和才随李霖灿到达四川李庄。经过傅斯年、李济的允许，他们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张琨合作，为东巴文、东八经读字记音，共同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并在李庄石印刊行，署名为“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

抗战胜利后，和才随“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后又和李霖灿一起参与了到上海接收日伪和平博物馆的工作。1948年，“中央博物院”决定迁往台湾，和才选择留在大陆，回到故乡云南。1950年，他被吸收到云南省民委语文研究室工作，1956年病逝于昆明，安葬在下马村民族学院公墓。

和才在李庄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李霖灿的鞭策和指导下，学习掌握了汉文和国际音标。和才是历史上第一位懂得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本族语言的纳西族东巴，也是纳西族东巴中第一位脱产离乡领取国家工资研究东巴文化的人才，他后来还提出过改革纳西象形文字的拼音计划，不过最终没有实现。

1984年，李霖灿的《么些研究论文集》由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么些朋友和才先生。”

故宫读画

李霖灿1949年随“中央博物院”到台湾后，一方面把在大陆时对纳西族的调查工作陆续写成论文发表，另一方面听从董作宾的建议，转而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

2018年，中信出版社再版了李霖灿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两部通俗著作《李霖灿读画四十年》和《中国美术史》。

这两部书最早是由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艺术欣赏与人生》（1984年）和《中国美术史稿》（1987年），前者是李霖灿在《雄狮美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后者是他在台湾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课程20余年的累积成果。

其实早在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就首先引进了两部书稿的大陆简体字版，书名依照台湾原版没有改动，可惜由于印刷质量等原因，影响有限。随后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将书名改为《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和《中国美术史讲座》，读者反响热烈，李霖灿的艺术造诣才广为人知。

此外，李霖灿最为人乐道的艺术史贡献就是解决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溪山行旅图》的作者之谜。长期以来，该画相传是北宋范宽的作品，然而在李霖灿之前，没有人在画上发现画家本人的签名。

1958年，李霖灿在《溪山行旅图》右下处骡队后方的树丛发现了“范宽”二字，证明明代董其昌在画上所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并非虚言，他自己也作为900多年来“范宽”款的最初发现者而被载入史册。

回顾李霖灿的一生，不难发现每到重要关头几乎总有贵人相助，且著述行状又幸得其哲嗣李在中潜心阐扬，遂成就今日之声名。

诗人冯至《十四行集》开篇写道：“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张新颖教授引述这几句诗来评价李霖灿生命中的因缘际会，可谓巧妙中肯：“与非常之人有过交往的人也可以说很多，能从中‘深深地领受’‘奇迹’的，才称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极少数人，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得长期‘准备着’，敞开着，那福分和‘奇迹’才有可能进入他的生命中。李霖灿未必读过这几句诗，跟冯至大概也没有交集，却可以说一生似乎都在践行这样的诗。”（《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

（原标题：从“玉龙观雪”到“故宫读画”：李霖灿的因缘际会）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