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作者左芷津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警察，有着权威的专业背景以及大量刑侦实战经验。2000到2003年，他被公安部派往法国，有着国际视野以及与国际刑警合作的经验。

左芷津是清代名将左宝贵五世孙，中山医科大学法医学博士，1983年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从事法医检验鉴定工作。23年间，他曾多次参与国内外重大案件侦破和空难事故调 查，1997年当选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05年 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出版《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时，左芷津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分管刑事技术工作，三级警监警衔。

1978年，左芷津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学了医。除了一次在图书馆中看到《实用法医学》的书，觉得很是新鲜以外，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跟法医产生关系。直到毕业时国家分配工作单位，大多数同学要么去医院做了医生，要么去高校或其它科研单位，他忽然看到分配方案中写着“北京市公安局”，觉得很好奇，一问，是在招法医，他就报了名。那时他对公安完全不了解，家里祖祖辈辈没一个当过警察的。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前辈庄明洁带着法医任嘉诚对他进行了仔仔细细的面试，面试完一出门任嘉诚就说：这个人我要定了。于是，左芷津顺利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技术科，加入了法医队伍，他们这一批人也成了“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当法医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后，他第一次解剖尸体就是任嘉诚带着的，时间长了，左芷津渐渐爱上了法医这个职业。

《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一书记录了左芷津当法医、当警察的经历和感悟，其中既有刚刚入行时的好奇和窘迫，又有破获大案的种种心路历程，既有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国际行动”，也有本土侦破遇到的离奇案例。左芷津用案例和细节，以及穿插其中的知识和思考，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常人难以进入的世界——警察的世界。

遇难人数最多的空难

1994年6月6日这一天是个周一，左芷津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他去公安部上班的第一天。5月底，他各个率领一支技术专家组去西安市兴平县调查一起特大爆炸案，这天正在跟领导汇报侦破进展，突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西安市长安县失事坠毁，命令刑事侦查局迅速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前往出事现场，参与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左芷津与同事立即冒着大雨赶往出事现场（后经核实，机上146名乘客、14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下称为“6·6空难”）。

空难现场需要法医等公安技术人员率先到达的原因，是首先需要弄清楚机上和地面的遇难人数、受伤人数、幸存人数。不仅如此，还要逐一找到每一位遇难人员的遗体，绝不能有遗漏。左芷津召集法医、痕迹、照相、录像等技术人员寻找遇难者尸体。陕西的同事告诉他，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就是这个地方，他老人家笔下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空中惨案。有惊无险的是，飞机残骸全部坠落在已经收割过的麦子地上，没有污染任何庄稼，机头离地面的民居只有60、70米远，不知是巧合还是飞行员最后一刻的努力，因为再稍微偏一点，落在居住区，就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好在飞机失事坠落后没有着火，但飞机是在空中解体，所以飞机残骸和遇难者分布的范围很大，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3公里。据左芷津所写，当时公安机关还没有配备GPS地面卫星定位系统，只能用测绘大队的定位仪，但仪器精读不高，相差百米也有可能。他本人就亲眼看到残骸在河这边，但定位出来标在地图上就跑到河的另一边了。

据书中描述，遇难者的遗体散落在稻田、麦田、果园、荒地、河滩各处，现场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许多遗体都血肉模糊，支离破碎。坐在飞机前部的乘客遗体多困于残骸中，当飞机前部残骸撞击地面时，产生巨大的类似刹车的惯性，座椅都从地面上拔起，向前撞去，多数乘客是被叠压的座椅压在里面。还有一部分乘客是在坠落地面时被甩出客舱的，这类遗体损毁不算严重。损毁最严重的是在飞机空中解体后便抛出机舱，直接从万米高空坠落，摔在地面上，粉身碎骨。

在法医工作中接触的最多的一类死亡就是高空坠亡，不过这里的“高空”大多是从楼房3层以上的坠落，同样是坠落，从楼上坠落与从万米高空坠落完全不同。左芷津发现，从几千米高空坠落的尸体反而没有从十几层楼上坠落的尸体损毁严重。这是因为从千米高空坠落时，会有上升气流的托顶，人在空中会随着气流漂浮一段时间，上升气流大时，甚至还会向上漂浮。而从几十米的高楼掉下时，没有气流托着，人就会按照重力加速度直接朝地面砸去，造成很大的损伤。不过空难中在空中被抛出的乘客，大都因为空气稀薄缺氧失去了知觉，或是在被抛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死亡了。

法医进行空难、爆炸等多人死亡的案件要做两件事，一是判断死亡原因，二是确定死者身份。对于这样规模的空难，前者并不难，但后者却有相当难度：除了许多尸骸并不完整等原因，160具尸体在炎炎夏日，缺乏足够的制冷设备，需要尽快进行鉴定的时间紧迫性。

在检验中法医们发现，这160名遇难者中头部损伤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并且大部分罹难者的损伤分布广泛，也就是说尸体的头部、胸部、腹部和四肢都有损伤。这表明死者生前遭受了巨大的外力作用，冲撞部位多。在检验时，法医们并没有在任何一具遗体上发现有爆炸、火药等伤害或痕迹，也没有任何子弹、刀斧等凶器造成的损伤，这说明飞机上没有发生过爆炸、搏斗等人为伤害事件。

最终的事故原因在这里也交代一句：这架飞机是前苏联制造的TU154B飞机，在俄罗斯专家来华与国内航空专家的联合调查中发现，飞机起飞前的维修时，维修人员将减震交换平台的插头差错，飞机也没有查错设置，故而飞机带着故障起飞，最终坠毁。一个小小的插头的错插带走了160条生命，这背后是飞机设计的缺陷、维修管理的漏洞和机组培训的不足等问题。据说俄罗斯专家在调查清楚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这说明他们知道了飞机设计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检查、监察等部门也对涉案的维修人员进行了连夜抓捕。

查不出死因怎么办

工作两三年后，左芷津第一次“单飞”（指单独解剖）出现场，就碰上了个不同寻常的案子。新街口附近某小区，一位29岁女子死亡，身份明确，死因不明。西城区公安分局向市局请求支援，市局便派了左芷津去积水潭医院的太平间进行法医解剖。谁料出师不利，从下午一直到天黑，左芷津认认真真地从头到脚解剖完了，什么也没发现，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死因，他心里一下子就“毛”了。用法医的术语讲，这属于“阴性解剖”，是解剖中的大忌，法医最“窘”的就是碰上这类情况。左芷津很郁闷，只好把死者所有脏器一丁点不落地带回了局里。

第二天，他向局里几位老法医请教。主任与他再次去太平间查看尸体，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便等待毒物检验和病理检验。毒物检验没有发现常见毒物，病理性检验中除了胰腺有少量红细胞外，没有发现任何病变。让左芷津感到温暖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部门有个好风气，一旦遇到困难，大家一起上，谁都不会袖手旁观，法医们都明白，今天你碰到的情况说不定明天我就碰到了，有忙大家帮。每个法医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独特的心得，总有高手能指点迷津。但全员上阵，仍然对这个案子百思不得其解——谁都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于是，案子惊动了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赵经隆先生。赵经隆先生1924年出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医。赵经隆先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好几天，看完了所有的病理切片，然后把他们都叫过去说，死者死于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胰腺中的红细胞就是证据。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是一种发病迅猛、经常引发猝死的疾病，死亡率颇高。而且此病病因迄今仍不十分明确，更给法医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事后，赵老亲自写了法医病理学的诊断，其中的一句描述给左芷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细胞像大海洋，坏死的胰岛组织似岛屿样分布。”左芷津第一次感觉到，权威的病理诊断也能写得如此清晰明了，科学也能如此通俗易懂。

惊天大案背后玄机

在首都工作的法医，难免不会碰上几个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子。左芷津就遇到过不止一次，他在书中详细写了两个惊天大案，他都参与了全程的法医解剖和侦破工作。这两个案子死亡人数倒不多，但死者身份特殊，都是大官。左芷津对于这样的案子的经验是，重中之重是弄清自杀还是他杀，一定要把证据找得无比扎实，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第一个案子发生在1995年4月5日清明节下午6时，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市委的电话，称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已经失联超过24小时，公安干警与法医、痕迹等专业技术人员带上警犬，立即随王宝森的司机到怀柔山里寻找。当时左芷津正在秦城监狱参加干部培训，接到消息后火速回到局里，与同事们赶往怀柔。凌晨五点多，他们在半山腰的一个小沟里发现了王宝森的尸体。

在其后的检验和解剖中，左芷津得出结论：王宝森是因用制式手枪接触射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枪伤符合自己右手开枪形成。也就是说，法医这边的结论是王宝森是用右手持手枪射太阳穴自杀的。在王宝森的手臂皮肤上的附着物进行的残留火药微粒检查，其中的成分是锑、锡和铅，与他手中手枪里子弹的火药对比后证明是同一种火药。在其它痕迹检验如弹道检验等也都支持了这个结论。尸检后，市局法医中心还专门买了一个单人冰柜，把王宝森的尸体放进去，贴上封条。直到三年后，才最终处理了王宝森的尸体。

关于案子其他与法医无关的侦破细节，如枪和子弹是从何而来，和事后还原的整个案发过程的部分，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书中的完整叙述。

第二个案件发生在1996年初春2月，。一天刚上班，左芷津便接到消息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被杀，还是在有着严密武警保卫的自己家中被杀。此事非同小可，李沛瑶1933年出生于香港，是著名爱国将领、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先生的儿子。他的逝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因为以李沛瑶的身份和地位，对香港顺利回归等重大事件都会造成影响。

现场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院子里住着许多高级干部，还驻有武警27名官兵，院中设置六个固定执勤哨位和一个流动哨，日夜守卫着。按说这样严密的守卫，发生杀害国家领导人的事件时间可能性微乎其微。左芷津等人对遗体进行了尸体外表检查，因为刀伤十分明显，面部、颈部、躯干砍伤数十刀，是被人用菜刀砍伤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些检查已经可以出具法医鉴定书，被害时间也通过调查得到了证实，最终办案人员及家属一致同意不对尸体进行解剖。

这个案子很快就破了：凶手在逃跑往过程中被武警发现，当场抓获，但谁也没有想到，犯下凶残案件的竟是执勤的哨兵。1995年3月25日起，这位名叫张金龙的19岁年轻人便被派到李佩瑶等领导同志的住所执勤。谁曾想，这个张金龙在这次犯案前曾多次到入室进行偷盗，但均未被发现，这次不巧被李沛瑶撞了正着。事后左芷津感慨万分：虽然这个案件及其重大，性质及其恶劣，但侦破过程并不复杂。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案件的发生是由无数个巧合推动的。在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案件中，任何一个可以阻止案件的因素都没能有起作用，反而促成案件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最终酿成了惨祸。

(原标题:首位博士警察的法医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