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本书出版后，不少人找到作者要购买影视版权，最后是张艾嘉做主把版权卖给了姜文，因为她相信姜文的才华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这事和张艾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作者正是张艾嘉的叔叔——著名旅美作家张北海。

可能很多人对张北海并不熟悉，不过在文人圈子里他却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在画家陈丹青的口中，他是“纽约的蛀虫”，爱酒、浪漫、慷慨；作家阿成20年前就成为“张迷”，倾倒于他的文章和风度；台湾音乐人陈升在纽约街头邂逅他，为他写下了一首充满乡愁的《老嬉皮》，歌中唱道：“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

笔者有幸曾和张北海先生在北京有一面之缘，那是京城文化圈的一次沙龙聚会，聊的话题正好就是《侠隐》这本书，还有他心中的北京城。他幽默风趣的谈吐，对北京的深情眷恋，写作时的有趣故事，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终于知道，原来有的男人是可以一直帅到80岁的。

走过两个时代两种文化

我见到张北海的时候，他戴棒球帽，穿匡威鞋，这是他经典的招牌打扮，只不过牛仔衣换成了一件质地柔软的棉麻白色帽衫，牛仔裤上的一根金属链子不经意间透露出嬉皮风格，颈间一条细窄的长围巾则显出时尚气息。他只静静坐在那里，依然气场十足，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人。

“我1936年出生在北京，一直到1948年我和家里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在北京生活了12年。我还没有满一岁，没有断奶，就已经是难民了。”张北海说的是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并不带京腔儿，偶尔冒出几个英文单词，语气平缓，文雅谦和。

“还有点印象的只是吃，至于市容，也只是跟着大人逛的一些景观。另外是环城电车、东四牌楼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胡同口儿上的洋车，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夜晚的叫卖声，和一些年节景像。”北平在张北海童年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各色小吃，便是传统的人际关系。“五六百年的帝都，汉人大多读书知礼，人和人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尊重和礼貌，所以那一辈人绝不会讲脏话或者直接得罪一个人，都是非常客气的。这样的风气是几百年间形成的，即使是商店的跑堂，迎客时也会很自然地帮人掸掉衣服上的土，今天没有什么地方会这样做。”

他没有想到，12岁那年的离去，竟永别了这个童年的北平，因为再归来时，已经不是北平，时代早已换了模样。南渡的少年张北海在台湾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1962年他来到美国纽约，震惊于一个完全陌生而崭新的世界。

“那是1962年的1月，黑人民权，妇女权利，性解放，越战，反越战，左派右派，人民公社，环保等这些新名词都是那个时候涌进来的，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当头棒喝。”

在美国张北海一边读书一遍四处打工，做过几十种工作，加油站、花店、镜框店，收货员、银行统计……直到1971年，他35岁那年，考到联合国做笔译工作，终于在纽约定居，并开始写作至今。

“四分之三个世纪下来，我走过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八千里路云和月。”隔着岁月的长河，看过了世界的变迁，回望最初离开的地方，那座城依然在他的记忆深处。于是，就有了《侠隐》这部小说。开篇就是，青年侠客李天然逃亡美国5年后回到北平，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故事发生在1936年，正是张北海出生的这一年。

张北海用小说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归来。

最平常和最传奇的城

《侠隐》写的是1936年的北平，不是张北海童年记忆中沦陷的北平，而是母亲一再惋惜的、他错过了的那段“最好的日子”。那时的北平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是劫难到来之前最后的绽放，是一座老城美丽的顶点。立足多年之后的张北海明白，他跨越时空，观看的是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

阅读《侠隐》这部小说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最吸引人的并不是江湖侠客的快意恩仇，而是跟着李天然的脚步，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李天然最喜欢走街串巷，干面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所到之处，北平当年的市井趣闻、旧京风味、风物人情跃然纸上，恍若时光穿越。

然而，显然这又不是一座真的城，而是张北海搭建在记忆之上的虚构之城。“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融为一炉，杂糅共处。”

如同孟元老叙写《东京梦华录》，道尽北宋开封的繁华胜景，张北海写的则是一部“北京梦华录”，以精细逼人的细节记忆，让旧京风华不再只是纸上烟云。

有读者惊叹于这部小说文字的“温度”，其实，最家常的正是最温暖的，也是最让人留恋难忘的。新旧交并的老北京，蕴蓄着衣食住行的生动细节，你来我往的人情世故，而这些旧京日常与武侠复仇的电光火石形成强烈对比。

于是我们会看到四合院里的安逸闲适，大饭店里的觥筹交错；看到庙会堂会的旧时规矩，年节习俗的人情应酬；看到黑道白道的掌故轶事，秋冬春夏的四时流转。凡此种种，让人读得兴味盎然。

处处透着的一股人情味，让这部本该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恍惚间放缓了速度、平添了韵味。书的扉页特意摘录了这样一段话：“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这一切的一切，让李天然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他“隐隐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也许，这正是身在异乡的张北海一直在寻找的感觉。

恍然把纽约误认作北平

《侠隐》中描绘的1936年的北平，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张北海的记忆，因为那一年他才刚刚出生，为了力求细节的真实，他只能求诸资料。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竟然持续了几十年，文字有那样的温度和质感，是因为背后下足了功夫。

“其实，我从台湾时代就开始收集资料，当时收集不是为了写小说，我出生在那里，我就爱看当年的外国人是怎么写北京，那些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两辈子的怎么写北京。我主要是为了认识我出生的那个城市而已。”张海北的书架上有关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总共有好几百本，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

“记忆是我查资料的参考，因为我知道当时一点点情况。我即使查资料也知道符合我的要求才能用，没有动笔之前我写了6、7本，我把这6、7本变成一本，我就根据这一本来写。”张海北笔下男主角李天然喜欢四九城游走，走的哪一条胡同都写得清清楚楚，路线也是明明白白，全是因为，张海北的手边，有一张1935年的北平市街道图。

地图是张北海在一本叫做《古都文物略》的书中找到的，不过，书中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图，而是一个区、一个区的地图，内城七个区，外城五个区，把它们拼接完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技术工作。张北海的一个朋友帮他找了两个专业搞电脑图像的人，花了三天工夫才弄好。

“一定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地图，才知道如何放位置，然后知道互相的关系，拼成这个地图之后，我才弄清楚，哪条胡同哪条街在哪里。”

当年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张北海也会不厌其烦地在一些回忆录里寻找，比如坐洋车，从东城到天桥，三毛钱就可以，老妈子一个月五块。“这些细节在不少人的回忆录里有。比如邓云乡，他写抗战前后的老北京，就写过坐洋车从哪里到哪里的价格，一斤面多少钱，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而《侠隐》中提到的一些八卦趣闻也都是有根据的。那时，天津出了一份画报，每一期大概只有4页到6页，叫《北洋画报》，所有关于当时北京的小道消息，张北海就是从那里收录下来的。

相比于资料的收集，更困难的是文字中的京味儿如何表现，对于一个远离故土半个多世纪的人来说，寻找乡音是个艰难的过程。

“写《侠隐》的时候，我桌子旁边一直放着几本书，《红楼梦》、《骆驼祥子》、《儿女英雄传》、《啼笑姻缘》，我为什么选这几本书，因为这几本书里的北京话是一流的。《红楼梦》里的白话是属于上层结构的话，《儿女英雄传》里的北京话讲的非常好，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时代和我小说的时代很接近，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写的就是老北京的市井故事。”

讲起写《侠隐》过程中的一段趣事，张北海自己也情不自禁笑起来。“我那时候经常一写就写到四五点，有一天早晨天亮了，我想喝一杯咖啡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门之后，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我想，怎么搞的，怎么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北京？后来我才突然想起来，我是在纽约写，我不是在1936年的北京。”

寻找自己的前世今生

那段日子，张北海差不多真的以为自己身在1936年的北京，写1936年的北京故事，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自己营造的梦境中。

为《侠隐》做序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这样评说：“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

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这也许就是他的一场“故都春梦”，出虚入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

1974年，离乡26年的张海北第一次回到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算它是吧！”所以，即使物是人非，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回来，近年来，他更是大约两年就回京一次。

这个北京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我只去过一次雍和宫，雍和宫我还是很喜欢的，盖得很好很漂亮，那以前是王府，然后变成的庙，而且以前我家离雍和宫很近，我没事就去逛一下。中山公园我很怀念，因为以前那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唯一遗憾的就是去御膳房吃饭，你要先买进中山公园的门票，应该是你买门票在那吃饭盖章以后再把钱还给你才合理。”

第一次回来时，张北海按照记忆找到东四九条30号小时候的家，遇到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听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她主动和里面的住户商量，住户很客气地让他进去参观。“一看我就发现这不是普通人家，里面停着两个车，一个军用吉普，一个红旗，里面的人都穿着正式的列宁装，毛装，院子保持得很好，是活着的家。”

然而，几年后，他第二次带着家里人去看的时候，30号突然变成57号了，不知道为什么把上百年的街道号码从双号变成单号了，从此他便没有再去看故居的兴致了。

对张北海来说，新北京依然有惊喜，“最近几次回来最大的收获是吃到了羊羯子，再配上四两二锅头和大饼，真是一大享受。这是北京近几十年创造出来最了不起的小吃。”

入夜，沙龙的漫谈结束了，张北海离开，步履轻捷，很快消失于北京的茫茫夜色之中。此刻，真感觉他就是自己笔下的那个青年侠客，一身轻功，飞檐走壁，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窜上另一堵墙头。

他隐入古城的黑暗中，寻寻觅觅，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寻找的是北京的线索，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记忆。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