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电影充满了姜文式的机趣与狡黠，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精雕细琢地重新搭建了1930年代的北京，当肌肉健美的彭于晏饰演的青年侠士李天然飞檐走壁，或无声跳跃于覆满银雪的屋顶向下俯察，或朝向城中漫无边际的绿树灰瓦眺望，暌违已久的旧京风华纷纷扑面而来。故事有弹有赞，但这一点匠心倒是很令人称道。

电影改编让张北海的原著小说《侠隐》又火了一把。该书2000年出版于台湾，2007年在大陆首次问世，讲述了李天然留美归来，为寻找五年前杀害师门一家四口的元凶，深入古都胡同巷陌的故事。在彼时那个华洋交杂的都会里，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黑帮、豪门、交际花、日本特务、美国记者等轮番上阵，一起酝酿着山雨欲来的局势。

比起传统的武侠小说，《侠隐》风格迥异，它更像是风俗志的写法，一边是复仇记，少侠越洋而来，替天行道，一了恩仇，穿云而去；另一边却是这座城山雨欲来之前的清平气象，从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人物穿街走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挞而来”，浸润到中国文学更加漫长的抒情传统中，令人读来仿佛一部魂牵梦绕的“北京梦华录”。

按照姜文一贯的作风，《邪不压正》对原著《侠隐》的改编程度很大。而对张北海本人来说，《侠隐》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老北平的消失和侠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起自1936年秋天，那一年，正是他本人出生的年份。他写的是他父辈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他理想中北京的故事。处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传统与现代的交界上，侠隐于市井，而市井没于都会，这样的另类武侠故事，将必然以一种绝唱的面目出现。

侠隐 书影带腰封

武侠小说背后的老嘻皮

张北海何许人也？

国内读者或许对他陌生，其实他已经是华人圈里的资深“纽约客”。他是张艾嘉的叔叔，侄女给他一个称号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陈丹青、阿城、张大春、罗大佑们都是他的座上宾，陈升把他写进歌里，便是那首《老嬉皮》：“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街不懂游子的心情。”姜文要拍《侠隐》，他全无要求，从不过问，剧本写好后请他看看，他也拒绝了，放手交给姜文去拍。

“北海”是笔名，来自他儿子的名字张南山。他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出生于当时易名北平的北京。父亲张子奇曾任天津电话局长，和张自忠过从甚密，曾协助张自忠脱险（电影《邪不压正》即“张将军”）。

《侠隐》中让人捉摸不定的蓝青峰，便是以乃父张子奇为原型的，“青峰”即张子奇的号。而李天然时常出入的蓝公馆的所在地，东四九条30号的三进四合院，即是张北海幼年居住的家。这个院子里的来往人事，许多都成为小说里可索引的底本。若一定要给张北海自己找一个投射，大概就是蓝青峰的女儿蓝兰，蓝兰后来也出国留学，她住的那间卧室就是张北海自己的卧室。

张北海在北京长到了12岁，1949年，随全家移居台湾。父亲觉得需要加强一下儿子的传统文化修养，就托人找老师，找到了叶嘉莹。叶嘉莹当时名气还没那么大，生活也比较清苦，却分文不收学费。父亲便托人帮买了冰箱给她，省去频繁买菜之苦。那时张北海以为叶嘉莹只是个普通国文老师，没想到后来是诗词领域的大家。“叶嘉莹老师给我打下的那点薄薄的古文基础，我吃了几乎一辈子，所以到今天还可以用中文写作。”

1962年，张北海赴洛杉矶读书，在南加州大学读完了比较文学的硕士。毕业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加油站、电台、花店、银行……短则半年，长则两年，东跑跑西跑跑，一直不稳定。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文处扩大规模，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翻译，待遇非常好。张北海去考了，一万人报名，取七八十名，他名列其中，自此在纽约定居下来，漂泊半生，终于赶在40岁之前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接下来二三十年里，他始执笔，写了许多短短长长、地地道道的纽约故事（已出版结集有《一瓢纽约》、《人在纽约》、《美国》等）。牛仔裤、摇滚乐、地下铁——陈丹青说，自己就是通过看张北海的文章懂纽约的。

这个深受纽约流行文化浸淫、爱穿牛仔裤球鞋的“老嬉皮”写了二十多年的纽约，1995年退休前夕，卧在病榻上，想到自己明年就要退休了，退休后该干点什么。想来想去，决定写武侠小说，“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传》……而且，写了三十年美国，也有点烦了”。这一写，写了六年，写出了一部《侠隐》。纽约客梦回儿时生活的旧京，以这片故土为背景写了一个接续着中国传统气息的武侠故事，此种写作本身便是一场奇遇，写下纷纷点点皆是乡愁的意象。

这本书几乎称得上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了，共25万字四十二回，张北海每一章都写了至少两三遍，又删改了十来次。最后呈现在眼前的语言极有特色，据见过张北海的人说，老先生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并不带方言味道，但在他笔下，连住了多年的外国人都是一口地道京白。从头到尾，利利落落脆生生，像听两个老北京人说话。

落叶未必归根，故都春梦却并不了无痕。

青年张北海

老北京之金粉十年

在《侠隐》里，张北海塑造的北平，城市空间感精确到一分一厘。李天然逛北平，“到了鼓楼，一上地安门大街就看见右手边不远的什刹海，拐个弯到了皇城根。南边就是北海”。刘妈带李天然从干面胡同的马凯大夫家去裁缝巧红家，出了胡同东口，左拐往北，上了南小街几步又左拐，进了不够两个人并排行走的烟袋胡同。虚拟人物脚下的北京，却不是个混沌的小说背景，而是个极为清晰立体的活生生的城市。

在这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空间框架下，李天然的寻仇、复仇作为故事主线，持续了整整一年，但与关键时刻的电光石火、刀光剑影（或该说枪声）相对照的，真正填充起这一年时间的，却是衣食住行的无数生活细节，铺陈以抒情的节奏，真实而亲切：巧红为李天然做衣服，何时穿单，何时穿夹，何时穿棉，时时留意着天气；四合院里，天棚鱼缸石榴树一应俱全，连外国人也入乡随俗，惬意地在天棚底下喝威士忌；尤其是吃，张北海不厌其烦地写人物的日常饮食，几乎精确到每一天每一顿饭的每一道菜，一样样列上，清清楚楚一点儿不含糊，也很少重复，“巴掌大的猪油葱饼。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爆羊肉，西红柿炒蛋，凉拌黄瓜，香椿豆腐”，在街上溜达，“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的，也买来吃吃”。字里行间，勾人馋虫。中秋、冬至、腊八、春节、端午，时岁流转，样样风俗细细数来；圆明园、西四牌楼、天桥、什刹海，移步换景，处处都是旧京韵致。

这样巨细靡遗的风俗写作颇费考据功夫。张北海在动笔写之前，做了两年笔记，书架上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有好几百本，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还有一个宝贝：一张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地图是从《古都文物略》中找到的，可惜是分区，比例不同。后来请了专业电脑图像公司的人，画了三天才拼好。这项高科技作业花了他1800美金。但非如此，便不能让李天然们路线清晰目标明确地在城里走，便不能给予一种真实感。

张北海在自序里说，“这里的北京，不是今天的北京。故事的历史背景，其事件、人物、市容、生活等等，作者都力求符合史实。虚构部分则纯属虚构”。他在很多采访里反复申明这个虚与实的关系，希望通过这个虚实交织借镜的世界，“将我出生那个年代的一些讯息传达给今天的年轻世代，即在没有多久的从前，北京是如此模样，有人如此生活，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

从这样的自陈中，不难看出浓浓淡淡的哀惋。1974年，张北海在阔别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北京已经全然变了模样，再往后，更是向一个现代都市突飞猛进。他只能写他记忆中的北京，盛着他童年印痕的北京，写这个北京，才让他“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这种情感，被他移植到了从美国回来的李天然身上，“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这些极为实在的对北京日常画面的白描，是李天然的“回家”，也寄托着张北海自己的精神归乡。

从北伐到抗战全面爆发，在张北海看来是老北平的“金粉十年”，是“有钱人的乐园，老百姓的清平世界”。没有仓皇，没有奔逃，还容得下体体面面、质感细腻的生活，还来得及在其之上发生一个传奇性的侠义故事。“

王德威为《侠隐》写了极好的序言《梦回北京》。他把张北海的北京放在一个更加漫长广大的移居台湾者对旧京的书写传统中去，这里面有唐鲁孙、梁实秋、白铁铮、林海音……而张北海在几十年后，接续上了这个传统。在世界末的纽约写逝去的北平，这里面固然有巨大的时差，是“跨越时空的暌违，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但无论是王德威，还是张北海自己，都并不认为《侠隐》是悼亡之作，或只是在伤逝。这便仰赖于虚构所统领起的那部分意义——记忆所不能穿透的，文章可以还魂，依靠对于侠的想象，跟从其脚步，张北海为自己重建了一座依然充满了传奇的，华洋交杂、宜古宜今之城，供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细细咀嚼其特殊的魅力，也供后代的我们得以神游其中。

侠之深藏身与名

张北海以前没写过武侠小说。很多人会拿《侠隐》和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对比，说“不像”。金庸古龙们笔下的大侠，常有“幻”的成分，动辄飞天走地，而李天然没有，最“高能”的似乎也就是“一矮身，蹿上屋顶”的轻功。

李天然和蓝青峰在长城试枪，慨叹道：“靠功夫吃饭的人，给这个玩意儿给搞得……”但他最后寻到杀害了师父一家四口的仇人朱潜龙，也并不是用师父传授的功夫，而是用枪结束了其性命。虽然张北海合情合理地让一个隶属于旧武林的侠士潜隐到了三十年代的北平，然而这注定将会是一个无法抹除现代色彩的新型武侠故事。

1970年代的张北海

在外在的“手段”之外，现代对传统侠义社会的冲击，最根本的是在内在的制度层面上。张北海在采访里说，传统的侠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因为其最高宗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平天下的不平，但现在有了司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会允许一个侠来决定谁善谁恶谁生谁死。就像在小说里，李天然、蓝青峰们也时时会谈起现代社会中武侠与法律、情与理的冲突，“时代变了，多么有理由杀人，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作为对照或前车之鉴的，一是李天然在美国，为救马凯大夫女儿伤了人被驱逐出境；二是当时轰动的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被赦一案，虽然被赦，但不是因为情免于法，而是因为其家世。这里面有两个江湖两个世界，一个是侠义江湖武林世界，一个是世间江湖凡人世界，“这两个世界碰到了一块儿，你又怎么办？”——这不仅是蓝青峰问李天然的问题，也是读者试图从张北海的现代武侠故事中探寻的问题。

所谓“侠隐”，隐于胡同里的平凡市井，也隐于秩序林立的现代社会，只能在暗地里窥伺复仇之机。以师训“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不为非作歹，不投靠官府”为游侠精神的李天然，想复仇，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与半官方的代表抗日力量的蓝青峰合作，将个人私仇包裹于民族之仇中，才能实施这一起“完美犯罪”。张北海是高明的，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复仇故事在现代社会中的违逆性，又利用1936年的战争局势，为主人公找到一条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破除法律与秩序的先在桎梏。这也是电影和小说的一处不同。电影中，李天然被塑造成一个美国机构派出的抗日任务执行者，而小说中，他从头至尾无党无派，在手刃仇人后，依然能回归到一个传统游侠的角色。

但仅靠这样的偶然性，无法挽回侠的终结，令其在现代社会中换骨重生。如张北海言，“一次尚可，二次便俗”，因而不选择为“侠隐”写续集。李天然所披的“燕子李三”的外衣，或许便是仅余的尽可能有的都会传奇。然而，从武侠故事中提纯出的侠义精神，只要这一点依然不灭，依然能使人热血沸腾，我们就还能在后世、在银幕上一遍遍重温、怀想和创造。

（原标题：张北海写《侠隐》：老北平的消逝和侠的终结  纽约客的故都春梦）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