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邵燕祥

打开，合上，眼见31位堪称“顶尖”的当代大家名家，接受着一位面含微笑的采访者和蔼的“单个教练”，尽管这些锦心绣口的作家如何梦笔生花，不仅妙法自然，刻画入微，而且善于虚构，无中生有，但面对深谙每个人历史经历、创作生涯、作品档案的著名文化记者舒晋瑜“循循善诱”的提问，他们把十八般武艺全都收敛了，一一“如实交代”。面对采访者，也就是面对广大读者；他们没有掩饰自己的艺术“野心”，也不讳言挑战与追求中所遇的拂逆，种种烦恼和艰辛。他们在这里，还原为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文化人，倾诉他们从事小说这一行当如何甘苦备尝。

他们来自一至九届“茅盾长篇小说奖”所囊括的1977至2014近四十年间的获奖作家。当然，这31位只是代表，当年的获奖者有十来位缺席，或已辞世，或已远去异国他乡。

坦白地说，我近年很少读长篇，包括许多名满天下的获奖之作。我不知道小说家们又为人们常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哪些新塑造的“典型人物”。但我忽然发现，这回出现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里的众多作家，没有经过谁“典型化”的精心加工，而各自带着他们天生的典型性出现在这个“画廊”——他们本身的形象，就不仅有“这一个”的“认识意义”，而且颇有“欣赏价值”。他们每个人的叙述背后，都有一份生活自传和创作自传。——什么样的长篇巨作才能同时提供31名让人可以记住的“典型人物”啊？

即使是我有所接触，乃至熟识的作家，我也又增添了新的体认。

本书开篇是首届六位获奖者之一李国文（1930-），他在1957年以一个短篇《改选》一鸣惊人，又以获谴；二十年后却以轰动一时的《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复出一领风骚，然后在劝告诗人老去莫再写诗的同时，率先示范，毅然搁下个人写小说之笔，专意去梳理旧籍，写他的文史随笔。他是急流勇进复急流勇退。进退之间，显示了多面手的潇洒。

本书所访作家们中，年齿最高的王火（1924-），还有宗璞（1928-），以及也达古稀之年的陈忠实（1942-2016），可以说是古典的苦吟派，他们各自捧出了凝结着毕生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的力作：《战争和人》。《野葫芦引》。《白鹿原》。

与他们穷一生的心血铸一朵金蔷薇相对，王蒙（1934-）、贾平凹（1952-）则在不断出手的长篇新作中，如炫技般变幻着思路、选材和手法上或多或少的新花样；又于文学主业之外，开辟许多分战场，王蒙评说古典，平凹挥毫题字，也都战绩不凡。两位略有不同的是，平凹尽量避免直接涉及政治，而王蒙乐此不疲地频频发表政见。

刘心武（1942-）、莫言（1955-）都是多年默默地勤恳笔耕，力求躲开非艺术的干扰，偏偏是总不免陷身于众矢之的的处境。刘心武为了发表一篇马建“有问题”的小说，于47岁鼎盛之年让位给74岁的新任主编。莫言因一个长篇书名（《丰乳肥臀》）而遭围攻，竟有同行上书建议开除其军籍。这两件事，采访者都没问，当事者也没提，是我多事在这里插嘴补报的幕后新闻。

王安忆（1954-）、迟子建（1964-）二位相差十岁的姊妹，局外人看来出道都比较顺利。我们几乎是追踪着她们的“进步”（安忆说“我对我的进步是满意的”），看她们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前行。王安忆回顾她从年轻到后来某种程度的反叛和回归，让我们了然她风格的多变，她深知自己的局限，又总是要在承认局限下有所突破。迟子建也做过多种尝试，但步履稳健，她还有更远大的将来。

阿来（1959-）是自认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的作家，他以《尘埃落定》博得了万千读者的青睐。那时他已经在文学的路上踽踽独行很久了。他没有说，但实际上他也有着史诗情结：他要写的是“从传统到现代”。因此，他离历史和现实同样近。他说，面对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文学书写怎么能够假装歌舞升平？面临这样的现实，市场完全不重要。他固执，并坚守。

阿来强调天赋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苏童也说写作需要天赋，王安忆说写作要有才华是一样的意思。这其实都是常识，有些成功的作家不提这一点，并非他们否认天生的才情和艺术敏感的重要，只是怕刺激失败的作手罢了。王安忆还强调作家必须诚恳。她特别关注自己的同辈，她说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都是对文字特别慎重的作家。她的意思可能是，敬畏和善待文字，与为人诚恳有关？也许就是“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张炜（1956-）给一般读者印象最深的是早年的《古船》，这同样是勇敢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力作。第八届茅奖（2007-2010）授予他篇幅巨大达千万言的《你在高原》，可能只是茅奖近年有意向终身成就奖性质倾斜的一步，因为能从头至尾读完这部大书的同行，更不要说是普通读者，肯定达不到《古船》《九月寓言》《柏慧》等的读者人次。

麦家（1964-）、金宇澄（1952-），据说都是不事张扬的性格，埋头于低姿态的写作。他们分别经过多年的沉潜，而后在网络文学的促发下，找准自己的定位：麦家的“谍报”题材，金宇澄的上海方言写作。他们从没没无闻到占领市场，完全不同于前述作家们的常规道路了。

李佩甫（1953-）、刘震云（1958-）、刘醒龙（1956-），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小说家。李、刘皆河南人，他们同是熟悉农村、农民，说起故乡事如数家珍，如说他们的不同，则佩甫更多农民老实那一面，震云偏得农民“狡猾”那一面，用他评孔子的话，夫子是刻薄的人，“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的人的悲悯”。与李佩甫、刘醒龙孜孜矻矻地书写着生身热土上悲欢离合的同时，刘震云显得总是不那么安分，你以为他变着方儿写生活的真实包括它的黑暗面吧，而他说他用力的是写人，写人性的复杂性，灵魂的复杂性，而不是社会层面的黑暗。

毕飞宇（1964-）、苏童（1963-），这一对分别落生在苏北（兴化）、苏南（苏州）的作家，可以说是江苏的双子星座，但他们的光远不限于照耀一省之地。他们和前述的迟子建、麦家都是习称“六○后”的所谓实力派。采访者跟毕飞宇、苏童的对话，我看了觉得不“过瘾”，似乎还应该延长，深谈。因为他们都是妙语如珠，不是说他们善于修辞，而是他们以从小具备的敏感和悟性，对自己，对文学，以至对外部存在，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多有自己的想法，说自己的话，总之，新见层出，——处处有自己的发现，这里不具引。他们走自己认定的路，必有更远大的前程，并以证明新一代摆脱老教条羁绊，达到“思想解放”的善果。

还有周大新（1952-），徐贵祥（1959-），柳建伟（1963-），他们和莫言一样生在农村，来自部队，后两位且同样是“军艺”徐怀中的学生。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在现实和文学面前各有各的思考（柳建伟甚至说是“无解的大困惑”）。

我浏览全书目录时，还产生一个题外的问题：岭南学者型（或才子型）的刘斯奋（1944-），在《白门柳》前二卷获第四届茅奖后；北方“纪实型”的张平（1954-），在《抉择》获第五届茅奖后（我们还一直记得他连续以《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国家干部》轰动读书界内外），却都像封笔一样，不再写作和出版新书。是因为他们步入了官场的缘故吗？

从这本书里得知，刘斯奋是在完成了《白门柳》第三卷后，改弦更张去实现平生另一个爱好——书画，全力以赴，亦已得偿宿愿。值得祝贺。张平在担任副省长的实职后，于日常的忙累同时，对现体制下领导干部的“任重如山”有了新的“太珍贵”的体验：“我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更为复杂，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想，这对我今后的写作，也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促动。”好的，我们期待着。

来源：北京晚报  人物速写：罗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