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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淘书乐:鲁迅爱逛琉璃厂 萧乾与书商“斗智斗勇”

2018-04-23 10:00 北京晚报 TF010

今天是“世界图书日”,是全世界爱书人共同的节日。尽管如今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但对于很多爱书人来说,淘旧书一直是念念不忘的“心头之好”。在简陋的环境中,在一堆堆略带有霉味的旧书中,不经意间,找到自己搜寻已久的书,或者找到一本被人们忽视的书,这份欣喜,远非新书店能够满足。

作者:姜宝君


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城,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民国之后,随着新思想的涌入以及社会的变化,大量古旧书籍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因此,逛旧书摊淘旧书,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之一,其中不少人还将此记录了下来。如今,透过文字,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淘”到至宝后的喜悦。

琉璃厂

说起旧时北京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集散地,熟悉北京的人会提到“东西两场、南北两街”: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琉璃厂街、隆福寺街。旧时,北京达官贵人多,文人多,又有各地来京赶考的举子,读书氛围浓厚,图书市场也非常火爆,在一些胡同和街道附近,也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书摊。而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达,收售旧书是这些书摊的重要业务。因此,北京城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图书网点留下了众多文人的身影。

为何文人爱逛书摊?著名学者张中行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多次流连于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大小书摊,他这样解释逛旧书乐趣之所在:“一位老前辈,是著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习惯纸烟之难于戒除。”

在这些“图书集散地”中,名头最大的自然要数琉璃厂街。清代时期,这里成为古旧书籍交易的最为重要的场所。民国时期,尽管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以及近代书籍出版的广泛发展,但文人们在琉璃厂“淘书”的乐趣却长盛不衰。在这些文人中,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琉璃厂的故事。

1911年,鲁迅还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就对琉璃厂非常向往。他在当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许寿裳,特意打听:“北京琉璃厂书肆有异书不?”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

《鲁迅日记》记载了到达当日的情景:“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漫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山会邑馆就是绍兴会馆,后来,鲁迅便在绍兴会馆度过了七年的时间(1912年——1919年)。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离琉璃厂不远,这为鲁迅逛琉璃厂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经常是散步就去琉璃厂。刚刚到北京的五月,鲁迅便多次去琉璃厂。“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

鲁迅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去过琉璃厂的次数竟有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后来,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他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爱书的鲁迅来说,一有闲暇就去逛旧书自然是最为惬意的事情,但这也给鲁迅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约二三百元,每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去买书。“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赠五分之一矣。”

尽管买书花去了很多钱,但鲁迅每次去琉璃厂,心情大抵是非常愉悦的: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前后,他还会在周边的一些商店里稍作停留,比如到青云阁喝茶,在那里买一些牙粉、饼干、鞋袜等物;有时,还会去西升平浴池或东升平浴池去洗澡或理发。

钟爱琉璃厂旧书肆的文人,不止鲁迅一人,在《鲁迅日记》里就记载了鲁迅多次在琉璃厂遇见熟人的情况,如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当年2月8日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在这条街上,胡适、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钱穆、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都留下过身影。

民国时期,琉璃厂书肆囊括书籍之多,吸引文人学者之众,是其他图书市场难以企及的。鲁迅称琉璃厂书肆为“开架的图书馆”;唐鲁孙评价琉璃厂“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的还多还齐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京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与鲁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厂相比,朱自清逛琉璃厂的次数就相对少很多,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购书的经历也颇为独特。朱自清在《买书》一文中提到了他在北京逛旧书摊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他对佛学类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时,佛学类的书籍都在卧佛寺街的鹫峰寺,一个秋日的下午,他一个人去了鹫峰寺,买回不少心仪的书籍。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那会,他又去了琉璃厂,在华洋书庄,他看见了一本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14元。可是14元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朱自清来说,也不容易凑齐。最后,朱自清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拿着结婚时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当了14元,买下了那本字典。朱自清本来是想着将来赎出来就是了,结果后来朱自清便离开了北京,因此,那件大氅一直没有赎出来,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时还常常感到遗憾。

阔别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的朱自清仍然恋恋不忘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一本《伦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加上一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自清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开市半个月的厂甸庙会也给其他文人带来意外惊喜,因为这段时期,不仅是琉璃厂的书肆,其他地方的书商都会来这里摆书摊,有大量廉价的旧书出现。鲁迅1923年正月初六以1角钱购得《明僮合录》;周作人以3角钱购得《拟禽言》,“看了中意,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1926年刘半农在地摊上购得《何典》,兴奋不已,很快将其整理出版;吴晗在买来的《碧血录》后这样题跋:“在厂甸巡礼……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隆福寺

钱穆打电话让书商送书

清末,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多起来。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获得很大发展,有30多家贩书的专营店。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但隆福寺又与琉璃厂不一样。隆福寺地处清末时的皇城周围,清末庚子之变之后没几年又是辛亥革命,时局纷乱,很多旗人贵族将收藏的好东西拿出去变卖。清末民初,各种善本,甚至皇家的藏书,都能在隆福寺的小书摊上看到。

如今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说法是,著名的《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隆福寺一带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于1933年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的,当时花了八枚银币。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此书最古刻本)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刻本皆八十回)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钱穆买旧书的方式“颇为霸气”,他曾这些记载:“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也就是说,一旦有他有想要的书,便从隆福寺和琉璃厂两个地方中分别挑一家旧书店打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直到找到这本书后,让书店派车把书送到他家。当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不过,在买旧书的时候,钱穆有个原则,只买廉价书,凡宋元版高价书,他一概不要。尽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许多珍本孤籍。如顾祖禹《读史防舆纪要》之嘉庆刻本。

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

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曾写有文章,记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隆福寺逛旧书店的情形。清代以来,隆福寺那里也是书肆云集,当他去时,就只剩下一家旧书店了。不过,那天他还是有收获,一下子就看中了钱基博(钱锺书父亲)的《版本通义》,因为钱基博的不少书籍如《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已经重印,而在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通义》未见再版,陈平原便买了一本。陈平原还买了一本著名文学史家季镇淮的《司马迁》(1955年初版,1979年修订出版),因为当时那本书早已售罄,没想到,居然在旧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而季镇淮正好是他妻子的研究生导师,他便买下《司马迁》以作纪念。

东安市场

萧乾与书商“斗智斗勇”

北京旧日书业的另外两大重镇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对老北京售书处所做了划分。“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级的又有区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转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了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戏剧大家吴祖光写有《东安市场怀旧记》一文,里面说:“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似乎取代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作家唐挚(即唐达成)《逛旧书摊》中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旧书摊的故事。他写道,那时,北京旧书摊不少,但最集中的却是在东安市场(之后有段时间成为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里面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初次进去的人,甚至会转来转去地找不到出口。”

东安市场里不仅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周围还是各种各样的旧书摊,成排成行古今中外的旧书,任顾客随意挑选购买。当时的唐挚在《文艺报》工作,他发现,《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中,爱逛旧书摊的人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一个。星期天,唐挚有时会在东安市场里遇见侯金镜,这时,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有一次,唐挚到侯金镜家闲谈,侯金镜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是1933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的名著《死水》,这本书是侯金镜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看到这本书时,侯金镜家里有了一本,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本买了下来。

侯金镜对唐挚说,如果唐挚家里没有这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唐挚。唐挚喜出望外。后来,唐挚也一直把那本书珍藏在书柜中。

著名作家萧乾同样对东安市场颇为怀念。在东安市场被取消后,还特意写文章回忆当时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片段。萧乾写道,在东安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现萧乾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大大抬高价码。萧乾发现后,再去买书时,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书商一一开价。等他报了价码之后,萧乾才说出自己真正想买的那本。这种方法初试很灵,后来书商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

唐弢在《书林纪事》中提到,东安市场还会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由书商先送书至家,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以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在文中,唐弢讲述了一个叫王玉川的人,他1949年之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想要什么新书,有时不是他份内的事,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千方百计为别人代买。

这也与吴祖光的记忆相印证,“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

在以上大的书铺中,最为可惜的是西单商场里的书铺。如今的西单商场是一派繁华的景象,而在民国期间,这里书店竟有40家之多。那时,因为西单商场附近有很多中学和大学,如中国大学、平大法商学院、平大工学院、北平市立师范、志成中学、师大附属女校等,这里书店的经营特点是教科书和文艺图书。然而1937年春天的一场大火,使商场付之一炬,“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南迁,学生流失,西单商场书业陷入困顿。

街边小摊

除了比较集中的场地,更多的是那些不知名的小书摊。这也更加受文人的青睐。张中行对小书摊情有独钟。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就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散布在各热闹处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大街、安定门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

鲁迅兄弟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等,都是张中行从这类地方买到的。

除了逛琉璃厂旧书店,鲁迅还喜欢逛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在小市的地摊上,鲁迅还买到了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等,甚至还在小市买到了《太平广记》的残本。

钱穆作《先秦诸子系年》,便从小摊上多有所获。一次,他向胡适借阅所藏潘用微《求仁录》孤本,胡适让他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间屋去取书,当着他的面打开保险柜,钱穆当即理解了胡适不便明言的的深意:以此显示该书珍贵。后来,钱穆住在南池子时,一天傍晚,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个小书摊,竟意外发现此书,仅以数毛钱购得。这岂不让同样嗜书如命的胡适大跌眼镜!

他趣

阿英找施蛰存借钱买书

当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留下了佳话。

抗战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等地旧书店非常集中。而且这些书店有西文书店,有中文书店,还有古书店,各有各的特色。施蛰存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去这些旧书店逛逛。

经常遇见的就是郑西谛,有一天,他在一家叫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到一部《秋风三叠》(明末清初来集之创作的杂剧)。这时恰好郑西谛进来,他看了看施蛰存手中的这本书,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施蛰存看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便把书给了郑西谛。

因为,当时在他们看来,郑西谛属于财力雄厚的人。而且即使不让郑西谛买,施蛰存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除了书店,城隍庙里桥上还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常常碰见阿英。有一次,施蛰存刚走到桥上,只见阿英已经在站在那里了,一眼看到施蛰存,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原来,阿英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要价5元,阿英还价3元,老板不干,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里只有3元。施蛰存借给了阿英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让阿英做车钱。这些书有《国粹学报》、《新小说》,甚至还有弹词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和期刊。

郑西谛搜罗古代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许多通俗文学著作。

汪曾祺《旧书摊》中记载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

当时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齐一点的书都收,而且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卖,当时就能付钱。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断顿,断顿之后就“日高不起,拥被坠卧”,他的好友朱德熙看他快到11点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朱德熙便拿来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两人到文明街,卖了字典,卖的钱两人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小酒。

当时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汪曾祺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里,《辞源》的收价比原价还要高,而街道拐角的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这个同学以原价买,转身就高价卖给旧书店。这位同学做了好几次“搬运工”。不过,汪曾祺也买过不少旧书。因为他不是藏书的人,对于旧书的版本并不太注重,只要内容自己喜欢就买。汪曾祺后来到上海后,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影印本(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因为汪曾祺自己对董解元版的西厢记非常钟爱,再加上汤显祖的批语非常精彩,尽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买了下来,视同珍宝。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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