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宝君

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城，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民国之后，随着新思想的涌入以及社会的变化，大量古旧书籍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因此，逛旧书摊淘旧书，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之一，其中不少人还将此记录了下来。如今，透过文字，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淘”到至宝后的喜悦。

琉璃厂

说起旧时北京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集散地，熟悉北京的人会提到“东西两场、南北两街”：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琉璃厂街、隆福寺街。旧时，北京达官贵人多，文人多，又有各地来京赶考的举子，读书氛围浓厚，图书市场也非常火爆，在一些胡同和街道附近，也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书摊。而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达，收售旧书是这些书摊的重要业务。因此，北京城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图书网点留下了众多文人的身影。

为何文人爱逛书摊？著名学者张中行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多次流连于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大小书摊，他这样解释逛旧书乐趣之所在：“一位老前辈，是著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习惯纸烟之难于戒除。”

在这些“图书集散地”中，名头最大的自然要数琉璃厂街。清代时期，这里成为古旧书籍交易的最为重要的场所。民国时期，尽管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以及近代书籍出版的广泛发展，但文人们在琉璃厂“淘书”的乐趣却长盛不衰。在这些文人中，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琉璃厂的故事。

1911年，鲁迅还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就对琉璃厂非常向往。他在当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许寿裳，特意打听：“北京琉璃厂书肆有异书不？”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

《鲁迅日记》记载了到达当日的情景：“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漫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山会邑馆就是绍兴会馆，后来，鲁迅便在绍兴会馆度过了七年的时间（1912年——1919年）。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离琉璃厂不远，这为鲁迅逛琉璃厂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经常是散步就去琉璃厂。刚刚到北京的五月，鲁迅便多次去琉璃厂。“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

鲁迅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去过琉璃厂的次数竟有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后来，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他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爱书的鲁迅来说，一有闲暇就去逛旧书自然是最为惬意的事情，但这也给鲁迅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约二三百元，每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去买书。“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赠五分之一矣。”

尽管买书花去了很多钱，但鲁迅每次去琉璃厂，心情大抵是非常愉悦的：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前后，他还会在周边的一些商店里稍作停留，比如到青云阁喝茶，在那里买一些牙粉、饼干、鞋袜等物；有时，还会去西升平浴池或东升平浴池去洗澡或理发。

钟爱琉璃厂旧书肆的文人，不止鲁迅一人，在《鲁迅日记》里就记载了鲁迅多次在琉璃厂遇见熟人的情况，如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当年2月8日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在这条街上，胡适、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钱穆、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都留下过身影。

民国时期，琉璃厂书肆囊括书籍之多，吸引文人学者之众，是其他图书市场难以企及的。鲁迅称琉璃厂书肆为“开架的图书馆”；唐鲁孙评价琉璃厂“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的还多还齐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京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与鲁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厂相比，朱自清逛琉璃厂的次数就相对少很多，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购书的经历也颇为独特。朱自清在《买书》一文中提到了他在北京逛旧书摊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他对佛学类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时，佛学类的书籍都在卧佛寺街的鹫峰寺，一个秋日的下午，他一个人去了鹫峰寺，买回不少心仪的书籍。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那会，他又去了琉璃厂，在华洋书庄，他看见了一本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14元。可是14元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朱自清来说，也不容易凑齐。最后，朱自清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拿着结婚时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当了14元，买下了那本字典。朱自清本来是想着将来赎出来就是了，结果后来朱自清便离开了北京，因此，那件大氅一直没有赎出来，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时还常常感到遗憾。

阔别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的朱自清仍然恋恋不忘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一本《伦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加上一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自清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开市半个月的厂甸庙会也给其他文人带来意外惊喜，因为这段时期，不仅是琉璃厂的书肆，其他地方的书商都会来这里摆书摊，有大量廉价的旧书出现。鲁迅1923年正月初六以1角钱购得《明僮合录》；周作人以3角钱购得《拟禽言》，“看了中意，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1926年刘半农在地摊上购得《何典》，兴奋不已，很快将其整理出版；吴晗在买来的《碧血录》后这样题跋：“在厂甸巡礼……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隆福寺

钱穆打电话让书商送书

清末，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多起来。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获得很大发展，有30多家贩书的专营店。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但隆福寺又与琉璃厂不一样。隆福寺地处清末时的皇城周围，清末庚子之变之后没几年又是辛亥革命，时局纷乱，很多旗人贵族将收藏的好东西拿出去变卖。清末民初，各种善本，甚至皇家的藏书，都能在隆福寺的小书摊上看到。

如今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说法是，著名的《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隆福寺一带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于1933年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的，当时花了八枚银币。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此书最古刻本)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刻本皆八十回)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钱穆买旧书的方式“颇为霸气”，他曾这些记载：“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也就是说，一旦有他有想要的书，便从隆福寺和琉璃厂两个地方中分别挑一家旧书店打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直到找到这本书后，让书店派车把书送到他家。当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不过，在买旧书的时候，钱穆有个原则，只买廉价书，凡宋元版高价书，他一概不要。尽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许多珍本孤籍。如顾祖禹《读史防舆纪要》之嘉庆刻本。

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

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曾写有文章，记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隆福寺逛旧书店的情形。清代以来，隆福寺那里也是书肆云集，当他去时，就只剩下一家旧书店了。不过，那天他还是有收获，一下子就看中了钱基博（钱锺书父亲）的《版本通义》，因为钱基博的不少书籍如《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已经重印，而在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通义》未见再版，陈平原便买了一本。陈平原还买了一本著名文学史家季镇淮的《司马迁》（1955年初版，1979年修订出版），因为当时那本书早已售罄，没想到，居然在旧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而季镇淮正好是他妻子的研究生导师，他便买下《司马迁》以作纪念。

东安市场

萧乾与书商“斗智斗勇”

北京旧日书业的另外两大重镇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对老北京售书处所做了划分。“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级的又有区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转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了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戏剧大家吴祖光写有《东安市场怀旧记》一文，里面说：“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似乎取代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作家唐挚（即唐达成）《逛旧书摊》中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旧书摊的故事。他写道，那时，北京旧书摊不少，但最集中的却是在东安市场（之后有段时间成为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里面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初次进去的人，甚至会转来转去地找不到出口。”

东安市场里不仅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周围还是各种各样的旧书摊，成排成行古今中外的旧书，任顾客随意挑选购买。当时的唐挚在《文艺报》工作，他发现，《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中，爱逛旧书摊的人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一个。星期天，唐挚有时会在东安市场里遇见侯金镜，这时，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有一次，唐挚到侯金镜家闲谈，侯金镜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是1933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的名著《死水》，这本书是侯金镜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看到这本书时，侯金镜家里有了一本，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本买了下来。

侯金镜对唐挚说，如果唐挚家里没有这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唐挚。唐挚喜出望外。后来，唐挚也一直把那本书珍藏在书柜中。

著名作家萧乾同样对东安市场颇为怀念。在东安市场被取消后，还特意写文章回忆当时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片段。萧乾写道，在东安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现萧乾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大大抬高价码。萧乾发现后，再去买书时，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书商一一开价。等他报了价码之后，萧乾才说出自己真正想买的那本。这种方法初试很灵，后来书商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

唐弢在《书林纪事》中提到，东安市场还会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由书商先送书至家，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以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在文中，唐弢讲述了一个叫王玉川的人，他1949年之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想要什么新书，有时不是他份内的事，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千方百计为别人代买。

这也与吴祖光的记忆相印证，“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

在以上大的书铺中，最为可惜的是西单商场里的书铺。如今的西单商场是一派繁华的景象，而在民国期间，这里书店竟有40家之多。那时，因为西单商场附近有很多中学和大学，如中国大学、平大法商学院、平大工学院、北平市立师范、志成中学、师大附属女校等，这里书店的经营特点是教科书和文艺图书。然而1937年春天的一场大火，使商场付之一炬，“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南迁，学生流失，西单商场书业陷入困顿。

街边小摊

除了比较集中的场地，更多的是那些不知名的小书摊。这也更加受文人的青睐。张中行对小书摊情有独钟。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就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散布在各热闹处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大街、安定门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

鲁迅兄弟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等，都是张中行从这类地方买到的。

除了逛琉璃厂旧书店，鲁迅还喜欢逛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在小市的地摊上，鲁迅还买到了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等，甚至还在小市买到了《太平广记》的残本。

钱穆作《先秦诸子系年》，便从小摊上多有所获。一次，他向胡适借阅所藏潘用微《求仁录》孤本，胡适让他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间屋去取书，当着他的面打开保险柜，钱穆当即理解了胡适不便明言的的深意：以此显示该书珍贵。后来，钱穆住在南池子时，一天傍晚，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个小书摊，竟意外发现此书，仅以数毛钱购得。这岂不让同样嗜书如命的胡适大跌眼镜！

他趣

阿英找施蛰存借钱买书

当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留下了佳话。

抗战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等地旧书店非常集中。而且这些书店有西文书店，有中文书店，还有古书店，各有各的特色。施蛰存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去这些旧书店逛逛。

经常遇见的就是郑西谛，有一天，他在一家叫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到一部《秋风三叠》（明末清初来集之创作的杂剧）。这时恰好郑西谛进来，他看了看施蛰存手中的这本书，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施蛰存看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便把书给了郑西谛。

因为，当时在他们看来，郑西谛属于财力雄厚的人。而且即使不让郑西谛买，施蛰存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除了书店，城隍庙里桥上还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常常碰见阿英。有一次，施蛰存刚走到桥上，只见阿英已经在站在那里了，一眼看到施蛰存，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原来，阿英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要价5元，阿英还价3元，老板不干，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里只有3元。施蛰存借给了阿英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让阿英做车钱。这些书有《国粹学报》、《新小说》，甚至还有弹词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和期刊。

郑西谛搜罗古代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许多通俗文学著作。

汪曾祺《旧书摊》中记载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

当时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齐一点的书都收，而且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卖，当时就能付钱。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断顿，断顿之后就“日高不起，拥被坠卧”，他的好友朱德熙看他快到11点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朱德熙便拿来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两人到文明街，卖了字典，卖的钱两人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小酒。

当时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汪曾祺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里，《辞源》的收价比原价还要高，而街道拐角的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这个同学以原价买，转身就高价卖给旧书店。这位同学做了好几次“搬运工”。不过，汪曾祺也买过不少旧书。因为他不是藏书的人，对于旧书的版本并不太注重，只要内容自己喜欢就买。汪曾祺后来到上海后，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影印本（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因为汪曾祺自己对董解元版的西厢记非常钟爱，再加上汤显祖的批语非常精彩，尽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买了下来，视同珍宝。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