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王海欣 摄

要说我和中国书店的故事，那真是太多也太长了。从十五岁到六十六岁，半个世纪了，我和中国书店的故事，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我十五六岁时，那是一个没有书读的年代。班里我们几个爱读书的同学，到处想方设法找书。当时，一个同学的父亲告诉我，和平门琉璃厂西街有一家中国书店，花几分钱就能买一份《中华活页文选》——究竟花了几分钱，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记得有一次买的《中华活页文选》，选的是《鸿门宴》。那是我第一次读古文，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好在有父亲，父亲虽学历不高，但他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在他的耐心辅导下，我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很快我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史记》中的一个片段，篇中的人物活灵活现，被描写得那么生动、形象。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阅读古文，也与中国书店结了缘。

“文革”结束后，新华书店多了起来，但我仍钟爱于中国书店。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有0.01的残余视力，由于当时还没有实行开架售书，只有在中国书店，我才可以在架子上自由地选书。见我选书那么费劲，总会有书店的工作人员走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我：“用我帮忙吗？您把书名告诉我，我帮您找吧。”我也总是友好地说声“谢谢”，再低头认真地找下去——并不是不愿意麻烦人家，只是说不出要找的书刊名来。就这样无目地翻找着，在中国书店里，我还真的找到了不少我渴望读的书刊，如“文革”前出版的《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的前身《说说唱唱》，以及当年黄秋耘供职的《文艺学习》。

改革开放后，文艺的春天真正来临了。我在一家街道小厂上了班，每月有了一点收入。从那个时候起，我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文学创作之路。中国书店我去得更勤，几乎每个星期必去一次。1979年6月，我意外地买到了丁玲先生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几个月之后，我听说丁玲、陈明夫妇从黑龙江回到了北京。在冰心先生的引荐下，我在丁玲先生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采访了这位著名的女作家。见到丁老，我首先把几个月前买的书拿出来，想请她签名留念。先生看到了我手中的书，一下子高兴起来：“这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最早的一个版本，大连一家书店出版的，连我自己手头都没有了。”她还兴奋地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明年要重新出版这本书。”见她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我便主动提出把这本书送给她。她又一次高兴起来，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说等书印出来以后，一定签名送我一本。就因为这本书，我和丁老成了忘年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市里的一家报社供职。因为需要大量的文字和历史资料，因此我跑中国书店更勤了，最少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逛得最多的是灯市口店，另外还有像琉璃厂店、中关村店、新街口店、西单横二条店，几乎把中国书店的多个门市部都跑遍了。书店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不认识我的，因为我看书的姿势太特别了，很容易给店里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一家门店转上四五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空手而归，有时也能买上一两本心仪的书。中国书店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永远吸引着我。它是我的知识加油站、精神家园、心灵的依托。它让我从一个有视力残疾的业余作者，成长为了一位从文化宫走出来的工人作家。当我的旧书也摆上了中国书店的书架，我感到多么欣慰呀！

中国书店除了书籍吸引我以外，工作人员也用他们的爱心，温暖了我的心。在中关村店，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一个工作人员把他的私人雨伞借给了我；在灯市口店，忘带手机的时候，工作人员总是亲切地让我使用电话；在琉璃厂店，他们帮我把遗失的书包收好；在新街口店，我犯低血糖时，有工作人员塞在我手里的饼干……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看不清他们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用爱温暖了我。

这几年，书价涨得太快，就连周周去书店的我，也有连连叫苦的时候。前不久，灯市口店推出了惠民之举，有了五元一本降价书的专台，新街口店也推出了十元三本的降价书。在那些降价书堆里，还真有我需要的书。我从内心里感谢中国书店，感谢他们的惠民之举。

我今年六十六岁，已经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了大把大把用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以后，我依然会经常往中国书店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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