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

那年月，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还没实现“三通”（通邮、通航、通讯），从北京打往台港澳三地的电话一年超过500万次，可每次都要经日本、美国等地转接，先不说等待时间忒长，关键是大多还接不通。每逢佳节倍思亲呀，《北京晚报》能不能帮他们圆了这个梦？

当时，全国唯一的台港澳新闻版设在我们专刊部，大家集思广益，竟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93年1月22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年夜饭后，我们组织一些北京家庭与台港澳地区的亲人免费通话，来一次同胞电话大拜年。这个创意得到了报社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倒退二三十年，北京城里很少人有住宅电话，想打个国内长途只能到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电报大楼是北京电信管理局的下属单位，我们就去找电信局的宣传干部仪兆功，他是《北京晚报》的通讯员。老仪是个热心的山东汉子，了解情况后连说了几声“好事，好事！”于是，他带着我们找了局长找处长，挨着个部门反复沟通，最终达成了合作意向。

组织多少个家庭参加拜年活动好呢？一落实才知道困难太多了：电报大楼就那么几间隔音室，同时通话地方不够；设备也相对落后，集中通话很容易超负载出故障……怎么办？善于“外交”的晚报同事洪虹施展了浑身解数，联络到台资企业欧蒂康公司和广东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无偿提供了活动所需的各种设备。电信局也不含糊，不仅对电报大楼进行了技术设备升级改造，还增加了一批隔音室，培训了一批接线员，基本上能保证除夕夜100个家庭集中通话。加上能有200个家庭用住宅电话，准备就绪，我们在1993年1月9日的《北京晚报》头版发布消息：将组织300个家庭除夕夜免费与台港澳地区的亲人通话拜年3分钟，自第二天上午10时起开始报名。

数九寒天的北京城，气温在零下10度以下，加上刚刚下过大雪，道路结冰湿滑。我们早上8点前来到报名点，万万没想到，从凌晨4点起，就有人来这里排队了。数一数那长长的队伍，已经超过300人了，后面还有人陆续赶来。人群中，有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也有互相搀扶的白发夫妻；有身怀六甲的孕妇，也有从大兴、通县、清河、长辛店远道赶来的。他们要么是踏雪走来，要么是骑自行车，要么是坐夜班公交，要么是打“面的”，见了我们，一个个问的都是“我有希望吗？”我们马上与电信局领导紧急协商，决定增加200个名额。报名队伍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筹备组的同志们认真为每个家庭填写表格，竟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著名艺术家魏喜奎……

报名结束，基本满足要求：有住宅电话的350个家庭由接线员联络在家中通话，另外150个家庭，每户3人，晚8点开始到电报大楼通话。

大年三十儿，夜幕降临，合家欢聚。北京电报大楼彩灯高挂，热闹非常。

在21号隔音室里，段金声老人那握着听筒的手微微颤抖：“金铭，咱们兄弟俩48年没见了，48年啊，我才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全家向你们拜年啦。”听筒里也响起远在台湾的弟弟一家拜年的问候。盼望已久的高兴时刻，大家却都泣不成声。

通话时间只有短短的3分钟，为了充分利用这宝贵的分分秒秒，75岁的安慧贤老人准备了讲稿，女儿提醒她抓紧时间，她却胸有成竹：“我在家看着表练过好多次了！”

当晚8点30分，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来到电报大楼，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及工作人员拜年，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您好，这是从北京打来的3分钟免费拜年电话，请接听。”“您好，台北电话已接通，请讲”。随着115台话务小姐亲切的话语，地图上标定的距离被迅速拉近，在集中通话的同时，350个装有住宅电话的家庭也与台港澳地区的亲人开始了拜年通话。

这一晚，我们专刊部的所有人都在紧张忙碌着。我和洪虹、郭晋丽在电报大楼，刘霆昭、黄天祥、王达人、文凡则分别采访通话的家庭，大家23点赶回报社汇总稿件，由我和洪虹串写成一篇通讯《同胞电话大拜年》，作为大年初一见报的第80期《台港澳之窗》。当我们排版、三校、签完付印样后，东方已经发白了。

来源：北京晚报 宫异娟（作者曾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