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张恨水自24岁入京，除抗战期间离京赴渝，他的人生有半数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建功立业，直到终老于此，对北京可谓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这里固然有他的事业，有他的读者，但不可否认，北京的文化气韵吸引着他，即使远离北京，住在重庆南温泉那些年，魂牵梦绕的还是北京的花草、胡同的叫卖声，或厂甸的书画、北海的景致。这期间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和《两都赋》，以及小说《巴山夜雨》，都融入了他对北京深深的思念。张恨水是个颇有才情的外省青年，一直向往着名士才人优雅的闲情逸致，而不新不旧的北京恰与他所自称的“不新又不旧” 相契合。只有北京，才给了他尽情享受文人雅趣的机会和条件。难怪这里让他流连忘返，乐不思“皖”。

且看他的雅趣——

一

皮黄乡里嗜犹深

初到北京之时，他还是一介贫寒的书生，那时他住会馆，每月只需十元钱，房饭两项便安排妥当。闲暇之余，如果尚有余裕，他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初，有两件事是他最感兴趣的，一是听戏，一是读书。旅京不久，他就曾有过一次“豪举”。多年后，他回忆：“一天我在交过房、饭费后，只剩下一元现大洋了，这一块钱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

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京剧就发源于此，著名的二簧腔就是从这里流行的吹腔、拨子演化而成的；所以称作二簧，是因为演奏时需用两把唢呐而得名。他曾提起：“昔有观潜山风水者，谓该县出三十六把黄龙伞。但龙气不足，将流于假。于是至清中叶，业伶者群起。戏台上故多帝王，潜山之黄龙伞，遂尽走上戏台。”这固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据旧京潜山人调查，昔四大徽班北上，伶人十之八九为安徽籍，潜山人尤多”。譬如，号称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程长庚，以及后继者杨月楼，都是潜山人氏。张恨水为此而颇感到有些自豪：“愚尝有一闲章，文曰程大老板同乡。” 他既这么说，无非是想表达，与程大老板同乡是可以标榜的。由此可见，他的迷恋京剧，可谓渊源有自，不是没有来历的。

然而，看戏是要花钱的，虽说那时的他，一人独“漂”北京，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除以半数汇家供甘旨外，而衣食所需，绰有余裕”。 即便如此，要是由着他的性儿看戏，怕也难以尽欢。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看“蹭戏”。当初他借住的歙县会馆，对面即江西会馆，那些宦囊既饱，无所事事的士大夫，偶值喜庆，必在此举办堂会。张恨水觉得，这是看“蹭戏”的最佳时机，“故江西会馆有堂会，予必作不速之客”。不过他说，千万不要“贸然而往。大抵夜间十一二钟，酒宴早罢，贺客暂稀，于是峨冠博服，从车马中从容步入。门禁（大概为步军统领所辖之游缉队）者目逆而送之，以为客也，漫不过问。及入戏场，则豪竹哀丝，好戏方登场。主人间而觉者，明知为知音之客，亦安之若素焉”。

当然，值得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他很明白：“人生有一种嗜好，要多花一些钱，也要多耗一些精神。” 所以，为了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他曾经“大破悭囊”，花十块大洋而一看再看。“虽然还是做了两回二等看客，已觉是尽力而为”，即便如此，他仍然表示：“若有相当的机会，我还可以花五块钱”。他对北京伶界每年的窝窝头会,也很推崇，因为届时可以欣赏平常不易见到的名伶合作之戏。他记得有一年：“全部群英会，则裘桂仙饰孙权，程继仙、姜妙香合演周瑜，郝寿臣饰黄盖，萧长华饰蒋干，侯喜瑞饰曹操，马连良饰孔明（本鲁肃为重，兼祭东风，则孔明不弱矣），谭富英饰鲁肃。” 这样的演员阵容，若在平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是大约“民国十年（1921）前，头等池座，仅售五元耳”。

张恨水对京剧的痴迷，还表现在他很用心地学习戏曲知识，虚心求教，随时探讨和研究。他说：“不才虽不懂戏而酷嗜皮黄。因是工作之余，在十二点钟附近，必有一度戏学之讨论。议论风生，每不知东方之将白。” 身边的同事，或为老戏迷，或为名票友，或熟于坤伶掌故的，都是他的老师。他写了很多谈论戏曲的文章，常在《明珠》、《夜光》两副刊上发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谈到《旧剧中的琴与箫》，就认为，剧中该用古琴的地方而用三弦或月琴，或该吹箫时以笛声代替，都是不够严谨的。他以《空城计》和《浣纱记》为例，前者诸葛亮在城楼弹琴的时候，场面上用的却是三弦或月琴。古琴发音“非常之俭朴与清缓”，而三弦或月琴，“音调非常地急促与繁复，和琴韵恰好成反比。有些没听过琴的人，以为琴音就是如此，岂不大谬”？后者伍子胥上场，手里拿的是一管洞箫，而“吹的时候，场面上用笛子代，也是很急促的”，和婉转的箫声完全不同。“而且伍大夫当日吴市乞食所吹的箫，并不是现在的箫管，乃是排箫。排箫是许多竹管列成一排，捧着吹的”。

张恨水对于京剧中慢板的过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绝不赞成新文学家“废皮黄去胡琴”的主张，以为“令人笑破肚皮之事也”；但他认为，皮黄慢板的某些过门，“实属太长”，不妨加以改进。他以《四郎探母》坐宫一场为例：“杨延辉叫板后，一人静坐台上，等第一过门拉完，始唱杨延辉坐宫院。在此中间，不能做表情，又无其他角色可资陪衬，虽名伶亦不得不呆若木鸡，实无味也。”于是他建议：“愚以为胡琴过门，不过调和音节，及令歌者稍一换气，实无拖长之必要。” 至于旧剧的剧本，张恨水则更多指摘，比如《花田错》一剧，他 指出，花田会上，刘小姐指使丫环春兰向卞玑索买字画，卞玑当场挥笔写就，事情尚在常理之中。及至卞问何以为题，春兰答曰：就以我们小姐为题罢。他难以接受：“世岂有如此大胆丫环，让卖春联一流人物，当面题其小姐耶？”再看卞所题之诗：“三月里天气艳阳春，花田会上遇美人，桃红柳绿来相衬，燕语莺啼动人情。”这让一个精通诗艺的人近乎崩溃，他叹道：“妙哉诗乎，而有八字一句者。”而且当面调笑一位小姐，竟在人家的扇子上，大书曰遇美人，真“可谓第一号大胆拆白党”。他言道：“此时小姐有一分羞耻，当亦不忍受，而尚一字一字念之曰：好是好，就是没有落款。刘小姐，亦大不客气者矣。”而落款则更有讽刺意味：湖广湘乡甲午举人卞玑题。他笑问：“举人作出这等诗，这等诗尚能叫小姐动怜才之意，演出一本《花田错》，天下事岂非有真不可思议者乎？”

类似的指摘，他还曾挑剔《审头刺汤》中于情于理固不可通者；他比较梅兰芳与欧阳予倩的《黛玉葬花》，了然于二者各自的优劣；即使是最为他所推崇的《霸王别姬》，其中也有瑕不掩瑜之处。可以说，他对京剧，真是爱之深，责之切。有些话，可能得罪人，却不得不说。他直言：“旧剧词句不通，固吾人所憾者。” 因此，他极力主张改良旧剧，特意在报上开辟专栏，讨论旧剧如何改良。当时，经过改良的新编本戏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他注意到，其中有两种倾向，不能令人满意：“一种加许多新名词，令伶人向观众致训词，使人闻之浑身肤栗。一种则风花雪月，堆砌成篇，普通人闻之茫无所知，亦为不通之事。” 至于旧戏舞台布景，他也认为“非根本改造” 不能解决问题。他很欣赏梅兰芳的《俊袭人》，甚至称它为“旧戏里面”的“一种革命”，“虽不能十分完善，然而场面移至幕内，戏台上去了上下场门，不摔垫，不用饮场，场上不断人，这都是旧戏极不堪的事，而能免除了”。

有一天，他与编剧齐如山先生偶遇，便问道，既然《俊袭人》很有成绩，为什么不跟着编下去呢？齐如山先生回答：“很难。你要知道，角儿要露，他们场面上也要露露。我们这不过是一种试验，不是畹华，旁人还办不到呢（指场面通不过）。” 张恨水听了，“未免爽然若失，知道我们提倡的旧戏改良论，实在是件不容易实现的事”。

张恨水喜欢听戏、看戏、聊戏、评戏，却因为左嗓子，唱起来不搭调，轻易不唱戏。但如果有机会，他还是跃跃欲试，很想过一把戏瘾。

在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他至少有过三次登台“票”戏的经历。

第一次是民国二十年（1931），武汉大水，北平新闻界发起赈灾义演，地点在湖广会馆，张恨水在《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第二次发生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后，据左笑鸿讲，一位新闻界同仁为其母做寿，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邀了一台票友戏。朋友们发现，张恨水的大名赫然排在了戏单的中间位置，标明他将出演《乌龙院》中的张文远。《乌龙院》本是一出生旦并重的戏，若是老生名气大，就由饰演宋江的演员挂头牌，若是旦角名气大，就由扮演阎惜娇的演员挂头牌，总之没有丑角张文远挂头牌的道理。这回却是张恨水三个大字在中间，下面两行小字，分别是生、旦的名字。这固然表示主人对张恨水的敬重，却也破天荒地打破了梨园行的行规。据说，在一阵惊天动地的掌声中，张文远出场了，那几句“四平调”，竟是一句一个好，至于唱的什么，谁都没听清楚，全都淹没在掌声和叫好声中了。这场演出还有两个插曲值得再记一笔。一个是生旦临场“抓哏”，当宋江说出张文远的名字时，旦角故意说：“张心远是谁呀？”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是新闻界同仁都知道的，这一改，博得观众一笑。演宋江的票友心领神会，答道：“乃是我的徒弟。”旦角又问：“我听说你的徒弟是有名的小说家，你怎么没名啊？”这一问有些唐突，台下观众都很紧张，不知宋江怎么回答。没想到这位老生回答得很机敏，他说：“有道是，有状元徒弟无状元师傅啊！”于是引来哄堂大笑，成了第二天报纸的大字新闻。

再一个纯属恶作剧。因张恨水在台上一直一瘸一拐的，戏演完了，左笑鸿问他什么原因。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过了几天，左笑鸿又提起此事，张恨水有些无奈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因为不懂后台规矩，有人恶作剧，在我的靴子里放了一颗图钉！”最后一次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北平新闻界庆祝“九一”记者节，张恨水参演《法门寺》，为其中四大龙套之一，另外三个则分别由中央社北平分社主任丁履进、华北日报社社长张明炜和北平日报社社长季廼时扮演。因张恨水当时是新民报北平分社社长，便有四大社长出演四大龙套的说法；又因其他三位都是近视，都戴眼镜，张恨水虽然平时不戴眼镜，这时为了求得一致，也找了一副眼镜戴上，又有了“眼镜龙套”的称呼，引得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

二

闲来无事好读书

在张恨水的生活中，戏就像盐，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书，则如空气和阳光，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张恨水的笔下有一位杨杏园，即《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书中写他是个手不释卷的人，常常随手拿起一本书，便读起来。杨杏园就是张恨水以自己为原型的创造，这样的情景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大病初愈，在床上躺了几天，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便拧着电灯，看了一段《儿女英雄传》，竟不觉得乏。另有一处则多了些诗意，他写道，胡同里，卖菊花的，一阵阵吆喝着刚刚过去，“只这一些儿点缀，我们便觉得秋深了。这个日子，拿着一本《陶靖节集》，坐在窗下看。案上陈列几盆新菊，十分助人的诗兴，所谓春秋多佳日，也足以让人快乐了”。

这种读书之乐，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能随意享受的，却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有人集一古诗联，“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他很欣赏，坦言：“此种旨趣，殊不合于现代人生观。然而吾人真有此种境界，岂非大幸之事。” 很显然，读书这件事，被他审美化，雅化了。他曾作《读书百宜录》，表达一个“善读书者”的主张，试举几例：

秋窗日午，小院无人，抱膝独坐，聊嫌枯寂，宜读《庄子·秋水篇》。

菊花满前，案有旨酒，开怀爽饮，了无尘念，宜读陶渊明诗。

黄昏落日，负手庭除，得此余暇，绮怀万动，宜读花间诸集。

大雪漫天，炉灯小坐，人缩如猬，豪气欲消，宜读《水浒传》林冲走雪一篇。

偶然失意，颇感懊恼，徘徊斗室，若有所悟，即宜拂几焚香，静坐稍息徐读《楞严经》。

银灯灿烂，画阁春暖，细君含睇，穿针夜话，宜高声朗诵，为伊读《西厢记》。

月明如画，清霜行天，秋夜迢迢，良多客感，宜读盛唐诸子一唱三咏之诗。

蔷薇架下，蜂蝶乱飞，正在青春，谁能不醉，宜细读《红楼梦》。

冗于琐务，数日不暇，摆脱归来，俗尘满襟，宜读《史记·项羽本纪》及《游侠列传》。

淡日临窗，茶烟绕案，瓶花未谢尚有余香，宜读六朝小品。

不必多举，仅此数例，已将张恨水的情趣、雅好、品性、人生态度，表露无遗。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晚明世风的影子，他所追求的，正是晚明文人所营造的洒脱、闲适、自然造化的气息与人的心境、心意相互映衬的境界。读书是读书人的本分，是其安身立命的所在，对张恨水来说，也许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调剂枯寂的生活，给平淡的日子增加些乐趣，心灵上也能得到陶冶和净化，并使得精神有所寄托。这就是说，在读书这件事上，张恨水始终是以消遣的、闲适的态度对待之，全凭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既不想读书做官求功名，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北京的得天独厚之处，恰是古典文化的叶茂根深。仅就旧书业而言，众多的书摊、书肆，几乎就是北京人的公共图书馆。张恨水就曾多次忆及在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搜求旧书的情景。他写道：每年新春佳节，厂甸都是“都人士女一大游乐场”，而“好搜罗断简残篇之文人”，也“可趁此群书陈列之时，得从容掘发不易得之秘本”。 届时，厂甸的旧书摊之多，南自琉璃厂，北迄当年的国立师范大学，在近千米的路上依次排开，供人挑选，如果挨摊仔细浏览，不遗一摊的话，至少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这些书摊之旁自然少不了张恨水的身影，他曾作《北京旧书铺》一文表示，在“佣书之余，辄好涉足书摊，以搜索断简残篇为乐”。又说，“予每届春节，必在此处有数度之徘徊”。

流连于书摊、书铺之间的张恨水，并非无目的地闲逛，他说：“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类的东西，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的和尚，发了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种书，不是在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搜罗到材料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那些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我就得去多转旧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钱在身上，东西南北城，四处去找破旧书店。北京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肯下功夫，总不会白费力的。所以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我在宣武门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字样，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简直是一宝了。” 经过十数年多方搜求，他的藏书，据说已积累到万余册，可惜，抗战爆发后，几经迁徙，藏书大部散佚，加上他的兴奋点也已转移，写作《中国小说史》的宏愿，终成泡影。

三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张恨水送给友人画作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

（原标题：张恨水居京雅趣）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