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翰

在古代能吃天鹅肉的要么是雕隼之类猛禽，要么是权贵富豪之辈。唐代以前人们把天鹅叫做“鹄”，《礼记》提到鹄鸟肋侧的肉太少太薄不堪食用，可见贵族主要吃的是肉多的鹅腿等部件。楚国贵族也讲究吃天鹅肉，《招魂》中宣扬的楚国宫廷美食就包括“鹄酸臇凫”，也就是醋烹天鹅肉，煲炖野鸭块。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还提到 “缘鹄饰玉”的传说，据说伊尹本来是个厨师，因为善于烹制天鹅羹、修缮玉鼎而被商王汤重用，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宰相。

天鹅肉对契丹等北方草原民族来说是珍馐美味，契丹皇帝春猎时候派出猎隼海东青打下第一只天鹅后会献祭给祖先，然后举办头鹅宴全体君臣欢饮为乐。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元朝宫廷太医勿思慧《饮膳正要》将天鹅肉列为禽品第一位，还比较了各种天鹅肉的味道优劣：“天鹅味甘性热，无毒，主补中益气。鹅有三四等，金头鹅为上，小金头鹅为次。有花鹅者，有一等鹅不能鸣者，飞则翎响，其肉微腥，皆不及金头鹅。”

有意思的是，天鹅肉在英国也一度属于皇家专享。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宴会上有烤天鹅肉这道大菜，还有一种吃法是把天鹅等各种鸟类掏空内脏后从大到小层层嵌套做成富有趣味性的菜品，吃的时候就像拆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剥开吃。据说十二世纪英国王室就宣称拥有所有开放水域中的疣鼻天鹅，1482年爱德华四世下发法令宣布泰晤士河及某些特定河段的疣鼻天鹅属于皇室，绑架和吃天鹅可被视为叛国罪。天鹅肉直到十九世纪末在英国都是合法的餐桌食物，后来才因为文化和饮食风气转变、动物保护等原因不再出现在餐桌上。

唐代之前人们把天鹅还叫做“鹄”、把大雁叫做“鸿”，《诗经》中就有写鹄、鸿的诗句。大雁、天鹅都是体型较大、翅膀和羽毛突出、飞得很高的鸟类，所以常常并举。战国以来文人常以这两种鸟类比喻贤人，因此诗文中常常可以见到。如《管子》中引用古诗“鸿鹄将将”，《吕氏春秋》以鸿鹄比喻具有德义的贤人和具有远大志向之人，到秦末靠出卖苦力的雇工陈胜更是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名言。

古人对它们习性的观察也很细致，似乎楚地的人对鹄格外熟悉，《庄子》有“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越鸡不能伏鹄卵”之说。《管子·戒》中记录了它们迁徙的习性，“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当然，也有错误的认识，比如张华《博物志》以为鸿、鹄可以活到千岁，这显然是因为鸟类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死亡，不为人所知而已，所以古人才把天鹅、大雁、鹤一类鸟类当作长寿的象征，如刘孝标《辨命论》中有“龟鹄千岁”的说法。

众所周知天鹅最常见的是白色的，也有一些黑天鹅，似乎并没有所谓“黄天鹅”，可战国以来诗文中常出现“黄鹄”，难免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如《楚辞·卜居》有“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作者自比于“黄鹄”这种高飞的大鸟，而把鸡、鸭子比喻为奸邪小人，旧传是贾谊所作的《惜誓》写“黄鹄之一举，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汉昭帝时有一只“黄鹄”飞到建章宫边的太液池，皇帝为此写了《黄鹄歌》称述：

黄鹄飞兮下建章，

羽肃肃兮行跄跄，

金为衣兮菊为裳。

在我看来，出现“黄鹄”一说可能是有三个原因：一是春秋战国人对鸿（大雁）、鹄（天鹅）并没有严格区分，于是用“黄鹄”指某种翅膀是灰黄色的大雁，为了与一般都是白色的鹄（白天鹅）区别，才特别强调是“黄鹄”；二是成年的天鹅毛色虽然是白色，可是幼天鹅在四五月之前的毛色是黄灰色的，或许可以称之为“黄鹄”；第三种可能是，战国时人写的原是“鸿鹄”，“鸿”和“黄”音近，人们误听误写为“黄鹄”，此后就沿袭下来。类似的，“鹄”与“鹤”因为形、音有类似之处，古代一些诗文流传时常常互相误听误写，导致同一篇诗文的不同抄本、印本有的写作“鹄”有的写作“鹤”。

武昌著名的“黄鹤楼”的来历就与此有关，《南齐书·州郡志》说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西侧临江有个“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也说夏口有黄鹄矶，附近的黄鹄山、黄鹄岸、黄鹄湾风景优美。东吴曾在这里修筑瞭望守戍的楼台，后来成了一处景点，南北朝隋唐时期神仙思想泛滥，鹤逐渐成了道家神仙之说的重要文化象征，比“鹄”更为流行，于是黄鹄矶上的楼台到初唐时期人编著的《粱书》《南史》中就成了“黄鹤楼”，到唐玄宗时代以后，“黄鹤楼”成了文人到夏口游赏的必经之地，孟浩然、王维等文人都曾写过有关的诗歌，喜欢神仙之说的李白更是在十多首诗中都提到黄鹤楼。

也是在唐代，李商隐的诗《镜槛》中首次用了“天鹅”这个名称，在唐诗中仅仅出现了这一次。到宋代“天鹅”这个名字才逐渐流行。也许天鹅这种叫法、对鹅毛的重视都和北方草原民族有关，如北宋文人赵抃曾在诗歌中写过他出使辽国时所见的风情是“我昔间关出使胡，新春沙漠未昭苏。海东青击天鹅落，鸭绿江边曾见无”。南宋文人姜夔听友人介绍了辽国契丹人狩猎的场景，还写作了《契丹歌》一诗描述“平沙软草天鹅肥，健儿千骑晓打围”的场景。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