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户力平

莲花盛开

明代时，由于长期未加疏浚，河道逐渐淤塞。明正统年间，重新开挖南护城河并筑坝蓄水，为防止雨季水溢泛滥，便在正阳桥东低洼处开通壕口，用来泄水。因壕口距崇文门外大通桥约3里，文明河自此时改称三里河。此后，随着岁月更迭，三里河踪迹全无，只留下“三里河”这个地名。眼下，由于三里河水系恢复工程的完工，600年前“水穿街巷”的美景终于得以重现……

明万历年间地图上的三里河

金代时三里河一带曾有老虎出没

关于前门三里河，《明史》上的记载是：“正统间修城壕，恐雨水多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在明万历年间的老地图上，这条小河由前门外东护城河濠口引出，向东南蜿蜒而下，经北深沟、南深沟、草厂九条、薛家湾，在南北桥湾与金口河旧渠相接，全长三里。据《北京三里河考》记载：金代三里河一带是中都城东郊，元代为大都城东南郊，湖泽众多，芦苇成片。《京师坊巷志稿》称：“元世祖于文明门（崇文门）外东五里立苇场，岁收苇百万以蓑城。”元代时三里河一带是城防物资（芦席、蓑草）的积存之地。当时大都城墙是土城，夏季城墙需要用芦席、蓑草覆盖防雨，于是在此设草厂（场），集中收储芦苇，以备汛期护城之用，由此便有了今天的芦草园、草厂等地名。

而此前的金代，三里河一带则是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地方。据《金史》记载，中都城东门阳春门外曾有猛虎出没，金章宗“驾出射获之”。辽金时期，西山一带时有虎豹出没，并下山至辽南京、金中都周边活动。金章宗有狩猎之好，常游猎于京畿。得知有虎豹出没于中都城周边时，很是兴奋，令人寻其踪，发现之后当即禀报，曾多次“射获之”。

《北京水利史》载：金代曾开凿金口河济于漕运，但因卢沟河（今永定河）水势汹涌并含有大量泥沙，开凿之后无法行船，且有洪水之患，不得已最终放弃。到了元至正二年（1342年），由于漕运不足，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和都水傅佐向朝廷建言重开金口河，取代通惠河行漕运之事。“其自通州南高丽庄（今通州区大高力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今石景山发电厂院内）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十五丈，放西山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今北运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新辟的这条河道，从大都丽正门（明代改称正阳门）前转向东南，流至十里河以南转向正东到高丽庄。这个建议得到中书右丞相脱脱的支持。“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析津志》的记载是“百工备举，至十月毕竣”。但开挖之后，因“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挖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由于引起很大民怨，御史弹劾建议开挖金口河的责任者。脱脱作为丞相极力推脱自己的责任，最终将建言此事的孛罗帖木儿和傅佐予以斩首，以平民愤，而金口河随之废弃。

明正统年间为“泄水”开凿三里河

重修三里河记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推移，原来的城壕便随之填塞。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下令修葺北京城池，除将九门城楼和四角角楼修建齐全外，还将护城河加深，两岸砌筑砖石护坡，并疏浚护城河。当时北京外城尚未修建，正阳门外还是郊野。

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京城“天雨连绵，宣武街西河决漫流，与街东河会合，二水泛溢，渰没民居”，翰林院侍讲刘球奏请于城外宣武桥西等处量作减水河，以泄河中诸水，使无壅滞。钦天监正皇甫仲和等则认为宣武门西旧有凉水河，其东城河南岸亦有旧沟（金口河故道），皆可疏通，以泄水势，不必作新。明英宗英宗准了皇甫仲和的奏请，于是在正阳桥东低洼处开通壕口，借助西高东低的地势，河水由西北往东南而去，一直流到左安门，当初的河面很宽，可以通行小型船只。

三里河的开挖，使汛期暴涨的护城河水得以及时排泄，利于城池的安全。此后的天顺至成化年间（1457-1487年），又曾有大臣上奏皇上，建议修疏三里河，以济漕运。因这里距通州张家湾约四十里，而且过大通桥（今东便门外）就是通惠河。如将三里河加宽、加深，便可将漕运之船行驶到正阳门外。成化七年(1471年)，成化皇帝朱见深派工部大臣勘察三里河至张家湾的河道。但勘察的结果是：“三里河水深只有二三尺，浅处一尺余，阔处仅丈余，窄处未及一丈，又有走沙，干旱则淤壅浅涩，雨则漫散矣。”成化皇帝权衡之后，以“三里河河道势不易开”为由，放弃了修疏三里河。但从正统五年到正德末年（1440-1521年）的80年间，三里河起到了分流护城河水的作用。尤其是夏季雨多河水暴涨时，一部分护城河水顺着三里河导入金口旧渠直达高丽庄潞河（北运河），减轻了洪水对护城河两岸街区的威胁。

《明史》中记载的三里河

三里河修通以后，由于正阳、崇文两座城门外的商业和居民区不断扩大、发展，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三里河西侧已成了为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出现了猪（珠）市口、鲜鱼巷、粮食街、煤市等集市。此后三里河东侧也成了人烟稠密的居民区。

明代中叶以后，三里河水道日益淤塞，为此朝廷曾拨出专款进行治理。仅弘治皇帝朱祐樘就曾三次下旨，拨银几万两，疏浚三里河。但朝廷所拨的疏浚河道银两却被层层盘剥，工部所属的都水司、营缮司、节慎库等治河官员均有贪污，甚至连南城兵马司的官员也得到好处，治河款到了河工手里已所剩无几，施工时自然少不了偷工减料。有几个河道转弯处本应砌砖加固，以免水流不畅，但因所需银两不足，最后只用土坯进行了修砌，遇河水冲击时便坍塌了，因此更加重了河道的淤积。此事被巡城御史发现后，逐级上报，最后奏至弘治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大为震怒，令都察院御史彻查。一个月后，都察院查办了涉嫌贪污治河银两的大小官员二十多人，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发配，而贪污银两最多的（两千两）都水司郎中（正五品）被问斩，工部大臣也因督查不利被处罚。

大约在正德末、嘉靖初期，因河道严重淤积，河水断流，三里河已基本废弃。

清代初期三里河河道大多被夷为平地

如今的三里河“水穿街巷”

到了清代初期，三里河大部分河道被夷为平地，附近居民便沿河道故址建房，逐渐形成多条街巷，其名称多与三里河有关。《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朱彝尊原按张爵纪五城坊巷胡同，南城正东坊有西三里河、东三里河、芦苇园，崇南坊则有南河漕、于家湾、递运所、缆竿市，又有三转桥、纪家桥、板桥、双马庄、八里庄、十里河，皆三里河入张家湾故道。”

清末时，三里河南段尚遗存部分狭窄的河道，“龙须沟”便是三里河的一段河道。光绪年间以前沟水较为清澈，到了宣统年间，金鱼池以北三里河的水便已干涸。进入民国以后，只留下一条很窄的水道，上面架有简易木桥，两侧逐渐成了垃圾场，最后变成一条只有两三米宽的臭水沟。当时有很多逃荒逃难来的穷人聚居于此，两岸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民国政府为整治龙须沟，改砌暗沟，但只完成了西段，而东段从天桥东经金鱼池、红桥折向东南这条沟仍为明沟，垃圾遍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城市卫生环境，北京市政府决定根治龙须沟，将原有沟身填平，改明沟为暗沟，并修建马路，安装路灯，开通公交车，由此使三里河尚遗存的部分河道完全消失。只有北京地图上标注的打磨厂、长巷头条、芦草园、北桥湾、南桥湾、金鱼池、红桥等古老的街巷名称，大致勾勒出古三里河的基本走向，而河道遗存物已很少见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