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7日开始，在北京晚报上出版‘北京妇女’专刊

1954年：公园建设“让步”李贽墓保护

当城市建设与文化遗迹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呢？昨起开放的两份档案，或许能给你答案。 

其中一份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关于陶然亭处的高君宇及其妻石评梅二墓如何处理问题给彭真、张友渔、吴晗的签报”的档案，记载了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在修整陶然亭公园时，发现高君宇烈士和妻子石评梅二墓，遂请示市领导如何处理，其中还提及了迁移二墓的方案。 

高君宇是著名共产党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石评梅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在他们身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凄美爱情故事。修整公园发现烈士墓，该怎么处理呢？档案记录了当时市领导的批示：“就地填土休整，在周围用青砖砌墙，保护好烈士墓冢，将来供后人瞻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如今，石评梅写给爱人的诗句仍镌刻在墓前，诉说着美好的爱情和坚贞的信仰。 

无独有偶，位于通州区海子公园燃灯塔西侧的“李卓吾先生墓”，也曾遇到过“迁还是不迁”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为兴建公园，当时的“通州市”政府决定将盘踞附近的坟地迁出，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号卓吾）的墓恰在其中。为此，1954年，叶恭绰、章士钊、柳亚子、李根源等联名致信“通州市政府市长”，阐明了保护目的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保护意见。如今，这座已成为重点文物的名人墓仍安然静立，带领人们追忆先贤，展现着通州的文化底蕴。

1960年：本报开设专刊展现妇女风貌

“经市妇联领导决定，从10月7日开始，在北京晚报上出版‘北京妇女’专刊。”一份新开放的来自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的档案，记录了1960年本报一个专刊诞生的过程。 

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妇女”专刊每期都围绕一个主题，以城市公社街道生产、福利、服务事业中的女性为主，同时面向区属中小工厂女工等各阶级妇女，从中选取典型进行报道。除了报道动态消息外，还开设了“红旗榜”等两个专栏。文章比较活泼、短小，稿件一般在四五百字左右，人物典型也不超过一千字。 

而这份档案同时陈述了这个专刊的“任务”：向妇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鼓舞妇女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情，向社会宣传妇女的新风貌。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入学、入园高峰随着而来，北京学位资源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份1962年的档案记录着早在当年，北京市通过“二部制”来协调学位资源的情形。“全市二部制学生大量增多，小学生比例从上学期的76.62%增长到84%，初中二部制学生则从5%提高到39%。”随之而来的是校外儿童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学生们放学后做什么的问题。虽然根据档案，当时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积极为儿童开辟活动场所，各方面举办的校外教育、活动单位约计230处，每天可容纳34000个儿童，但全市街道儿童活动站仅有80多处，且集中在东、西两区，仍不能满足需要。“崇文区二部制小学生达92.5%，但除了学校组织的家庭自学小组外，该区街道上没有儿童活动组织。宣武区只有一个少年之家、两个儿童活动站。”为此市妇联提出建议：除有条件的单位更多开办儿童活动站外，还提议街道办事处设专人负责儿童校外活动组织，并解决街道儿童活动站辅导员工资待遇问题。

1981年：庆祝大会上郎平追忆夺冠时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共同情结，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女排就是集体记忆、共同情结。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经过7轮28场激烈的比赛，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重温这部分档案，仿佛带领我们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令人激动、举国沸腾、万人空巷的时刻，想起了黑白电视机和电视机前排排坐的木质小板凳。“女排精神”激励和感召了整整两代人，是每个国人心中绕不开的燃情记忆。 

“领队张一沛；教练袁伟民、邓若曾；队长孙晋芳；队员郎平、张蓉芳、周晓兰、陈亚琼、陈招娣、曹慧英、杨希、朱玲、梁艳、张颉云、周鹿敏；医生田永福。”16个名字闪烁在这批开放的档案中，唤醒了深藏在人们心底无法抹去的共同记忆。 

11月24日下午3点，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大会，大会上，领队张一沛、队员郎平分别汇报了比赛经过，而这批档案则生动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1月16日晚，那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日本大阪市体育馆里，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当我们雄壮的国歌声响彻整个比赛大厅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好像跳出了胸膛，激动得无法抑制。”郎平在汇报中动情地说，“我们都想，等到将来老了，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自豪地回答：‘那是1981年11月16日，当我们代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时候！’” 

此后，全国劳动模范、首都钢铁公司顾思乡，北京一六一中学女教师胡红星，北京女子蓝球队队长宋晓波也分别发言，盛赞女排精神，并表示以女排为榜样，勤奋努力，顽强拼搏，为祖国做出新贡献。

1985年：联名提案助首图“走出”国子监

孔庙和国子监是我国仅存的元、明、清三代太学建筑，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现在它们作为“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不可分割地展现了中华古代教育的灿烂历程以及中国传统建筑群落的宏伟壮丽。可是在多年前，它的命运还曾与首都图书馆交织在一起。直至上世纪80年代，诸多文化界人士的一封联名提案，使国子监与首图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之路。在此次开放的档案中，就记录了这意义重大的“第1122号提案”。 

1956年10月，受周恩来总理指示，市图书馆迁入国子监，并正式定名首都图书馆，馆名由郭沫若题写，并在国子监辟雍大殿前的圜桥教泽开设普通民众的课外大学堂。不到十年，就发展成了藏书近百万、职工超百人、馆舍万余平方米的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然而首图所栖身的历史古建已“跟不上”它发展的步伐。 

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期间，政协委员博物馆学家王振铎、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学者周汝昌、画家吴冠中、作家姚雪垠等23位文艺界人士，联名提交了“关于另建首都图书馆将国子监办成反映我国古代教育史博物馆的提案”。提案中如此“陈情”：“北京国子监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也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大学。这样的古建筑十分难得，1961年已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目前为首都图书馆所占用。长此下去，势必要加以拆改，有损古建筑原状，也不适合图书馆之用。”专家们为此提出建议：另行兴建首都图书馆，参考国外分区建立方法，以满足藏书、借阅等现代化设备与技术的需要，而国子监则把它作为复原陈列办成一个反映古代教育史的博物馆。 

此后，关于首都图书馆新建馆址的问题，当时的市计委列入了1985年的基建计划，后又经过几次周折，才有了今天位于东三环华威桥东南侧的新首都图书馆。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