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笔者的《林徽因梦绕琼岛雪池》一文介绍了陟山门街雪池林宅的历史，其中提到，当年先后租住雪池林宅的胡适与许地山，在介绍这处宅院时都提到了陟山门街6号，这个地址也是雪池林宅所在。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和现场走访后，大致断定陟山门街6号就是如今的陟山门街13号院。笔者将详细陈述自己的推论过程，以期抛砖引玉。
郑希成先生《老北京民居宅院》一书中绘制的陟山门街13号院落示意图。
清末民初，从景山向北海白塔眺望，方框处为当时的陟山门街6号院。
清末民初，从北海琼岛向景山方向眺望，方框处为当时的陟山门街6号院。
雪池林宅有一座高阁
陟山门街处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古都风貌保护范围以内，这条街的街巷、院落整体格局大体保留下来。按照民国时期街道、胡同门牌号码编排方法：东西走向的胡同，门牌号码先从胡同东口路北第一座院落算起，自东向西，分别是1号、2号、3号……排到最西头后折返到胡同路南，最后回到胡同东口南侧；南北走向的胡同，则先从南口路东自南向北排起，排到最北头折返至路西，再回到胡同南口西侧。
1965年北京地名和门牌号码编排方法发生调整，实行单双号制度。即东西向胡同，门牌号码从东向西，路北全部为单号，依次为1、3、5……路南则为双号，依次为2、4、6……南北向胡同，门牌从北向南排列，路西为单号，路东为双号。
依据现行规则，陟山门街东口路北自东向西数，民国时的6号院落门牌号应该是如今的11号。笔者现场走访发现，如今的9号院与13号院之间，11号门牌缺失。向9号院的一位长者询问，据他介绍：曾经的11号，是9号院（也就是过去5号院）的小西门，原本并无单独的门牌号，前些年添加了11号。近两年开展街巷整治，小门已被封堵，11号门牌也随之不复存在了。因此出现了过去第6号院落门牌号为当今13号的现象。
再回到周大烈的诗。其中有“小阁倾谈戴雪还”之句，俪文的文中也提到周氏“宅中有一阁，登高远眺，则景山与白塔，远近在望，风景绝佳。”这是雪池林宅非常明显的建筑特征。
笔者找到两张上世纪早期拍摄的这一带的老照片，一张是从北海琼岛向景山方向，一张是从景山向北海白塔方向。照片上与“陟山门大街6号”相对应的位置上，清晰可见一座深灰色屋顶、白色墙体之高阁式建筑。与周诗、俪文所述吻合。
而在石原皋的记忆里也这样回忆林宅：
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
1938年出生于北京的郑希成老人，从2001年起，走进京城大小胡同，寻找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承的民居宅院，在众多老住户的协助下，把许多已经消失、即将消失，或者保留下来的老宅院，用画笔以高视点、白描的方式绘画出来，最终汇成《老北京民居宅院》一书。书中就有“陟山门外观景楼”章节，除绘有院落示意图外，还配以文字说明：
据70岁高天岭老人讲，陟山门街13号原为李莲英九姨太太宅院，后为法国人办的助产士学校。……此院为靠北海东门最近最大的宅院，全院有廊子相通。观景楼位置极妙，向西可看北海白塔，向东可观景山。
对于高天岭老人所述该院落历史沿革，姑且不做评论。文中诸如“靠北海东门最近最大的宅院”、院中有“廊子相通”、“观景楼西看白塔、东观景山”等特征，与俪白、石原皋等人的描述高度一致。
雪池胡同与北海夹道原本不相通
此前，有很多说法认为雪池林宅旧址是雪池胡同2号。绕过残存的雪池冰窖，向西十几米后再折向东北，沿着弯弯曲曲的北海东墙，继续北行几十米，有一座坐东朝西的四合小院，就是雪池胡同2号，如今是一座敬老院。
数年前，笔者也曾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现在翻过来看，这一观点站不住脚。为何这么说？将1982年北京城区地图和目前地图一对比就会发现，如今雪池胡同2号所处位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北海夹道的一部分，它与雪池胡同并不贯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北海夹道与雪池胡同没有半点关系，只是后来改造时，才把北海夹道纳入雪池胡同中。
当年，北海夹道是沿着北海公园东围墙与宅院之间一条窄窄的夹道，最宽处只有二米，最窄的地方仅有一米左右。
老北京马营海在《胡同中的回忆——穿堂门》一文中是这样介绍北海夹道的：
上小学的时候和同学去什刹海游泳，从景山前街往西走，过了大石作胡同快到北海南门就是夹道的南口。顺着这条夹道您就往前走吧，它的西侧是高大的公园外墙，另一侧是住户的院墙，夹道里住户不多，仅有的几个院门闭得紧紧的。……终于我们走出了夹道北口，只觉眼前豁然开朗，一条马路横在眼前，对面就是我们要去的什刹海。
至此，笔者认为，今陟山门街13号就是民国时期雪池林宅所在的陟山门街6号。大院的后墙外正是雪池冰窖，向东隔一个院落是雪池胡同，将这处宅院赋予“雪池”二字，恰如其分。
目前，陟山门街13号总体规模基本得以保存，但其内部格局、房屋建筑、庭院植被等均遭到较大程度的拆改，成了一座大杂院，亟待全面恢复与修缮。
陟山门街曾有北平图书馆宿舍
笔者也想就与陟山门街13号有关的说法做一些探讨。第一种说法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陟山门街13号是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宿舍。胡适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租住于此，并撰写出名作《古史辨》。持此论者，举1926年4月20日定稿的《古史辨自序》为证，顾颉刚在这篇自序的最后一段云：
这篇序文的起草，适在北方军事紧张之际，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我的寓所在北海与景山之间，高耸的峰和塔平时颇喜其风景的秀美，到这时竟成了飞机投弹的目标。当弹丸落到北海的时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的高，我家的窗根也像地震一般地振动了……
北海与景山之间，就一定是陟山门街13号吗？非也。事实上，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就业之初”章节里对住址有明确记载：
（1920年）暑假过后，父亲返京，开始在北大工作。即经就业当然要有自己的住所，父亲与吴维清（辑熙）、毛子水合租下大石作32号，这里距学校较近，处于景山北海之间，交通方便，他很是满意。
另据1922年6月编制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显示，顾颉刚彼时的职务是：总务处图书部编目课助教，通讯地址正是大石作胡同32号。
顾氏没有住过陟山门街13号，尚可从其本人日记中找到依据，1926年6月6日日记：
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需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予感极。
顾颉刚经济拮据一事，在《古史辨自序》中已有所交代，顾颉刚向胡适借钱之时，胡家已搬到陟山门街6号近八个月。胡适仅年长顾颉刚一岁多，但顾氏终生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试想，如果顾颉刚此时租住于胡适家中，胡适怎么可能逼顾颉刚向他借钱交房租呢？于情于理都无法讲通。
不久，胡适离京赴欧。1926年8月5日，顾颉刚也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1929年5月，顾颉刚回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他就搬到了海淀成府村的蒋家胡同9号居住。
另外一种流行说法是：陟山门街13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的职员宿舍。顾颉刚的弟子、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谭其骧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曾居住于此。
谭其骧这一时期确曾住在陟山门大街。他在《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一文中写道：
1932年初，我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走上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工作岗位，——进“国立北平图书馆”当馆员。
我在北平图书馆整整待了三年。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单身住在景山西门陟山门大街图书馆办的宿舍里。
根据史料，谭其骧入住陟山门与周、许翁婿迁居雪池林宅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叠。考虑到周大烈、许地山当时社会地位和家庭情况，不太可能与谭其骧同住。
查阅《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与谭其骧和陟山门街有密切关联的有两处资料：第一处是1932年11月编制的职员录，其中，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舆图部等十余人的住址均记作“本馆宿舍（或景山西本馆宿舍）”，电话为“东四二九四”，可惜未给出具体地址。另外，总务部文书组登记的住址为：景山西陟山门街15号。
第二种是1935年3月编制的职员录，其中，西文采访组组长孙述万与岳梓木同住陟山门大街15号；中文组委员兼书记赵万里，登记住址为“陟山门大街7号”；其他人员登记仍为“本馆宿舍”。可见，“本馆宿舍”既不是岳良木他们所住的15号院，也不会是赵万里所住的7号院（今21号）。
此外，这份职员录中还记载，该馆舆图部代理主任王庸、金石部代理主任刘节，登记住址同为：西安门内养蜂夹道三号。1934年至1935年《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教职员录》中，作为史学系讲师的谭其骧，登记住址正是此地。考虑到这时谭其骧刚刚从图书馆离职，有人推测养蜂夹道三号是图书馆的另外一处职员宿舍。因为根据《吴宓日记》1930年9月1日记载：“正午至中海居仁堂北平图书馆（注——1929年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开馆，1931年迁至文津街）袁同礼招宴……又至养蜂夹道该馆新建房舍参观。”
但这处地址，就不是处于景山与北海之间了。那么，谭其骧在陟山门街的宿舍究竟在哪里呢？在《张秀民自传》中看到这样一段记述：
新馆绿琉璃瓦，汉白玉栏杆，画栋绘梁，俨若皇宫。馆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因名馆前大街为文津街……于1931年6月底落成，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开幕式。而余在四五天后（七月初）方到馆，住景山西陟山门大街，大高殿后，御史衙门图书馆宿舍。
答案终于揭晓——原来，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今陟山门街5号）当年一度被用作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员工宿舍。联想到前文中已经介绍的众多名人，民国时期的陟山门街可谓星光璀璨，熠熠生辉。
谭其骧1936年秋从南方返回北京后，曾暂居西单辟才胡同75号（参见1936年至1937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一年后迁往燕京大学东门外北河沿新寓所。
（原标题：雪池林宅今安在）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李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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