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京畿风起云涌,革命党人曾舍命暗杀袁世凯及良弼
记者 王培
2021-11-24 15:18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911年10月10日,驻鄂新军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掀开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序幕。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后,达官贵胄无不为之骇然。一时间,京畿一带,革命思潮风起云涌:进步人士纷纷组建革命政党;驻扎于京畿的新军队伍里,拥护革命的将领酝酿着兵变;京城的革命党人组织敢死队,舍生取义刺杀清廷要员……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清政府轰然倒台。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武昌起义》的浮雕新华社/TAKEFOTO 供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新华社/TAKEFOTO 供图


张绍曾


北京植物园里的张绍曾墓


吴禄贞


吴禄贞墨迹,现收藏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彭家珍生前用过的铜墨盒(右)和铜镇纸(资料照片) 新华社 TAKEFOTO供图


彭家珍牺牲时的照片

武昌起义后清廷做垂死挣扎

1911年10月10日,驻鄂新军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占领武昌,不久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至11月底,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等15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有关消息就传到北京,许多报刊及时予以报道,引发各界民众的极大关注。10月12日起,《顺天时报》作了连续报道:“旨瑞瀓电奏,探知革党潜匿武昌,定期十九日(10日)夜间起事,正饬防拿。”在“时事要闻”栏,以《武汉匪党之可虑》为题报道:“后电云鄂新军中之炮队及辎重队遂反乱……据闻已以炸弹爆毙张统制彪,而瑞督已搭炮舰避难于汉口。”

梅兰芳生前的回忆文章《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这样记载,10月12日白天,他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楼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卸装时,京师译学馆的朋友言简斋等人到后台来告诉他说:“武昌发生兵变,被革命党占领了。”

当时的朝野,惶恐万分。据梅兰芳听军咨府的朋友说:“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监国摄政王载沣马上召集御前会议,各部大臣都列席。会议开始,载沣面色阴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这样僵持了许久之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才用低沉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还是请午楼(陆军大臣荫昌的号)辛苦一趟吧!”载沣表示赞成,这次御前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

之后,清廷急忙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应对危机,做垂死挣扎。

首先是调兵遣将,试图南下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10月13日,清廷指派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军立即南下“讨伐叛乱”,又命萨镇冰指挥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从水路发动进攻。14日,委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陆军南下进剿。袁世凯在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于11月初指挥北洋嫡系部队攻陷汉口。

其次,清廷立即停止在直隶地区进行的“永平秋操”,将参加秋操的禁卫军调回北京,驻防皇城周围。指派贝勒载涛督率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组成的第三军“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第三,异常提防和仇视汉人。镶蓝旗护军统领希璋,奏请用八旗兵取代新军守卫京城,并署民政部大臣桂春,“密令内外城巡警总厅,将汉族之充警察者,查点人数,密造名册,预备一律撤出;一面密调城外之圆明园、外火器营、健锐营旗兵两千人进城分驻,俟将汉族警察撤除,全以旗兵顶补,即拟于某日夜间同时动手,屠杀京城之汉人。”此令传出,人心恐慌,险些引发大动乱。

此外,对京城实行全面的严密监控。《大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昨日政府以武昌失守,革命党势甚汹涌,京师不得不事先预防,业经拟定办法数则:责成民政、邮传两部对京汉、京奉等火车须严行取缔侦察;责成邮部对于外省到京电报信件,如稍可疑即予扣留;责成民部通饬各区警兵一律荷枪守望,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须严加盘问;责成学部严密调查此次游学生以及各省到京复试学生身家履历,试毕即行出京,各回本籍;责成军咨府、陆军部,对于驻扎近畿陆军严防暴动。以上各条办法,当即分饬遵办。

武昌失守后,京师各界无不震骇,《顺天时报》10月14日报道,“民政部为预防未然起见,故饬警员将该管区域内演唱夜戏各园及电影等剧,一律禁止停演”。

《大公报》10月17日还报道,清廷官员认为“茶社酒肆向为造谣生事之区,亟宜严行禁制,以免匪徒摇惑。除派员随时严密稽查外,并拟会同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出示严禁,如敢故违,即行按法惩办。”

与此同时,京城内危机四起,一片混乱。城内连日流言不断,“有言已由邮传部预备火车者,有言热河已修行宫者,有言密云已修道路者,又有言洋文报纸谓将往奉天者。不经之言,已是骇人闻听”。大批朝廷官员纷纷请假离京而逃,“每次火车均挤不能容”,仅逃避天津之京官就“日以千计”。

京师混乱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金融危机。许多王公大臣“亟于自保财产,纷纷向银行提取现银,寄存私宅,且有转存外国银行及收买黄金金镑者。耳目昭彰,人心愈加恐慌”。

据《清实录》记载:武昌起义之后,“大清总银行及北京储蓄银行执票取银者,几于给不暇给,甚至取银圆者则以银折付,取现金者仍以票交,于是市面恐慌,竟有不用该银行纸币之说。”当时不仅大清银行,各城银号钱店也受影响。“连日倒闭钱铺,不下一二十家,而一切交易,非现银不行。”

10月17日《顺天时报》刊登了京城被迫关闭的银钱店,有东四牌楼和丰、东单牌楼北义和、北新桥德兴、阜成门外大兴、兴隆街天泰昌等数十家。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量官员逃离之地的天津,其时革命之势,同样风起云涌。

1909年,天津就成立过一个隶属于同盟会直隶省支部的进步组织。1911年6月,天津还出现“天足会”等进步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张相文和白毓昆认为革命时机已渐成熟,开始“暗结团体,待机而发”。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江西泗阳人,少时曾就读上海公学,青年时代抱救国救民之志,潜心钻研近代地理学。1907年到天津任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教务长,1911年初任该校校长,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

白毓昆(1868-1912),字雅雨,江苏南通人,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江南才子”,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和澄衷学堂任教。1908年,经挚友张相文举荐赴津,在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和北洋政法学堂执教,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

张相文与白毓昆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各有侧重,张相文社会地位较高,影响广泛,主要负责制定斗争规划,策动上层,暗中活动;白毓昆则以教师的身份,直接出面负责联络各方的组织工作。1911年10月至11月间,张相文与白毓昆在天津法租界创立了“共和会”。白毓昆认为,“京津清室根本地也,京津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因此,天津共和会的宗旨就是“谋图举义”,进攻北京,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部署,一时间京畿各地掀起革命风暴。

军事演习里新军的大胆密谋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筹划了一次名为“永平秋操”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欲借此威慑革命党人和各地反清力量,抗拒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此时,北方新军中的革命将领抓住时机,试图发动兵变,进攻北京,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于是,革命与反动两股势力在京畿地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秋操是清末新军定期举行的军事演习,规定每一至三年举行一次。1911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本年秋季,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在永平府地面举行大操。”7月,上谕:“派军咨大臣贝勒载涛恭代亲临总监两军。”

直隶永平府约为今唐山、秦皇岛两市的大部分地区,当年包括滦州、卢龙、迁安、昌黎、抚宁、乐亭、临榆等7州县。参加演习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军,总计6万余人。其中,东军是以汉人为主的“新式陆军”,主要由第一镇、第二镇和第二十镇的部队组成,总指挥是“军咨使”冯国璋;西军是以满人为主的“皇廷禁卫军”,主要由禁卫军第二混成协、第四镇和第六镇的部分部队组成,总指挥是陆军部正参议舒清阿。按照秋操预定程序,演习从10月10日至20日,为期11天。

在此之前,新军中就有不少具备革命思想的将领。1911年3月,第二十镇统制由张绍曾担任。他治军有方、主张维新,受到倾向革命的官兵的拥护。永平秋操前一个多月,张绍曾约见北方同盟会领导人王葆真,表明了倾向革命的愿望。在接到参加秋操的命令后,张绍曾便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聚在一起密商举事反清计划。张绍曾认为:这次秋操,两军兵力相较,东军比西军多近万人,实力也比西军大得多,可军咨府却内定东军败西军胜,借秋操压制新军的阴谋昭然若揭。因此,要给禁卫军一点厉害,让清廷知道新军不是好惹的。吴禄贞明确提出:利用秋操之机,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三人研究决定,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为协调行动,三人组成统一指挥机构,吴禄贞为总司令,张绍曾为副司令,蓝天蔚为后援司令,负责控制杂牌军队。随后,张绍曾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与此同时,京畿地区的革命党人也加紧活动,纷纷联络新军,准备反清起义。据鹿钟麟后来回忆:当参加秋操的新军限10月上旬集中滦州待命的消息传出后,革命党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策动新军届时起义。

10月9日,张绍曾指挥第二十镇参加秋操的部队离开新民府,向滦州进发。次日,张绍曾亲率镇司令部进驻昌黎县崔庄,距滦州约30公里。当天,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立即下令停止秋操,同时电令集中于滦州地区待命的新军各部一律返回原驻地,听候调遣。

新军起义功亏一篑

此时,清廷加紧大规模调动军队,妄图尽快镇压南方反清起义。手握军咨府大权的良弼将北方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军:第一军由第二、四两镇及第六镇之一协组成,归陆军大臣荫昌管辖;第二军由第二十镇与第三、五两镇各一协以及第二混成协组成,归冯国璋管辖;第三军由第一镇及禁卫军组成,多为满人,归载涛统辖,留守京城,以备后援。10月13日起,第一、二军这两军奉命陆续南下,镇压革命军。

在此期间,张绍曾获悉了更多关于武昌起义的消息,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推翻清廷的信念。他拒绝执行南下命令,并“始拟直取北京”,发动武装起义,响应武昌起义,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翻清政府。

10月13日,张绍曾试图说服高级将领支持南方革命,共同发动起义,但与会各将领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为了稳妥地进行反清斗争,张绍曾确定了反清策略:首先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然后根据形势变化再进行起义,推翻清政府。

经过与革命党人王葆真等人的商议后,10月27日清晨,张绍曾决定兵谏。他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前进,并拟定了十二条政治纲领奏请立宪。张绍曾还派部下前往北京,将兵谏奏折以及“十二条”面呈清廷。

清廷对张绍曾的兵谏“大起恐慌”,急忙于10月30日发出“用人无方、施政寡术”的罪己诏,随后命令解除党禁,释放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等人便是在此之后不久被清廷释放),同时,清廷还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带着载涛的亲笔信前往滦州,对张绍曾进行“宣慰”。但是革命党人吴禄贞早有推动滦州兵谏向武装起义发展的打算。恰好,10月29日,山西新军在太原举行起义,成立军政府,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宣告独立,一时威震京师。吴禄贞与张绍曾制定了联合晋军进攻北京的方案。

11月1日,清廷购买了大批军火,由西伯利亚铁路运经滦州,可见清廷并无立宪之意。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革命党人彭家珍致电张绍曾,“请其在滦州截扣”,因此张绍曾将5000支枪和500万发子弹全部扣留。张绍曾在滦州截留军火,“令清廷骇极”,被迫采取措施。11月3日,清廷向张绍曾通告“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还使用各种手段,分化拉拢张绍曾部下。

11月4日,吴禄贞与阎锡山组建“燕晋联军”,吴禄贞担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分别任副都督、副总司令。吴禄贞等人在京畿地区调兵遣将,令清廷以及袁世凯深感不安。清廷免除了吴禄贞的职务,同时指派被吴禄贞免职的原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

11月7日凌晨,当吴禄贞正在批阅张绍曾发来的密电时,被他的警卫营长马步周(他被周符麟收买)刺杀身亡。吴禄贞被刺后,已被清廷免去职务的张绍曾,被革命党人护送回天津。

敢死队曾短暂占领安定门

吴禄贞遇刺后,11月27日,南下清军攻占汉阳,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革命形势出现不利局面。

此时,北京的革命党人陈雄和高新华等人心急如焚,商定在京城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廷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策应南方革命运动。而汪精卫却竭力使这次行动从属于“拥袁灭清”的政治谋划。

此前的11月13日,袁世凯奉旨返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袁世凯也想借革命势力压迫清廷下台,因此,他很看重汪精卫,以此控制北方革命势力,作为与南方革命政府斡旋的一个工具。

在此期间,汪精卫与袁世凯在锡拉胡同的袁内阁所在地,频繁地秘密交往,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合力迫使清皇族让位,由袁世凯出任共和政体元首的默契。为向清廷施加压力,袁世凯默许革命党人在京于11月29日发动反清起义。

为发动起义,北京的革命党人还组织了敢死队,队长是陈雄。陈雄(约1884-1911),字楚材,湖北襄阳人。早年入湖北两湖师范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毕业后入湖北新军当了一名司书,因向报社投稿揭露清廷政治腐败,被新军开除。1909年,他到保定新军第六镇任司书,在革命党人吴禄贞等人影响下,加入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和会,并在部队中积极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陈雄来到北京,与共和会北京分会同志商议刺杀荫昌,以支援南方革命运动。不过,刺杀荫昌的行动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展开。在11月29日的京城起义中,众人推荐他为敢死队队长。

11月29日晚,陈雄率领敢死队潜伏在内城东南一所宅院附近,按事先布置,于10时鸣炮,发出起义的信号。随后,一支队伍快速赶来,陈雄原以为是袁克定按计划率军前来协助,没想到却是前来镇压的清军。敢死队当即被清军团团包围,陈雄悲愤交加,毅然拔枪自杀,年仅27岁。

与陈雄一起的敢死队员李汉杰,也是共和会的会员,起义当晚,面对清军的围攻,他英勇抵抗。李汉杰在端方私邸前被军警抓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受尽酷刑折磨,后被清廷凌迟处死,时年33岁。

在当晚的激战中,另一部分敢死队员由高新华指挥。高新华是直隶宣化人,“貌狰狞,富膂力,然下笔千言,于经史无所不通。”他抑强扶弱,颇有古侠士风。他曾因事涉讼被捕,遭凌辱,愤殴狱吏致死,被定罪死刑。后值清帝宣统登基大赦,得以出狱。1910年,他在新军第六镇任司书,经人介绍加入共和会,并担任吴禄贞的地下联络员。吴禄贞被害后,他离开部队来到北京,参加筹备京城起义。11月29日当晚,高新华率队隐蔽在安定门附近,听到起事信号后,他率敢死队员们出其不意发起袭击,迅速登上城门楼,占领了安定门。然而,清军包围过来后,却不见其他起义部队前来增援。敢死队员们被迫突围,向南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众多战友遇难,高新华满腔悲愤,退至永定门外投井自杀。

革命党人舍命暗杀袁世凯及良弼

1911年11月中旬,袁世凯进京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独揽军政大权。11月27日,袁世凯指挥嫡系部队攻占汉阳,炮击武昌,武力威胁新生革命政权,他竭力破坏和镇压京畿地区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

对此,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成员意见分歧。会长汪精卫暗中与袁世凯频繁联系,充任袁的南北“议和代表参赞顾问”,对袁妥协,阻挠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另一部分成员则坚持革命到底,力主铲除袁世凯。革命党骨干黄之萌在京城起义前,曾当面质问汪精卫:“巨憝不除,革命鲜有完成之理,世凯今日不忠于清,他日岂能忠于革命乎?”

1911年12月,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成立以后,下属机构之一暗杀部,确定了“以为诛锄元凶巨憝之计”,刺杀对象为袁世凯、良弼等人。暗杀部由彭家珍负责,所需武器弹药从上海运来,暗杀团成员还到门头沟、十三陵等荒野处,练习射击、爆破等技术。

1912年1月1日,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颠覆满洲专制政府”为任务。而袁世凯在以辞职威胁清廷的同时,还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1月15日,袁世凯派兵镇压了通州起义,逮捕蔡德辰、王治增等人,情况危急。同盟会京津保分会的骨干张先培、钱铁如、黄之萌等人立即在北京宣武门外荆州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办法。大家认为必须立即行动,刺杀袁世凯,解救被捕的同志。

暗杀团成员早已掌握了袁世凯的有关情报:袁每日入清宫议事,要经过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东安门大街,入东华门。这一路线虽然袁经过时街旁均密布军警,但仔细看他们,态度悠闲,并不警惕,暗杀团决定在这一段截击他。而且袁入宫时在早晨,街上人少,容易被军警注意,他出宫时在中午,人多容易分散军警的注意力。

暗杀团决定于1月16日实施刺袁行动,由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严伯勋等人负责,彭家珍等人连夜赶制炸弹十数枚。当天上午11点45分左右,袁世凯退朝从东华门出来。袁乘坐双骑马车,在大批骑兵的簇拥下,由西向东行进。当袁世凯一行经过东安门大街,走到三顺茶叶店门前时,埋伏在茶店楼上的张先培掷出一枚炸弹,不料炸弹引发稍慢,袁乘马车疾驶而过。当袁继续前行至祥宜坊酒楼时,埋伏在此的黄之萌、李献文各投出一枚炸弹,炸中袁的马车,炸死炸伤马数匹,护卫营管带袁金标被炸身亡。

袁世凯慌忙从被炸翻的马车下爬出,在卫兵的帮助下换乘另一辆马车,从胡同里逃走。暗杀行动最终失败,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被判处死刑。

刺杀袁世凯失利后,京津革命党人将下一个刺杀目标对准了良弼。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人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宗社党),强烈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逊位。

担任刺杀良弼任务的是同盟会京津保分会的军事部长兼北京暗杀团负责人彭家珍。他在奉天讲武堂任教时与清廷贵族崇恭相识,而崇恭与清宗室权贵有密切关系,他便打算化装成崇恭去见良弼,摸清良弼的活动规律,择机刺杀。

由于京城的革命力量增多,良弼也搬了家,且行踪诡秘。彭家珍在京城内四处查寻,终于在1月24日,探知良弼新宅位于西四牌楼北的大红罗厂胡同。而且彭家珍获得重要情报,清朝宗室将借举行赏赐喇嘛腊八恩粥典礼为名,密议南北战事。负责监视良弼的一位同志来报告,良弼当日外出一直未归。彭家珍决定提前实施刺杀良弼的行动。1月25日一早,彭家珍写下绝命书,开始化装。

1月26日阴历腊八的晚上,彭家珍来到良弼旧宅,未发现良弼踪迹,于是,彭家珍乘马车来到良弼新宅。他先是以崇恭的身份求见,门房告知良弼不在家,门房将彭家珍带至客厅等候。彭家珍等至深夜,仍不见良弼回来,便起身告辞,乘马车离开良宅。驶离良宅不远,迎面遇到良弼乘车返回寓所。彭家珍赶紧让车夫调转车头,尾随至良弼新宅大门。

良弼的马车刚到门口,彭家珍抢步上前,口称拜会良大人。良弼非常警觉,质问了彭家珍几句。彭家珍旋即掏出炸弹投向良弼,良弼左腿当即被炸断,而彭家珍也被弹回的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

1月29日,良弼身亡。此后满清宗室贵族纷纷逃离北京,宗社党也土崩瓦解。2月12日,清廷宣布接受优待条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达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就此垮台。但正如革命志士黄之萌预见的“世凯今日不忠于清,他日岂能忠于革命乎?”就在清帝退位后不到一个月(3月10日),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终一步步窃取革命果实。

(原标题 辛亥风云 激荡京畿)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王培

流程编辑 u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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