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也成为了华人音乐史上的经典篇章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八十春秋过去，长征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灵史上的一颗烙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长征组歌》也成为了华人音乐史上的经典篇章，为一代又一代人传唱。“长征是前所未有的，《长征组歌》也是前所未有的。”蒋燮斌如此说道。

《大会师》为何又使用了《告别》的旋律？

正如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结束，《长征组歌》也是以《大会师》为整部作品画上了休止符。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大会师》和第一曲《告别》，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不仅两曲都是以“红旗飘，军号响”的唱词开头，而且在旋律上也大致相同。

《大会师》从最初的引子开始，便过渡到了进行曲中来，节奏也越来越快，直至结束。这一曲虽然节奏比《告别》要快得多，但是旋律和第一曲《告别》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调性上有所区别。这一曲是整个《长征组歌》的大再现。

在唱词上，两曲也有很多前后呼应。比如《告别》是饱含着悲情，“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而《大会师》，则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整个第十曲，也可以看作是“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的呼应。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第一曲往往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所以作曲家们往往用这个“第一动机”来贯穿全曲。

演员们为何要给一个延安老农单独演唱？

到如今，蒋燮斌已经指挥了《长征组歌》1200多场。他感慨地说，指挥了这么多场，每一场的体会都不一样。“音乐能把你带回那个时代，你会感觉红军战士仿佛就在你的眼前，告诉你，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

2006年，《长征组歌》重走长征路，蒋燮斌来到了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第一场演出在瑞金，当时正值酷暑，地表温度高达60℃，演员们有的热晕过去，蒋燮斌在指挥到第五曲时也出现了体力不支。“我不能倒下去，不然就没法演了。”他坚持着伏在指挥台上继续指挥，直到最后一曲才缓过来。

在遵义，演出中遇到了瓢泼大雨，当地群众自发地走上台给乐队打伞，保护乐器。在巴中，演员们遇到了山体滑坡，大家不顾危险，硬是手推肩扛把道路上的石头搬走。在吴起，蒋燮斌惊喜地发现，当年这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镇如今盛产石油，家家户户都有车。虽然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裕了，但是当地的人民依旧朴实。

在延安演出那天，天上下起了雨，有个老乡以为不演了就等雨停了才来。等到了会场，演出已经结束了。这位老乡后悔得边哭边跺脚，演员们这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名陕北红军，为了看《长征组歌》，他走了几十里路，两天只吃了一个馍馍。于是，蒋燮斌便找了一位演员给他单独演唱了《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位老乡才满意地走了。回到北京后，蒋燮斌还给他寄了几盘录音带。

《长征组歌》应该怎样传承下去？

《长征组歌》从1965年诞生至今，当年的作曲家、指挥家和老一辈的歌唱家已经相继作古，目前仍健在的寥寥可数。作为《长征组歌》的第二代指挥，蒋燮斌时常感到自己身上责任重大。

《长征组歌》的第一任指挥是唐江，蒋燮斌进团时，唐江已经退休。《长征组歌》最早的指挥棍是一根毛衣针，唐江看完他的指挥后，很放心地把那根毛衣针交到了他的手上。1995年8月1日，在《长征组歌》首演三十周年的演出中，新老两任指挥家举行了交接棍仪式。

蒋燮斌说，那一代的艺术家身上有着后人无法替代的东西。“感觉《长征组歌》就像是‘长’在了他们身上，觉得《长征组歌》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当中，成为了他们生活、精神的一部分。”

蒋燮斌曾观看过唐江的几场排练，他坦言，自己向唐老学习的地方有很多，但遗憾的是唐老走得比较早，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来琢磨研究这部作品。他之所以每场指挥都那么投入，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长征组歌》，把红军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传递下去、表现出来，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传承不是说教，不是为了传承而传承，而是要自觉地把它传承下去。”

在为《北京晚报》读者讲述“一路长征一路歌”期间，不少人给他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蒋燮斌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大了。他说，他们这代人的任务是把《长征组歌》像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展望未来，他希望年青的一代能够把“战友”风格的《长征组歌》带向世界。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王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