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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忽略的“中国左拉” 李劼人诞辰125周年

2016-04-08 16:56 网络 admin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诞辰125周年。长期以来,囿于“鲁郭茅,巴老曹,艾李赵”的定见,致使人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近年来李劼人代表作“大河三部曲”推出新版,但各方反响之冷清,令人唏嘘。其实,这位“中国的左拉”(郭沫若语)是一位被忽略的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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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李劼人全家照

文丨唐山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刘再复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有三位艺术个性突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小说家,分别是沈从文、张爱玲和李劼人,他们被认为是有望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沈从文后期不再写小说,1988年瑞典文学院有意将诺奖授予沈,但这年5月10日,沈老溘然长逝。张爱玲则因个性原因,未能把握好与胡适的关系,致使她长期徘徊在美国严肃写作圈外,到她被“发现”时,也已撒手尘寰。

如今,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持续热卖,相关研究著作亦颇风靡,而堪与二人鼎足的李劼人,却依然不为读者熟知。

以李劼人先生的代表作“大河三部曲”(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为例,译林出版社近年来推出了新版,该版以未修改本为底本,复归了这套现代文学史中里程碑式巨著的原貌,堪称是对李先生的最好的致敬。但,各方反响之冷清,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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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大河三部曲”

译林出版社

长期以来,囿于“鲁郭茅,巴老曹,艾李赵”的定见,致人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忽略了它多元的发展脉络。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真正伟大的作品是不会死去的,它只会暂时沉默,命中注定,它将因后来者的慧眼,而一次次复活。

幽默、细腻、深刻、生动、准确、老辣……“大河三部曲”让人惊叹的是:近80年前,中国小说曾达到过如此高度,它与世界水准竟这样接近。

郭沫若曾经说过: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消解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亲眼见证大家族的衰落

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1891年生于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因阴历生日为五月十四日,刚过端午,故小名“端端”,又因黑瘦,被戏称为“猴子”。据李家“正大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排辈,其学名为李家祥。14岁时,自改为李劼人。

劼,有奋进、勤勉、谨慎之意,可见李劼人对自我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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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李劼人

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是医生兼塾师,靠兜售祖传“朱砂保赤丸”谋生,后变卖家产,捐了个“典史指分”的小官。典史属“未入流”(比九品还低),辅佐县令,而指分是捐钱后,吏部指定分发到某地候补任职,简称为“指分”。

李传芳被“指分”到江西南昌,在这里,李劼人的母亲突发重病,3个月后右腿残废,从此不能行走。据李劼人自己说:“我在南昌的一年,家庭异常穷困,连我的衣服都几次进入当铺。要不是后来开了课吏馆,父亲每月考上优等得奖,我们几乎饿饭。”

李父后调到江西抚州任官,李劼人14岁时,被父亲送去当排字工,三个月后,父亲病逝,当时家中仅剩2元钱。幸抚州知府与李家同乡,帮助了安葬。李劼人与母亲搭运米船回川,中途船触礁,全部行李和父亲的藏书均告遗失。

在老家,李劼人将父亲终生积蓄下的500两银子放到商铺生息,每月可收五六两,此外李劼人祖母继续制作、销售“朱砂保赤丸”,亦能月入七八元。

李家三代单传,没有旁亲,但李劼人母亲杨家却是大族,李劼人有舅父辈20人,姨母辈30人,杨家大宅占了半条街。同治元年最盛时,杨家举丧,仪仗队竟雇了180人。但到李劼人舅父们时,杨家已衰落,李劼人曾说“曾见过外家的小康之世,一直亲眼见其衰落,若能得曹雪芹什一之才,将其详细写出,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

16岁后,在亲戚每月50元的资助下,李劼人读完中学,同学中有郭沫若、蒙文通等。在中学时,李劼人曾参与“保路运动”,此为辛亥革命前奏。1912年,21岁的李劼人中学毕业,因资助他的亲戚逝去,李劼人无力再上大学。

在官场深受刺激

1913年末,李劼人的一个舅父任泸县县知事,聘李为第三科科长,办理统计及文牍。1915年,李的舅父转任雅安县,李劼人亦同往,这年8月,李的舅父辞职。

22个月的官场生涯,李劼人深受刺激,他自述:“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觉得自民国二年以后,虽然算是革了命,而除了许多名词换过外,其实,凡支配我们的典章制度,依然是前朝前代的东西。”

回到成都后不久,李劼人被聘为《四川群报》主笔,月薪仅10元。在此期间,李劼人写了许多杂文、评论,还以“老懒”为笔名写了百余篇小说,其中40多篇归成《盗志》。《盗志》模仿了《官场现形记》,讽刺犀利,但情节过于直白,藏锋不够。《盗志》之后,又有《做人难》、《续做人难》,刻画了一无廉耻的小官吏内热翁,他自夸道:“我这人真忒聪明了!常人只说得脚踏两只船,我倒踏了二十只还不止咧!”

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虽欠成熟,却因敢于揭露现实弊端,广受好评。《四川群报》后被封,不久改出《川报》,继续聘用李劼人,月薪仍为10元,在李的同事中,有后来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

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特邀李劼人参加,并允许李劼人在成都建了分会。不久,李劼人的中学同学、已留学法国的周太玄、李璜来信说,他们在巴黎办了个通讯社,业务很好,但人手不够,要李劼人去帮忙。

李劼人将存入商号的银子抽出200两,加上亲朋赠款,勉强凑够旅费。赴法前7天,李劼人与妻子杨叔捃(音如俊)结婚。杨叔捃也是杨家人,系李劼人母亲的堂侄女,比李小8岁,二人同在杨家大院长大,据杨叔捃说:“我们当然不敢当面说,不过互相之间是早就认识了解的。”

留法期间,靠厨艺招来徐悲鸿

到了巴黎,李劼人才发现,通讯社早已倒闭,只好靠给国内报刊翻译、写稿维生。

为了省钱,周太玄、李璜和李劼人搭伙做饭,李璜后来写到:“其寡母能做一手川菜,有名于其族戚中。故劼人观摩有素,从选料、持刀、调味以及下锅用铲的分寸与掌握火候,均操练甚熟。”

李璜法语较好,负责采买,当时巴黎人不吃辣椒,都是从西班牙进口,用来装饰电灯,李璜一次要买一二斤,小贩大惊:你家为何安这么多电灯?一次李劼人要李璜去买花生,可当时法国并无此物,李璜又不知它的法语名称,只好画图,一直跑到郊外吉普赛人营地才买到。

李劼人厨艺精湛,以至于徐悲鸿来巴黎时,听说李劼人掌勺,宁可不去卢浮宫临画,也要来参加餐会。

在法国,李劼人翻译了莫泊桑、都德、福楼拜等人的小说,他尤其喜欢《包法利夫人》,前后三次将其译成中文,在自己后来创作的《死水微澜》中,多处明显借鉴了这部名著。

1921年10月,因国内汇去的稿酬、版税迟迟未到,李劼人与周太玄夫妇、李碧芸在蒙特利埃市只好停炊,他们买了一些长条法国面包,按天切成若干片,饿时用自来水泡食,如此坚持了两三个月,虽度日如年,却没有拖欠房租与水电费,怕给国人丢脸。

1924年2月,法国远东轮船公司为学生提供半价票,趁此机会,李劼人结束了4年零10个月的留法生涯。

办过纸厂,开过饭馆,当过机器修理厂厂长

回国后,正值杨森督理四川,广招留学生,黎纯一、喻正衡是李劼人留法同学,已入杨幕,

拉李劼人一起效力,但李劼人推说“闭门读书,不问外事”,黎、喻又以杨森名义下柬邀请李劼人,李依然不到。不久,李劼人入职《川报》。恰好黎纯一在另一家报纸上替喻正衡刊登征婚广告,有好事者促狭,编了一个女士的征婚广告,在《川报》上刊登,以讽刺二人。

《川报》广告人员也没仔细看,这则广告上的门牌号是假的,刊登者化名“吕纯意”,实为谐音黎纯一,广告内容极刻薄。

黎、喻见后大怒,向杨森告状,杨下令逮人,李劼人在宪兵司令部被关了8天,经友人营救出狱,敕令从此不得办报。无可奈何,李劼人只好转投成都大学,当时校长是张澜,颇受军阀排挤,李劼人也因此受累。

在大学当教授期间,李劼人还与别人一起投资办了嘉乐纸厂,可不仅没赚钱,还把多年积蓄赔了进去,并背上几千元债务。1930年暑假,张澜被排挤出校,为表示不满,李劼人此前已辞职,办了一家小餐馆,叫“小雅”。

“小雅”由李劼人的夫人掌勺,但做法都是李劼人亲授,每周要换6样菜。李劼人从不用茴香、八角,说太俗气,显不出家常烧的功夫来,此外他炒菜不打明油、不用味精,以去“馆味”。他烟熏排骨,专用花生壳柏树枝,因花生壳有独特香味。

因“教授开餐馆”名噪一时,一个连长以为李劼人发了大财,派人绑了李的3岁儿子做“肉票”,李借了1000元钱才将儿子赎回,这笔债务几年后才还清,餐馆维持不下去,李劼人只好去中学教书,一周上38小时,因此得了胃病。

1933年,卢作孚拉李劼人到自己公司工作,李在民生机器修理厂当了厂长,但和其他股东发生纠纷,1935年5月,李劼人坚决辞职。

“大河”三部曲:把“风俗史真正变成小说

结束10年职场浮沉,李劼人下决心回归小说创作,1935年7月,他完成了《死水微澜》,该书得到300多元版税,足够维持四个月。紧接着,他又写出了《暴风雨前》和《大波》,即“大河三部曲”。

“大河三部曲”以成都和天回镇为中心,展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巨变。李劼人原本就是讲故事的高手,经赴法学习和多年翻译外国小说的训练,“大河三部曲”如脱胎换骨。

李劼人擅白描,技法老练酣畅,且将四川方言融入其中,特别生动。在人物刻画上,则采取法国小说的技巧,如《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罗歪嘴,令人读后难忘,郭沫若曾称赞说:“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经典人物形象邓幺姑,在电视剧版和电影版(改名《狂》)中分别由邓婕和许晴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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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河三部曲”中,李劼人书写了大量的“非英雄”,且注重风俗史,学者杨联芬指出,这本是曾朴开创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模式,而李劼人将这种探索最终完成。曾朴只做到了将历史记录还原为精神史和生活史,而李劼人则更进一步,将其变成真正的小说。

李劼人善讽,比如写罗歪嘴贪慕蔡大嫂,进了房间,看见“她的那只御用的红漆洗脸木盆,正放在架子床侧面的一张圆凳上”。“御用”二字堪称传神。

此外像“逗得那坏东西连屁股上都是笑”“便拜给魏三爷做了他第十七名干女,而规规矩矩受了干爹的接济供养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乡坝佬,何事不可为,挑葱卖蒜,大小也是职业,却偏偏要来做官”,皆暗含机锋。

《大波》中楚用追求黄太太,向她表白,“楚用尚没有完全平静下来,黄太太脸颊上的酒窝业已露出……光这一点,这小伙子就非输不可”。

李劼人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所以能在不动声色中,揭示出生活的荒诞,人人都在演戏,却都自称是理想主义,当泡沫越吹越大、看客们被唬得目瞪口呆时,李劼人却躲在角落中偷偷坏笑。

在“大河三部曲”中,越到后来,李劼人的气魄越大,如《大波》中写了400多个人物,力图全景式呈现时代风貌,但过于求全,反而不如《死水微澜》那般细腻感人。

当上了成都副市长,位子不好坐

1935年秋末,李劼人的纸厂起死回生,乐山一位商人看好纸业前景,注资并接办了纸厂,李劼人被任命为董事长。

抗战爆发后,纸厂局面艰难,李劼人几次想辞职,回归创作,均未成功。后与中共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合作,捐纸支持其会刊《笔阵》出版,还特设“文化事业补助费”,救助贫病作家。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区买下2亩多地,翌年建成土墙草顶房子,自题为“菱窠”,这里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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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成都

1943年4月,李劼人与纸厂股东们发生争执,辞去总经理一职,但仍任董事长,此后李劼人翻译了几本书,还写了《天魔舞》(未完成,写了25万字),抗战胜利后,纸厂面临更大困难,到1949年时,已发不出工资,停业数月,为了排忧,李劼人写了《说成都》。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李劼人厂中积压的纸被《川西日报》一口气买光,工厂立刻复活。

成都解放后首度各界人士座谈会,李劼人便被请去,马识途将他介绍给贺龙等,“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在那个座谈会上他也作了发言,后来各方面活动他都参加”。

1950年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李劼人被提名为第一届市政府的副主席,李劼人没有同意,称纸厂的事太多,心无旁骛,但统战部的人对他说,为“七十万人做事贡献更大”(当时成都市人口为七十万)。7月市政府改选,李劼人被提名为副市长。据李劼人自己说,“名单发表了,思想上未作准备;但既发表了,不能再推辞”。

对于当市长,李劼人的女儿李眉曾问他,为何刚开始不愿干,后来又接受了?李劼人说:“这有什么奇怪?我是发过誓不做官的。再说,我岁数也大了,时间不多,想集中精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花费一些,但是我相信,我要写作,共产党是会支持的。”

然而,学者雷兵研究发现,李劼人就职后,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和建设局,他一度非常投入,只要身在成都,每次会议都出席,并发表意见。

但,李劼人很快与上级发生冲突,他主张城市道路要修得“壮阔”才“足以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规划主干道14米宽,但省委主要领导批评这是“好大喜功”,只准修7米宽,李劼人和马识途未予理睬,结果受到批评。

在一次会议上,李劼人抱怨说自己仿佛“走入真空地带。下面的干部不向我谈工作,也不和我接触,开会才叫我去,要我主持会议也是临时告诉,事前没有交待会议的要求、目的……开会就叫我来,来了就照念。有些市民给我写信反映情况,交下去办就如泥牛入海,办或未办,从不向我汇报”。

三件事让李劼人不满:一是1950年8月,“几个公安战士不向我说就在寝室里搜查非法武器……后来街道上组织委员会我没去,户籍警就点我李劼人的名,带话给我。我向李市长请假到沙河堡去,户籍警也对我责难,还说我仗的啥子势?我感到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

二是李劼人喜穿长袍,一次坐人力车去上班,警卫不认识他,让他下车后步行进入,而别的领导坐汽车呼啸而入,李劼人气得掉头就走,几天没去上班。

三是“菱窠”后新设成都电信机务学校,每早6点便喇叭轰鸣,学校食堂的污水流到李劼人家门口,臭气四溢,李劼人几次提意见,校方回答道:“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好了。”身为副市长,李劼人竟只能找媒体曝光来解决。

带着遗憾离开人间

1954年以后,李劼人开始改写“大河三部曲”,因时任文化部长周扬提出,时代改变了,解放前的一些小说已不符合新的需要,作家应该改写。老舍试着改《四世同堂》,但感到力不从心,便对周扬说改不了,周扬回答很干脆:改不了,那就不能出版。(此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出版)

李劼人也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1954年,他将《大波》重写的第一稿交给艾芜看,艾芜说不错,可李劼人寄给自己的儿子,却被批得一塌糊涂,据李眉说:“我兄弟当时对这篇初稿的主要意见是,要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同时对作品的结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李劼人说:“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儿子的意见对,就去掉重新写成的十几万字初稿。”因为儿子曾在延安待过,知道什么是政治关。

1956年,上级要求大家提意见,李劼人随口抱怨了几句,结果1957年时差点被打成“右派”,幸马识途找到上级领导,认为李劼人“可以挽救”,领导表示同意,马识途忙找到李劼人,让他主动检讨,“我相信他的文采,果然他一讲就通过了,大家还鼓了掌的”。

从那以后,李劼人终日躲在“菱窠”里,轻易不再出面。“三年自然灾害”时,因“菱窠”中养有鸡鸭兔等,屡屡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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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在菱窠重写《大波》

据李劼人生前好友吴孝感说,1962年时,家人考虑到李劼人喜吃卤味,但困难时期,很难买到,只好从外地买来未消毒的变质卤牛肉,李劼人先生食后腹痛、呕吐,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1岁。但李眉在为其父修订的《年谱》中,称李劼人是受过堂风,引发哮喘去世。作家沙汀则说李劼人是吃了一碗很辣的面条,引发了胰腺炎。

去世前,李劼人对吴孝感说:“大波,我的大波。”此时,《大波》的改写本还有30万字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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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重写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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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布客帮book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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