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青指向的这个“大仁中心”，也叫“百果园养老”、“亲仁公社”等。她与其他数百名老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如合同没细看，收费凭证不全等。

消费者与大仁中心签订的合同中，哪些条款有问题？《北京晚报》为此采访了北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巍。

贴身攻势下匆忙签合约

几年前，徐青家里的固话响了。“问我们要不要参加一个五天四夜的养老体验活动，只用交80块钱车费，吃住都免费。”徐青从来没有接到指向性如此明确的推销电话，便很轻易地被电话线另一头的热情所吸引。

三辆大巴车，一百多个老人，浩浩荡荡开进位于延庆山区的“百果园”养老院（大仁中心前身）。

一到地方，每对老人身边就围上来三四名服务人员，寸步不离；体检、参观、讲座，大仁中心全面展示了养老服务的细节。最后一天，关键的签约时机到了。

“在食堂里，每对老人桌边都围着三四个人，不停地劝，说过了这天，就没这个价了。”徐青说，从来没被这么多人劝过，碍于面子，就勉强同意签约交钱。看她意志不坚定，服务人员就领老两口去养老院院长张力及那里，由张院长亲自说服。“张院长看了我们说，属于消瘦型，体寒，在他们那儿治疗，肯定能见好。我之前看过中医，确实体寒，所以就信了。”

几十页的合同拿过来，服务人员指了几个要点，匆匆十分钟，徐青落笔签字。如今，她非常后悔没有仔细看合同，“在那种氛围下，人基本上是懵的。”

“大仁”不仁。价格畸高、虚假保健、拒绝退款，当老人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时，才发现来时路上埋伏无数。

不能退款？到期不兑钱？

在徐青签订的合同中，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合同预付金不计利息，在合同有效期内不予返还。”由于这一条，徐青不敢提出退款，只能硬生生等到有效期满。

北京消法学会副秘书长朱巍表示，只要数额不是非常大，双方可以约定不计利息，但不能武断地规定在有效期内不予返还消费者的预付款。

“消费者有知情权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今天我跟你签了合同，在你这里享受服务，如果你违约或者服务达不到约定的标准，我是可以要求你返还预付金的。”事实上，徐青在大仁中心购买的保健品货不对板，在食药局网站上虽能查到生产批号，但其他信息均与食药局的登记信息不符。

另一位老人王佳（化名）签订的合同则更为苛刻，其合同另附的“寄存单”，规定“（预付金额10万元减去预付当天消费金额后的）剩余消费金额……不能兑换现金。”因为这一条，尽管有效期已满，大仁中心也拒绝向王佳退款。

朱巍表示，“寄存单”的规定明显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关于公平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不能兑换现金，其实就是不能退，合同是不可以这样规定的，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钱进了谁的账户？

到底谁在向我们提供服务？这是很多老人共同的疑惑。因为，老人们拿到的票据上所盖的章，属于多个公司。

在2014年10月申请清算后，大仁中心转而用“亲仁公社”名义继续开展服务，李宏（化名）办理的就是亲仁公社的会员卡，但与他签订合同的却是北京仁寿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服务的则是大仁健康服务平台。

朱巍表示，这样的做法是在转嫁合同义务，明显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甚至是欺诈消费者，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退款，还可以要求三倍赔偿。

除了提供服务的主体混杂不清外，老人们还注意到，支付预付金后大仁中心都没有提供发票，只提供了收据；更严重的是，在仔细查询汇款详情后，他们发现，大量预付金直接进入了私人账户或其他公司的账户。

王佳提供的汇款详情显示，预付金10万元中的79000元，直接汇入了自然人柳彪的账户中；另一份详情显示，该消费者的预付金3万元汇入了自然人柳婷的账户，另外7万元汇入了北京福居宝地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

朱巍表示，大仁中心不提供发票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因为提供发票是经营者的义务；而如果钱直接进入私人账户或者其他公司账户，更说明这家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后期法院是可以直接从这些账户执行的。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请求退钱不得，徐青将大仁中心告上法庭。让她绝望的是，打赢了官司，仍然没法拿回钱。根据老人们提供的材料，目前打赢官司、在延庆法院执行庭立案的同类案件至少有44起，但都因大仁中心没有可执行财产而无法推进。

原来，早在2013年11月接受延庆民政局调查时，大仁中心账面资金余额已经为零；2014年10月，大仁中心向延庆民政局提出清算申请、申请注销。

“民政局说，你们放心，它不还你们的钱，我们是不会给它注销的。”徐青告诉《北京晚报》，“但是大仁自己开了个会，决定解散，就再也不管了，打官司也不来了。”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大仁中心曾派律师参与过早期的诉讼，但后期的诉讼都是缺席判决。

消费者们要求退款的诉求得到了延庆法院的支持，但由于大仁中心没有可执行财产，只能中止执行。无奈之下，消费者们收集了预付金打入其他账户、票据上盖章单位不一的证据，向法院提交了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但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

“法院告诉我们，谁主张谁举证。难道要让我们自己去调查大仁中心和其他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吗？” 徐青质问道。

“调查责任不在消费者，消费者提供线索即可。”朱巍表示，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如果一方提供了较有证明力的线索，那么法庭应进行调查，像预付金直接汇入个人账户就足以让法庭进行调查。朱巍认为老人们可以走另一条治“老赖”的路子，即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追究大仁中心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刑事责任，甚至提起刑事自诉，以“坐牢”威慑大仁中心及其负责人。

民办非企业初心还在吗？

《北京晚报》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大仁中心的性质很特殊，资料显示，其不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法人，而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据老人们了解，大仁中心还获得过民政局的拨款。

朱巍向《北京晚报》解释，所谓非营利性并不是说民办非企业不能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说其利润不能分配、分红，而应继续用于所从事的社会服务活动。

由此，对于大仁中心，仍有一些问题等待解答：大仁中心的行为，符合其非营利性宗旨吗？既然利润不能分配分红，那么预付金究竟去哪儿了？

在大仁中心涉案金额上千万的情况下，民政部门、检察机关为何迟迟没有行动？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孙毅 白歌